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开 军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最近二十年，史学界经过不断的探索，对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对不同学术谱系的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专书或讲义，着墨尤多，改变了过去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史的单一叙述，呈现出早期史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观(1)参见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张越：《再论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王传：《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但相较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实绩来看，仍有可能存在被无意忽略的史家，如吕思勉。吕思勉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民族史诸领域的成就，久为学界瞩目，相关讨论较多，但因他没有像在通史、断代史领域撰写系统专著那样编撰出一部中国史学史，难免对他在史学史研究上的作为缺乏足够的关注。或许可以说，吕思勉在通史诸领域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史学史撰述上的贡献。本文尝试梳理吕思勉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撰述规模，讨论梁启超对吕思勉史学史研究的影响，进而评估吕思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色与建树，敬请方家指正。

一、“观其会通”：吕思勉的史学史撰述规模

1934年，吕思勉在评价章学诚的史学地位时，使用了“中国史学史”一词，大意是说章学诚的“思想颇与现在的新史学接近。其思力之沉鸷，实在很可钦佩。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2)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页。。事实上，吕思勉在1934年之前早已开始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只是他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述比较分散，但若合而观之，仍能看出已初具“会通”(3)吕思勉治史，强调“观其会通”(参见《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0页)。1935年，吕思勉为《光华年刊》题词，亦即“观其会通”四字。之“规模”(4)吕思勉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谈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学问的规模”(《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2页)。吕思勉所说的“规模”乃是指学术气象、学术领域和学术气魄之类。这里借用吕思勉提出的“规模”之意，讨论他的史学史撰述情况。。吕氏的史学史成果主要见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部通史与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叙述。成书于1922年的《白话本国史》，旨在将中国历史的“紧要之处摘出来”(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故多谈政治、军事、民族、外交、制度，但已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该书《绪论》前三章讨论“历史的定义”“中国的历史”(6)这里的“历史”即是今日所称的“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书中还论及两宋史学的发达，又褒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7)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7页。。这些论述，已然反映出吕思勉通史撰述中暗含的史学史意识。在1940年前后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中，吕思勉的史学史视野更加开阔了。除了《绪论》中的史学反思外，该书第十七章《学术》专论史学，勾勒中国史学的轮廓。他从先秦史籍讲起，说到《史记》的出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提出“正史的历史”，认为中国古代史学至“元明时代复渐衰。此因其时之学风，渐趋于空疏之故。但关于当代史料，明代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狱大兴，士不敢言当代的史事；又其时的学风，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当代史料，就除官书、碑传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了。但清代考据之学颇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补正前人之处亦颇多”(8)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此处关于元明清三代史学得失的评论，当然不能说是全面的，但也称得上要言不烦，有迹可循。比如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就是明人“尚能留心收拾”本朝史料的佐证。至于清代史学最突出的成就，自然还是要推考据学，是“偏于考古”的。从篇幅上看，两部通史中的史学史叙述还比较简略，但它提示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即吕思勉在民国时期已自觉地将史学史纳入其通史撰述实践中。

吕著四部断代史分别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撰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1953年下半年(9)参见李永圻、张耕华为四部断代史撰写的前言，见《吕思勉全集》，第3册至第7册书首。另，吕思勉还计划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两部断代史，惜未能完成。，集中反映了吕思勉在断代史研究上的成就。四部断代史中，除《先秦史》将史学置于第十五章第三节《古代宗教学术下》外，其他三部均有名为《史学》的专节，合计约六万字。在先秦史学部分，吕思勉认为“考索行事”乃是“史家之职”，而“行事之记识，实为一切社会科学之本，固不容置诸不论也”(10)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秦汉史》考辨秦汉时期的史官制度，评述《史记》《汉书》以及该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现象。《两晋南北朝史》讨论纪传体断代史盛行及其原因、《三国志》、诸家晋史、《宋书》《梁书》《陈书》《魏书》等正史的编纂、通史撰述等，道出了其时史学发展之时代风貌。《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史学》，叙述史官记注之法度及其兴废、史学传统、正史修撰梗概，可视为隋唐五代史学简史。

上述史学史论述虽分散在四部断代史中，但不宜孤立视之，因为吕思勉撰写时已有意将之衔接起来。《两晋南北朝史》论史学，即追溯《秦汉史》。例如论史官制度时，他先说“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1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页。，然后谈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设置。吕氏论古史研究之风，亦先言“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自注：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12)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7页。，接着介绍皇甫谧、来奥、杨晔、陈寿等人，在撰述上留下前后相续的痕迹。可见，将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内容连贯起来考察，合乎吕氏本意。

