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景辉

近视，即由于眼球的屈光力过强或眼轴过长，远处平行光线通过调节静止的眼屈光系统后在视网膜前形成焦点，而在视网膜上所成像模糊不清，因而远视力降低、近视力尚正常[1]。当近视屈光度＞-6.00DS时，即为高度近视[2]。高度近视容易引发的相关性并发症包括：并发性白内障，脉络膜萎缩及新生血管，伴有或不伴有视网膜脱离的黄斑裂孔，近视相关性黄斑出血及视乳头的改变等，这些并发症常会导致视网膜感光细胞出现不可逆性损伤，从而引起中心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3]。

近视眼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范围内近视眼的发生率已经超过25%，并且仍在逐年攀升，有学者预测直至2050年近视眼的发生率将高达50%[4～5]，全球将会有47.58亿人近视（约占全球人口的49.8%），其中高度近视达9.38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9.8%）[6]。因此，近视防控已成为目前我国一项刻不容缓的工程。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会促进近视的发生与发展，而视网膜周边近视性离焦则可延缓近视的进展。此外，调节学说也重新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先前的一些研究表明，近视患者的调节力下降，易形成调节滞后。由于调节能力的不足，光线通过人眼光学系统后，将聚焦于视网膜之后，形成远视性离焦，长期远视性离焦会导致眼轴增长，进而造成近视的进展[7]。

本文所开展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相对调节的测量分析，探讨调节因素和近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寻找利用调节训练来防止和延缓近视眼的发生发展的理论依据。

1 实验材料

2 实验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分组

2.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研究对象为大学生，共120人，其中男59人（49.17%），女61人（50.83%），年龄在19岁～22岁之间。

符合下列条件者选为实验对象：a.学龄之前无屈光不正；b.眼前后节无异常；c.排除显斜；d.反应敏捷，能配合检查；e.既往无头部外伤史；f.无家族性遗传性疾病史；g.近期没用过影响眼调节的药物；h.平均每天近距离工作6小时左右；i.均没有影响眼屈光状态的全身性疾病；j.父母双方均无先天性近视眼；k.左、右眼矫正视力均能达到1.0；l.双眼散光均≦0.50D；m.所有受试者的屈光度稳定在2年以上。

2.1.2 研究对象的分组

根据屈光状态将研究对方分为4 组，正视组（-0.25D～+0.50D）30人（男/女=16/14），轻度近视组（-3.00D～-0.50D）30人（男/女=15/15），中度近视组（-6.00D～-3.25D）30人（男/女=14/16），高度近视组（＞-6.00D）30人（男/女=14/16）。

2.2 统计分析

应用SPSS12.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实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对正视组和近视组之间的PRA、NRA比较采取T检验，对正视组、轻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之间的PRA、NRA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及两两比较q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对屈光度和被测指标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3 实验结果

3.1 近视组与正视组中PRA、NRA差异性的研究

近视组与正视组的PRA有差异性（p＜0.05），近视组与正视组的NRA差异无显著性（p＞0.05）。（如表1）

表1 近视组与正视组青少年眼的PRA、NRA的比较（测定值±s）

表1 近视组与正视组青少年眼的PRA、NRA的比较（测定值±s）

3.2 各近视组与正视组PRA、NRA差异性的研究

高度近视组的PRA最低，中度近视组的PRA显著低于正视组（p＜0.05），低度数近视组与正视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的NRA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

表2 各组屈光度组间PRA、NRA的比较，用均数±标准差（±s）

表2 各组屈光度组间PRA、NRA的比较，用均数±标准差（±s）

3.3 PRA、NRA与近视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PRA与近视的程度呈负相关（r=-0.359，p＜0.05），随近视的加深而减小。NRA与近视度数无显著相关性（r=0.082，p＞0.05"）如表3。

表3 PRA、NRA与近视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4 讨论

在近视眼的病因学中，调节学说是主流研究方向，但也极具争议。调节是指人眼在看近距离物体时晶状体的屈光力增强，使近处的发散光线能聚焦在视网膜上，从而看清近处物体。近视眼发生机制中的一种理论认为，近距离工作时，调节和集合使眼内肌和眼外肌作用于巩膜，并使眼内压升高，持续的眼高压造成眼轴增长，导致近视[8]。另一种研究认为，调节功能不良引发近视，可能存在一种眼的正视化机制，控制眼在视近时使用调节，导致近视眼普遍存在调节滞后现象，而调节滞后又产生相当于负离焦的效果，眼轴为抵消视网膜的离焦而变长，则可导致近视程度加重[9～10]。

在近距离工作时，近视眼比非近视眼存在更多的调节滞后[11～13]。调节滞后会使物象在视网膜后聚焦，从而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调节的其他功能也被认为可导致近视的发生发展[14]。研究表明近视眼的调节灵敏度有减弱的趋势，眼调节系统对正负离焦的反应也偏慢[14～16]。同时，也有学者发现二者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收集了双眼视功能状态的部分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近视进展与正相对调节、负相对调节具有相关性，提示调节的正确使用以及调节功能的异常对近视加深有显著影响，日常门诊中应留意学龄儿童的调节状态。

目前的观点认为，双眼在视物过程中，调节不能脱离集合而单独存在，而是与集合协调共存。调节能引起眼屈光状态的改变，同时，屈光状态的改变也可能引起眼睛各调节因素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本研究中，通过测定调节幅度，正、负相对调节等调节参数，探讨了它们在近视发生、发展中的变化及意义。

5 正、负相对调节力（PRA、NRA）与近视发展的关系

正相对调节（PRA）是指在集合保持固定的情况下，能做出的最大调节量。负相对调节（NRA）是指在几个保持固定的情况下，能放松的调节量。对于非老视患者来说，PRA的正常值为＞-2.50D，NRA的正常值范围为+2.00D～+2.50D。在测量的过程中需先测负相对调节，再测正相对调节。国内外对于“相对调节与屈光状态的关系”方面研究报道较少。但对于不同近视组正相对调节如何变化，目前的报道还有很大争议性。

瞿佳等[10]研究发现，近视组的正相对调节力低于正视组。相对于正视组，近视组有较低的正相对调节力，即运用正相对调节的能力较弱。近视组较低的正相对调节力，是由于近视眼为了降低调节性辐辏而获得双眼单视，必须相对放松调节。调节的相对降低导致近距离工作中物像落在视网膜之后，发生负离焦，视网膜产生模糊像，因而促进了近视的发生或已存在的近视继续发展。

本研究结果与瞿佳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正视组的PRA比正常值偏高，可能是因为采纳的都是相对较年轻的受试者，其能被引起的PRA相对比较大。本研究发现相对于正视组，近视组的PRA较低，显示了近视者在近距离工作中PRA不足，即运用正相对调节的能力较弱，这也支持先前的论断，即近视组的正相对调节反应低于正视组，尤其是在高调节需求或主动视近状态下有明显差异，调节和集合的眼动参数发生了改变，近视者的PRA低于正视者，低调节反应可能来源于较高的AC/A，而高AC/A又是近视眼平常低调节需求长期适应的表现，进一步证实了低调节、视网膜离焦和高AC/A比值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而正视组与近视组的NRA无显著差异，说明正视组与近视组放松调节和运用正融像性集合的能力相似。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调节因素在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