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午，王 欣

（1.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一、问题的提出

傣族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是一切生命之本源，俗语“波海咪纳”（意为：地是父，田是母），即展示出傣族对土地的深厚情结①。而土地如何利用，自古以来就是傣族人民在与自然博弈过程中谋求生计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这在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人们从土地中索取自身发展所需资源的方式以及土地产出产品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对生产者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埃文斯·普理查德认为，在努尔人部落中，畜牧业与耕种农业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以“牛”为核心的竞争性生计方式是如何展开的[1]。这一特点在生态人类学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拉帕波特将僧巴伽马林人的生活地域视为一个界限分明的封闭生态系统，而人们对于区域内土地的利用方式则是这一生态系统内部物质交换的重要组成部分[2]；德内文则以土地利用方式为出发点，探讨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颠覆性。在他看来，人类活动对于土地的改造已经使得地球上的绝大部分森林失去原生性，不再属于神话中的“处女林”[3]。

在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初，有关学者就对土地利用方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譬如，费孝通对开弦弓村村民通过土地利用来获取生计来源并发展出相应组织制度进行了深刻分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