付文香，李晓坤，张心雨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恒讯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3.黑龙江讯翱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严歌苓作为新移民作家，她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印记，又于无形中附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她的《红罗裙》《约会》和《少女小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海外移民文化相结合的典型，《红罗裙》中海云(37岁)与70余岁周先生的婚姻、《约会》中五娟(40岁)与68岁丈夫的婚姻、《少女小渔》中小渔(22岁)与67岁老头的婚姻等都充满了“阴谋”，这些婚姻是女性在生活的压迫下不得已的选择。女主人公们原意都是想通过婚姻的桥梁改善窘迫的生活现状或是以此来保障所爱之人(或是儿子，或是男友)的生活，但适得其反，最终她们再一次走向生命的低谷，理想最终破灭。严歌苓是一个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边缘的作家，[1](P146)她作品中许多移民主人公也都兼具这些特点，海云、五娟和小渔在美国的生活都被夹在母语主流和美国文化边缘之间。[2]即使海云、五娟和小渔在空壳婚姻中极卑微的活着，也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而消耗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离平凡的生活越来越远。

一、男权外衣掩盖下的生存悲剧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男权主宰社会和家庭的现象都是十分普遍的，男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两性自然关系的文化压迫和实际上的个人专制。[3]男权控制下女性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中外文学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如《窦娥冤》《伤逝》《白鹿原》《妻妾成群》《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包法利夫人》等作品，无不体现着男权的专制与独断。严歌苓的《红罗裙》《约会》和《少女小渔》中女性悲剧也是受到男权的独裁与压榨而产生的。

(一)婚姻枷锁下的“夫”与“妻”

正如杨绛先生写在钱钟书《围城》扉页上的一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正常的婚姻尚且如此，“拼凑”的婚姻甚是难以到白头。

1.《红罗裙》中的周先生对海云的“排斥”

海云丧夫后改嫁美籍华裔周先生。海云三十多岁，周先生年过古稀，从年龄差距看，可以称为“父女恋”。但两人既没有女儿与父亲之间的关爱与呵护，也没有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恩爱与尊重。年纪大的周先生对他要听的话是有选择的，当海云向他提出给儿子健将买台车时，“周先生不言语，动作斯文地将耳朵里的助听器拔下来”。[4](P44)健将作为“拖油瓶”跟着母亲，与母亲一起在周先生家里受尽了排挤。周先生与儿子卡罗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球赛，“电视与沙发的角度很妙，第三个人绝对挤不进来”，[4](P48)更何况是海云与健将两个人。然而周先生与卡罗并不是在真正的看电视，他们只是借电视荧幕的滚动来装点一个只属于他们父子的空间，以这种方式和氛围来做一种微妙的划分。夫权控制着海云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商场与“家”，甚至，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家里的许多地方她都未曾去过。海云的人际关系也仅仅局限在“家人”之间。

2.《约会》中的丈夫对五娟的“防备”

《约会》中女主人公五娟的经历与海云大体相似，但她比海云更勇敢，面对被华裔老丈夫防备的情势，她能掌握主动权。华裔丈夫一开始就对儿子晓峰的存在怀有敌意，他防备着五娟与晓峰的任何约会，他跟踪五娟与儿子晓峰约会的过程像极了“警察”追踪嫌疑人的模样。第一周五娟出门与晓峰约会时，丈夫在客厅里看报，“看她一眼，想看透她出门的目的”。[4](P83)即使出了家门五娟也是提心吊胆的，目光总是不松懈的注意身后，以防丈夫派人跟踪。“她把车停在妇科诊所的停车场，拿出梳子，边梳头边前后左右的望，没人盯她梢。”[4](P84)五娟每次都要编造无数个谎言，躲过丈夫紧密的跟踪，才能换来每周与儿子晓峰在咖啡厅里的短暂见面。

(二)爱情和婚姻面纱下的“女友”与“妻子”

《少女小渔》中小渔被蒙上爱情的面纱，她对江伟的顺从就像蒲公英随风飘扬一样无可商量，即使与江伟初识，“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她笑笑，也认了”，[4](P5)她与江伟没有任何仪式地走在了一起。随后江伟消失半年，来信时却已替小渔办好上学的手续，小渔就这样被安排到美国，和江伟开启了同居生活。在美国，小渔像个物件一样被江伟当作“盈利”的工具，这里的“利”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利益，也包括江伟通过小渔在美国合法安居。为了取得美国绿卡，江伟开启了“典妻”的大门，22岁的小渔在他的安排下与美国67岁的老头结婚，他则伪装成女方的家人，江伟和小渔的关系便从“恋人”演变为“亲友”。婚后的小渔与“丈夫”存在诸多矛盾，与此同时，江伟也是不停地向小渔施压。被蒙上爱情面纱的小渔认为，江伟的需要却远比她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她就像只猫一样温顺的任江伟摆布，听他差遣，任他呵斥。

