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开 军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最近二十年，史学界经过不断的探索，对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对不同学术谱系的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专书或讲义，着墨尤多，改变了过去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史的单一叙述，呈现出早期史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观(1)参见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张越：《再论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王传：《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但相较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实绩来看，仍有可能存在被无意忽略的史家，如吕思勉。吕思勉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民族史诸领域的成就，久为学界瞩目，相关讨论较多，但因他没有像在通史、断代史领域撰写系统专著那样编撰出一部中国史学史，难免对他在史学史研究上的作为缺乏足够的关注。或许可以说，吕思勉在通史诸领域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史学史撰述上的贡献。本文尝试梳理吕思勉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撰述规模，讨论梁启超对吕思勉史学史研究的影响，进而评估吕思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色与建树，敬请方家指正。

一、“观其会通”：吕思勉的史学史撰述规模

1934年，吕思勉在评价章学诚的史学地位时，使用了“中国史学史”一词，大意是说章学诚的“思想颇与现在的新史学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