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 唐季 张雨潇 龙蔚

摘要：基于湖北633户调查数据，构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实证模型，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并揭示二者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① 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和土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负向效应显著，标准系数分别为-0.064 9和-0.024 7；② 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增量效应显著，标准系数分别为0.375 9和0.083 9；③ 土地禀赋与要素投入强度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效应差异显著，兼业户土地“规模不经济”和人均耕地指数的减量效应大于纯农户，而化肥投入的增量效应小于纯农户。因此，要大力培育发展粮食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广泛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模式，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农户生产环节外包，从而提高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有效保障粮食供给。

关键词：土地禀赋；要素投入强度；粮食生产能力；兼业户；纯农户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105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MZ065）；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1J1382）；云南开放大学校级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YNOU217）。

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压舱石”。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关键在于藏粮于地。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是保障我国粮食供给与粮食安全不可替代的资源，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粮食产能对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自给水平至关重要。在当前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之下[1]，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微观单元[2]，是土地使用及经营的直接主体，提高其粮食生产能力从微观层面决定着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之下，从种粮农户土地经营视角入手，探究影响其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及其微观机制，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综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从农户土地的不同层面探讨了农户粮食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如唐轲等[3]通过跨时期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存在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增规不增产”现象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弱化。丁吉萍等[4]研究认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单产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盲目追求大规模种植不利于粮食增产。二是研究土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王嫚嫚等[5]研究认为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户粮食产量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三是研究农户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曲朦等[6]研究认为土地流转通过土地规模效应正向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单位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四是研究农户对土地的某种生产要素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如朱满德等[7]运用分位数模型检验了化肥施用强度与粮食单产水平存在正向关联效应。王欧等[8]研究发现农户对土地的机械投入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最终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已有研究大多从农户土地禀赋的单一方面或者农户对土地的某种生产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其对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而农户粮食生产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应全面考量潜在要素对其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其次，由于农户间存在异质性[9]，同一要素对不同性质农户粮食生产的效应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值得关注和深入，而现有研究则较少从农户异质性角度研究其粮食生产能力问题。

基于此，本文拟将农户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一系列变量统筹纳入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逻辑分析框架，并从农户异质性角度探究各变量在不同农户之间的效应差异，以期从农户层面为提高国内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和探索粮食安全的微观保障机制提供政策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湖北被称为“中部粮仓”，在我国粮食生产格局中地位突出。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湖北产粮大县农户的问卷调查，综合考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粮食综合产能等情况，选取仙桃、石首、松滋、公安、襄州、南漳、宜城进行调研，七地均为湖北“产粮大县”和“优质粮食工程”重点县，其中，仙桃、公安、宜城、襄州为农业部评定的全国“产粮大县”。调查采用典型抽样与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方式，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差异原则在各县选取2～3个典型乡镇，然后按照相同标准在各乡镇抽取2～3个行政村作为样本村，最后在各样本村中随机抽取25～3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研共发放问卷658份，剔除部分信息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33份，有效率为96.2%，涉及7个县20个乡镇的43个行政村。

1.2 变量选取

1.2.1 被解释变量

粮食生产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某个特定区域范围内，在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粮食产出能力，微观上最终反映在农户每年的粮食产量上。借鉴吕德宏等[10-11]学者的研究，选取粮食单产来衡量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考虑变量测量值的可得性与准确性，调查人员先询问农户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易于获取的數据信息，再间接计算得到粮食单产数值，从而减少农户主观估算造成的偏误。

1.2.2 核心解释变量

农户土地禀赋及其对土地的要素投入强度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土地经济学中，广义的土地禀赋主要指土地本身具有的天然属性及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总和[12]，狭义上的土地禀赋即耕地禀赋，主要指农户家庭所拥有的有利于生计的耕地资源，属于农户生计资本范畴[13]。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来界定土地禀赋，选取种粮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指数来衡量土地的数量特征，并选取土地细碎化程度和水利设施条件来衡量土地的质量特征。其次，通过要素投入强度来衡量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具体通过劳动力、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农机5种要素的投入强度指标来表征。

1.2.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潜在因素，引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环境四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户主特征中选取了年龄、文化程度和健康水平；家庭特征中选取了家庭人口数、兼业情况和培训情况；心理特征中选取了农户对粮价的满意度和耕地种植倾向；外部环境特征中选取了受灾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