二、跨国婚姻的生活悲剧

(一)无意识生活状态注定的悲剧

《红罗裙》中的海云年轻、漂亮，除了拥有先天的漂亮模样和后天能够烧得一手好菜以外，再无其他资本。五娟同海云一样，想借助丈夫的经济实力给儿子优越的生活，但《约会》文本里未提及她有何才艺或者具备何种能力。小渔则不同于海云与五娟，她能吃苦，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她需要为江伟也为自己争取一张美国绿卡。海云为了健将、五娟为了晓峰、小渔为了江伟，她们在美国开启了不同程度的“寄”居生活。在物质生活得到部分保障和失去自我意识后，小渔将自己的存在定义在他人身上，被男性价值引导着,不会去寻求自身的超越,[5]故而只能被江伟“牵”着走。作为母亲的海云和五娟将生命的意义寄托在健将、卡罗或者晓峰身上，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划上了一个小圈，并蜷缩在里面。

(二)精神需求导致的生活悲剧

物质需求总有限度,但精神需求却无止境。[6]物质需求在得到基本满足后便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时精神需求便会跻身前列。

海云、五娟、小渔作为新移民女性，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应该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然而，海云与五娟对儿子的过度依赖，小渔对江伟的顺从，她们作为生存的独立个体，却把生活的重心放在男性身上。这些依赖与顺从带来的悲剧是：在健将开学后，海云与卡罗发生了不伦之恋，在卡罗被录取后，海云在空荡荡的家中独自失落。“健将也不会回来，从这里出去，谁还回来。她有足够美丽的衣裳，将为卡罗和健将美丽地活在这里。”[4](P56)海云“认真”地做起了周先生的妻子，继续在家里守候。第六周，晓峰与五娟约定在咖啡厅见面，晓峰“背叛”母亲，失约未至，五娟也离开了丈夫。在这一点上，五娟相对于海云而言，更多了一份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可以放下优越物质生活的决心。小渔前期对江伟十分顺从，但随着与老头关系的改善，两人从陌生到熟悉，小渔甚至把老头当作亲人一般照顾，这引起了江伟的不满，小渔最终还是离开了，结束了老夫少妻的生活。

(三)错位情感附带的婚姻悲剧

“错位归属”是在移民身上体现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7]严歌苓把这个特点尽情的体现在她的作品中。

《红罗裙》中海云年轻时丧夫，面对少校丈夫的死亡，海云并没有伤心和悲痛，此后她将全部精力投到儿子健将身上，和健将之间的情感界限越来越模糊。渐渐地，健将在海云的生命中替代了丈夫的角色，一场隐形的母子恋“秘密”地进行着。健将是海云的全部，他可以陪她疯狂的逛遍商场，在各色衣裳的丛林里，购买她喜欢的衣物。海云的魅力与美，只有在健将眼中才显得有价值。若没有健将给海云引路，海云在商场会迷路，找不到喜欢的红罗裙，她的心头会涌进一种可怖的迷乱。相对于五娟而言，海云还多了一个难以撇清关系的男人——卡罗(周先生的亲生儿子)。健将开学了，海云的心灵世界寂静、空虚和无所事事,卡罗慢慢卷进她的世界。卡罗总出现在海云试衣服的时候，健将能做的，他都“替”他做了。海云的生命中一共出现五个男人：暗恋过的篮球中锋、没爱过的少校丈夫、现任丈夫周先生、儿子健将、继子卡罗，他们和海云存在夫妻、母子、情人三种关系。海云与儿子、继子之间模糊的不伦之恋和母子情导致海云无法准确的找准自己的定位，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五娟的人生轨道比海云少经历了几个“恋人”，她始终“恋”的是她每周四才能见上一面的儿子。她视晓峰的孤独为孤独，他是她的一部分，他的一切举动都牵动着她，“她的头一个星期四刚结束，下个星期四便开始了。”[4](P83)五娟与晓峰俩人在咖啡厅“约会”的场景也像极了热恋中年轻情侣的赴约。自然，若是晓峰失约，她的心里便空出了好大一块不知拿什么去填充。