二是读史札记中的史学条目。吕思勉治学，重视札记之功。他“小时读书即有札记”(13)吕思勉：《〈燕石札记〉自序》,《吕思勉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时日既久，积稿颇丰。留存至今的757条札记中，有不少有关史学史的条目。这些札记对两部通史和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内容形成了一个必要的补充。比如，《周官五史》《毁誉褒贬》《左右史》《左氏不传〈春秋〉(上、中、下三篇)》《左国异同》《“春秋”“史记”皆史籍通称》《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等札记可补先秦史学史叙述之阙略。《〈史记〉日者龟策列传》《〈太史公书〉亡篇》《〈史记〉于众所习知之事皆弗论》《〈太史公书〉采〈战国策〉》丰富了秦汉史学史的内容。《论〈晋书〉》七篇和《论魏史之诬》《汲冢书》《再论汲冢书》《崔浩魏记》《吴均〈齐春秋〉》《江淹〈齐史〉》《沈约〈宋书〉》《唐以前无断代史》则是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要内容。《路史》《史家讲书法之原》涉及宋代史学。《契丹文学》一文关注少数民族史学。这些札记长短不一，多者五六千言，少者百余字，但都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这部分带有史学史性质的札记字数在五万字左右。

三是《史通》和《文史通义》研究专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时，撰写了两部讲义《史通评》(约六万字)与《文史通义评》(约三万字)。《史通评》初版于1934年，用吕思勉的话来说，是“以现代史学观点，平议，推论，亦附考据辩证”(14)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0页。。书中对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既有阐释，也有驳议与发挥。《文史通义评》则“先述其思想之大概，然后逐篇加以评论：或解释其思想之所由来，或引申其所未尽，或补苴其所不足，或订正其违失、偏激之处”(15)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序》，《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8页。，反映了吕思勉关于史学的理论思考和基本主张。曾在光华大学求学的张芝联先生回忆吕思勉时说：“我最记得他的《史通》专题课，一学期讲完了中国第一部史学史，有述有评，十分精彩(见《史通评》)。后来他又开过《文史通义》专题课，可惜我已离校，但仍有幸读到他的讲义。我对中国史学的粗浅知识主要得自诚师。”(16)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载《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页。《史通评》和《文史通义评》虽各研究一部史学名著，实则不拘泥于《史通》和《文史通义》，甚至也不限于唐朝和清朝史学，而是贯通讨论整个中国史学。《史通·史官建置》论盛唐以前之史官制度，吕思勉则延伸讨论了宋、辽、金、元、明、清诸代之史官设置情况；在论《史通·古今正史》时，亦略述唐以后史籍编纂之源流(17)参见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1—263、266—273页。。由此而论，吕思勉的《史通评》亦有续《史通》之意(18)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浙江瑞安史家宋慈抱(1895—1958)曾作《续史通》，连载于《瓯风杂志》。。《文史通义评》衡评实斋学说，则时时映照“近人”之言行，有会通达观之器局。

四是“历史研究法”、历史教科书等撰述中的史学史内容。吕思勉著述广博，上述著述外，仍多含史学史的踪影。《国学概论》第十章论清代考据学、第十一章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涉及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和西学输入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上绕不开的问题。至于《史籍与史学》第三目《史学缘起》、第四、五目《史部大略》、第六目《史家宗旨今昔异同》、第十一目《史学演进趋势》，呈现了中国史学的源流与进路。《历史研究法》第二目《历史的历史》、第三目《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第四目《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第五目《现代史学家的宗旨》等，勾陈过往史学的行迹，也直陈旧史学之弊与新史家之回应：“‘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一类的话，在今日，几乎成为口头禅了。这些话，或者言之太过，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所以现在的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1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62页。。此外，《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中也包含少量的史学史知识，不再赘列。

综上，吕思勉有关中国史学史的撰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自先秦至于民国史学，都有论说；从成果类型来看，既有宏观的史学史叙述，也有断代的史学史研究，还有专门的《史通》《文史通义》评论和读史札记；从字数上看，不少于二三十万字，较之民国史家编写的一些中国史学史讲义篇幅还要大一些。梁启超曾说：“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吕思勉基本上做到了把中国史学史“说明个大概”了。

二、“服膺梁先生”：吕思勉研究史学史的方略

梁启超在1926至1927年的讲稿基础上，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在此书分论三《文物的专史》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学术思想史”一门下，正式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说：“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一语道出了史学史撰述何以可能，史学史学科何以建立。梁启超还具体指示史学史的写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这篇著名的“史学史的做法”，明确了史学史的学科内涵、功能和研究思路、方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经过近百年学术检验，它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篇经典文献。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史学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有金针度人之意。梁启超一边讲授方法，一边运用此法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史学小史，可谓兼具理论性与操作性，引领了此后一个时期内的史学史研究潮流。

吕思勉的史学史撰述，在方略上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吕思勉与梁启超“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牖启之处实不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24)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页。。“现在讲起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杀。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25)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8页。。吕思勉在“入手之初”也是“极服膺梁先生”的(26)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8页。。吕思勉评价“论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法的书”，认为唯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系自出心裁之作”(27)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页。。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史学史的做法”，正是梁启超晚年史学史之旅中的代表性作品。由此可见，吕思勉深谙梁启超的史学史学科思想。