1.3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考虑到调研数据主要为截面数据，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最适宜对实验或调查获取的非等精度测量值做拟合分析，并能有效剔除异方差影响，提高回归估计精度。调查数据因受农户主观差异和数据获取标准不同的影响，测量值偏差不可避免，为提高精确度，采用WLS对模型进行估计。

基于以上模型变量的设定和理论模型的构建，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模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1.1 样本农户的土地禀赋特征描述

课题组从农户家庭的种粮耕地面积、地块数量以及水利设施条件等方面了解农户的土地禀赋情况。调查显示，从种粮耕地面积来看，样本均值为1.18 hm2，其中，0.33～0.67 hm2的占32.23%，0.67～1.33 hm2的占29.86%，1.33 hm2及以上的占18.01%；从地块数量上看，样本均值为7.11块，其中，4～6块的占41.23%，7块及以上的占42.97%，说明农户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从水利设施条件看，62.09%的农户认为耕地水利设施条件较好。2.1.2 样本农户的土地种植倾向及种粮意愿描述

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农户土地种植倾向的均值为0.72，其中，72.83%的农户表示最倾向于将土地用来种粮，62.09%的农户表示目前不愿意将种粮土地转为其他用途，说明大部分农户的种粮意愿较高；另有37.91%的农户表示有调整种粮土地用途的打算。样本农户中有165户有土地转入，其中有86.06%表示土地流转后主要用来种粮，主要以专业从事粮食生产的种植大户为主。

2.2 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基于调查样本数据，该文运用E-Views10.0统计软件对实证模型进行WLS估计，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2）显示，样本总体回归模型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 0，F检验结果显著；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99 7，说明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杜宾-瓦特森检验值为1.574 5，在[1.5，2.0]判断区间内，说明变量自相关程度较小，整体上拟合效果较好。同理，模型2和模型3（表3）的拟合效果也较好。总体上，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模型1的回歸结果显示了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

（1） 土地禀赋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由表2可知，种粮耕地面积、耕地块数和人均耕地指数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其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负向效应显著。具体而言，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增加1%，则粮食生产能力下降0.06%，反映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定程度阻碍了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其次，耕地块数反映了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其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即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越低。此外，人均耕地指数反映农户家庭人地关系的和谐度和耕地压力，人均耕地越小，则耕地压力越大，意味着农户家庭的粮食生产压力越大，因此，小农户出于经济理性会采取措施来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及效益，以满足家庭的需求。水利设施条件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调查样本均位于平原地区，排灌设施条件较好，使得该变量在样本中的差异不显著。

（2） 要素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要素投入强度变量中，劳动力投入强度、种子投入强度和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化肥投入强度和农药投入强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二者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应。其中，化肥投入强度的估计系数最大，为0.375 9，统计学上意味着农户化肥投入追加1%，则粮食单产增加0.38%。同样，农药投入追加1%，则粮食单产增加0.08%，说明当地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追加投入对其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较大，反映出农户粮食生产对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依赖性较大。

（3） 控制变量中，户主健康程度、家庭人口数、对粮价满意度和土地种植倾向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具有正向效应。其中，家庭人口越少，则粮食生产能力越低。尤其是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种粮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导致其粮食生产能力及规模效益的下降。其次，农户种粮倾向与粮食生产能力正相关。种粮比较收益过低会挫伤农户种粮意愿和积极性，造成耕地“口粮化”种植和粗放化管理，从而降低农户粮食生产能力和规模效益。此外，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负外部性突出，经询问农户发现，主要为季节性干旱所致。由于当地降水和蒸发季节上分布不一致，作物生长期降水比往年同期明显减少，由此形成的季节性干旱导致了农户粮食不同程度的减产。

2.3 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不同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效应差异分析