三、寄居者的家庭悲剧与移民悲剧

(一)寄居者的家庭悲剧

严歌苓用冷静客观的心态，刻画了一群在异国他乡迫于生计的“寄居者”。有二十年居美经历的严歌苓表示，寄居者的心态始终不能改变，即“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8]严歌苓把内心深处那种边缘的心理运用到她的作品中，《红罗裙》《约会》《少女小渔》都有寄居者的身影。边缘人即“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抛弃、排斥或忽略的一个族群”，[9]寄居者在异国他乡举步维艰，“边缘人”的身份让他们的寄居生活变得更为艰难。

海云出国不是为了寻求多好的物质条件，更多的是为了儿子健将的未来。她想出国给儿子镀金，待到回国时，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海云母子在法律上是周先生的妻子和继子，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是“寄居”在周先生家，从心理上他们就很清楚周先生和卡罗才是这个家的真正主人。晓峰作为五娟的“拖油瓶”，丈夫眼中五娟的“小情人”，在家中的地位自然要低于健将。晓峰的室友们床头都贴满了女明星、男歌星、男球星的照片，但他的床头只贴了课程表和一张与五娟的合影，五娟能看出所有人都能活得比晓峰热闹，她也看出了晓峰的不合群，即使是晓峰的室友们都回来了，晓峰一样会默默生病。[4](P98)晓峰在人群中是自卑的，五娟在家里也是自卑的，她看出了他的不合群，实际上她自身也是不合群的。没有晓峰，她肯定不来美国，她甚至觉得在美国连狗都长得奇怪，树木和草都叫不上全名。五娟“寄居”在美国的唯一动力是儿子晓峰，这种没有“身份”的寄居，母子俩都有不同程度的体会。

小渔与江伟的关系不同于五娟与晓峰，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不伦恋情，虽然江伟的爱人也许不止小渔一人，至少他们之间是合乎礼法的。为了获得美国绿卡，小渔在江伟的安排下与67岁老头结婚，但她只是被贴上“妻子”的标签，更多的时候她是以“保姆”的身份生存。小渔在老头家里没有发言权和存在感，对屋里多数的物品也没有管理权。老头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瑞塔(据说老头在娶小渔之前曾答应娶瑞塔为妻)，这也是小渔在老头家里生存的另一个障碍。小渔居美期间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瑞塔、老头、江伟和美国社会等多方面的挤兑，她总是在静默中宽恕个人和社会对她的排挤，她宁愿自己拿钱买清净，也不愿在金钱上与江伟、瑞塔、老头发生矛盾，尽她所能的忍受她可以忍受的辱骂和吵闹，默默的活着。

(二)移民悲剧

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移植，[10]甚至连根拔起，给移民者换上异国外衣。移民者以陌生的身份进入异域，他们不惜毁掉原有的生活，去寻求利益的切合者，以一种屈尊于人的可怜姿态，在异域国土上委曲求全。[11]海云、五娟与小渔就是屈尊、可怜和孤独的集合。海云在周先生家里像一个物品，而五娟也仅仅是借着木匠丈夫的金钱给自己换衣服和美丽的妆容，以及送儿子去上学，没有任何话语权。小渔在老头家里，几乎无语言交流，从结婚的那天起，江伟就已经在帮她倒数着离婚的日子。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陌生的，[12]小渔就这样在陌生的环境里度过了一个春秋，在说着美式英语的国度里忍受瑞塔的无理取闹、江伟的无情催促、老头的勒索以及工作的辛苦与不易。海云、健将、五娟、晓峰、小渔、江伟等人移居美国，在民族文化差异大，观念、习俗、语言、生活习惯等与美国大相径庭，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多重压力下，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她们在异国寄居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仅包含两种文明冲突下的心理，而且还包括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下产生的生存思考，移民者在美国的生存是充满歧视的。鲁迅先生曾指出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会令移民者举步维艰，毫无理由的侮辱与谩骂摧残着其高傲的民族自尊与个人尊严。[13]

四、结语

严歌苓被称作“多产多奖”的华人作家，她的创作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新移民题材的写作空间。[14]她的作品融入了中西方文化因素，多角度把所见所闻融入作品，其体现跨国婚姻的作品《红罗裙》《约会》和《少女小渔》深刻的展现了女性生存的多重悲剧。作家的经历是作品人物的影子。严歌苓塑造了众多移民女性的角色，部分来源于旅美的亲身经历，部分是根据居美期间的见闻改编。《红罗裙》《约会》和《少女小渔》三篇文章均是老夫少妻的组合，丈夫与妻子间看似富裕的生活后面隐藏着重重悲剧：生活悲剧、生存悲剧、错位情感带来的悲剧、寄居身份带来的心理落差、跨文化带来的种族歧视等。当代女性也应该从海云、五娟和小渔身上看到女性生存的困难，并且在新时代里致力于自身发展，合理减少对男性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