借鉴王一超等[15]的研究，以家庭收入结构为划分标准对农户进行分类研究，将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少于10%的农户分为纯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大于10%的分为兼业户。表3显示了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效应差异。具体来说，种粮耕地面积与两类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两类农户均存在土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现象。但从模型估计系数大小判定，种粮耕地面积对兼业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减量效应明显大于纯农户，说明兼业户土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现象更加突出。由于兼业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较大，从事非农产业削弱了其对农业生产的劳动供给及精力，造成农业生产的“规模不经济”，这种现象在规模较大的兼业农户中普遍存在。土地细碎化程度对两类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并无显著差异。人均耕地指数对兼业户粮食生产能力呈现减量效应，但对纯农户作用不显著。理论上，兼业户的精耕细作水平低于纯农户，特别对于人均耕地较多的兼业户来说，非农劳动对农业劳动的挤出效应明显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从农户对土地的要素投入强度上看，化肥投入强度对纯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增量效应大于兼业户，而兼业户对农药的依赖程度则要高于纯农户。纯农户主要为专业的种粮户，由于兼业户对粮食种植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低于纯农户，导致其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率高于纯农户，因此对农药的依赖程度更高。

3 讨 论

农业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特征。农户盲目扩大种植规模可能会因劳动、技术等要素投入滞后和规模化种植管理经验欠缺而导致“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因此，农户单纯出于提高粮食单产的目标而非理性地扩大种植规模是不可取的。前文证实了这种“规模不经济”效应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约束作用的存在，与倪国华等[16]的观点相契合。其次，农地细碎化是农业生产中“人、地、权”冲突失衡的结果，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生产要素低效配置[17]，降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阻碍形成“规模效应”，对农业生产具有“技术挤出效应”[18]，易挫伤农户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微观上阻碍了农户生产效率的提高。该文验证了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负向效应，与Todorova等[19-20]的研究一致。此外，化肥农药减量化是农业向绿色生态转型的必要路径。研究发现湖北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对化肥农药投入存在明显的要素依赖，这与农业绿色发展的逻辑相互悖离。从外部性理论角度看，化肥农药追加投入短期内会带来粮食增产，但也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负外部性效应，长期将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21]。调查中，有63.8%的农户表示目前为了保证产量暂未考虑减少化肥投入，可见农户粮食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短视行为主要受其经济理性的驱动。

本文还关注到土地“规模不经济”效应和人均耕地指数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粮食生产能力作用的分化与差异性，并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钟甫宁[22]从农业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了农户劳动时间配置以及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并证实了农户非农兼业对农业劳动時间供给存在“挤出效应”，即农户的非农就业时间越多，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就越少。正是这种“挤出”削弱了农户土地耕作的精细化水平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效果，从而阻碍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改进，这从理论上解释了前文提到的分化现象。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 论

基于湖北7县63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WLS检验了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并从农户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两类变量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的效应差异，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土地禀赋对其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显著，土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和土地细碎化是制约湖北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2）农户对土地的要素投入强度对其粮食生产能力的增量效应显著，主要表现为湖北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单产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化肥、农药的追加投入，有悖于农业绿色转型和“藏粮于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3）土地禀赋和要素投入强度对兼业户和纯农户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方向及效应强度存在差异。兼业户的土地“规模不经济”效应和人均耕地指数对粮食生产能力的负向效应大于纯农户；化肥投入强度对纯农户的正向效应更加显著，而农药投入强度对兼业户的正向效应更加显著。

4.2 启 示

大力培育发展粮食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细碎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形成多种形式的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重点推进农户粮食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推广农作物营养供给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相关产品与技术，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培育成熟的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鼓励和引导农户（特别是兼业经营农户）将生产环节外包，解决非农兼业与农业生产的矛盾，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及精细化、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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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Land Endowment and Factor Input Intensity on Farmer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Lu Ming1， Tang Ji1， Zhang Yuxiao 1， Long Wei2

（1. Yunnan Rural Revitalization Education College， Yunnan Ope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1；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33 farmers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mpirical model of farmer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uses the WLS method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land endowment and factor input intensity on farmer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impact on part-time and pure farmers. The results were revealed as follows. The "diseconomis of scale" of land management and land fragmentatio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Farmer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coefficients of-0.064 9 and -0.024 7； The input intensit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farmers， with coefficients of 0.375 9 and 0.083 9； The effect of land endowment and factor input intensity o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part-time and pure farmers is significant.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land "diseconomis of scale" and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index of part-time farmer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re farmers， while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input is less than that of pure farmers. For improving th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farmers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grain supply， it is suggested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and develop new types of grain operators， develop various forms of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widely promote and apply conservation tillage， promote the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 farmers to outsource production links.

Key word： land endowment， factor input intensity，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part-time farmers， pure far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