事实也的确如此，吕思勉的史学史撰述遵循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吕思勉论历代史学，皆先从史官入手，“中国历代，重视史官，虽当颠沛之中，其职不废；居其职者，亦多能不废其事；士之有志于斯者，亦因之得所凭借；其于保存史迹之功，实不可没也”(2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又“史之作，不尽由于史官；十口流传，私家记述，皆与有力焉。然保存材料之多而且确，究以史官为最，故论史之所由成者，必以史官居首焉”(29)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7页。。这表明吕思勉对梁启超在史学史叙述上为何“最先要叙史官”(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有深刻的理解，并以此种认识指导自己的史学史撰述。吕氏重视介绍、评论历代史家，在讨论中国史学的进化时，将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作为四个阶段的代表人物(31)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2—53页。，与梁启超“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页。的论断大同小异，旨在呈现史学的成立与发展。

对于梁氏“史学史的做法”中最有特色和见识的一个板块“最近史学的趋势”，吕思勉也同样作过专门讨论。吕氏《史籍与史学》第十一目即名为《史学演进趋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至近世，而史学之趋向又变。史学趋向之更新，盖受科学之赐，人智愈进，则觉现象之足资研究者愈多，而所入愈深，则其所能研究者亦愈少。学问之分科，盖出于事势之自然，原不自近世始；然分析之密，研究之精，实至近世而盛；分科研究之理，亦至近世而益明也。学问至今日，不但非分科研究不能精，其所取资，并非专门研究者不能解。于是史学亦随他种学问之进步，而分析为若干门，以成各种专门史焉。然欲洞明社会之所以然，又非偏据一端者所能，则又不得不合专门史而为普通史，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33)吕思勉：《史学与史籍》，《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页。吕氏所谈，涉及近代以来史学的分科趋向、专门史、普通史的融合问题，都是有见识的论断。再看他在1947年介绍光华大学史学系概况时的发挥：“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进步较著，新史料既屡有发见，旧史料之整理亦已略具体系，史学之领域既日趋广大，治史之方法亦日益进步。史学界人才之众，著作之富，均远在其他学科之上，今后之发展正未可限量。”(34)吕思勉：《史学系概况》，《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41页。从史料发现与整理、治史范围、史学方法、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五个方面评论“最近史学的趋势”。吕思勉也看到了“最近史学”发展存在的问题：“近数十年，好治史者颇多，史学似极兴盛，然夷考其实，实鲜足观，治外国史而足语于专门研究者，殊鲜其人，治本国史者似多矣，然或拾人牙慧，陈陈相因；或徒事钞撮，支离破碎；真能卓然自立者盖寡也。”(35)吕思勉：《改进史学系之一说》，《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40页。这也符合梁启超所说的“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3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67页。，都需要评论的学术精神。不仅有上述宏观的论述，对于自身所处时代之史学，吕思勉亦有细致的观察与评论。吕思勉对顾颉刚主导的“古史辨”运动多有批评与反思，认为“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37)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关于吕思勉对“古史辨”的看法，详参邹兆琦：《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载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4—82页；李波：《吕思勉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此类评论自是吕思勉对“最近史学的趋势”的具体思考。

由此可以确认，吕思勉的史学史撰述大体实现了梁启超的史学史设想。但我们却并不能就此认定吕思勉的史学史研究只是在梁启超规划的框架内填充了史料，因为吕思勉在史学史撰述上自有其独到的见识与建树。

三、“卓然自立”：吕思勉史学史撰述的建树

吕思勉自称“对于学问文章，都无卓然自立之愿”(38)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页。。对这类自谦之词，自然不可信以为真，甚至须作反方向的考察。从吕思勉史学史研究的实绩来看，他恰恰是追求并做到了“卓然自立”的。

吕思勉是民国时期反复通读“二十四史”的第一人，又是一流的通史家、断代史家。这为他的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使用的史学史资料大体源于历代正史，举证繁富，却不晦涩窒碍，在史学史资料的开掘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史学之踪影与行迹，多从正史纪传书志中钩稽而来，虽只语片言亦不轻易放过。读他的史学史文字，能感受到他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史事、史料、史学之间。正是因为他独立写出了两部通史和四部断代史，所以能对史学史的叙述举重若轻。

唯有真正的通史家才能拥有广阔而丰盈的史学世界。吕思勉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观察三千年史学的流转，对古代国别史编纂及其盛衰具有冷峻的思考：“国别之史，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后世。古代各国分立，彼此之关系较浅。时愈古，则此等情形愈甚。分国编纂，眉目较清，合居一简，转滋眩惑。后世则海内一统，已无国别之存；即或割据纷争，亦系暂时之局。依其疆域而编纂，即于国史为不全，此孔衍、司马彪之书，所以不行于世；亦三国、东晋之史，所以不容不合为一编也。”(39)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这是通达的见识。此见解也见于他对《十六国春秋》和唐初官修《晋书》的评价中。关于十六国政权的历史，北魏史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而唐初史家则将十六国的史事编入《晋书》载记中。对这两种不同的编纂举措，吕思勉分析说：“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40)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0页。从政权的纷争格局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分析唐初史家与崔鸿不同的史学策略，显示了他作为一个通史家的见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史撰述与史学史研究之间，吕思勉实现了成功的转换。他由历史而论史学，做到通透入微，也能够从史学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寻得新通史的做法。吕思勉推崇马端临，说：“我以为最能代表昔时史家的意见的，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他把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概括为(一)理乱兴衰、(二)典章经制两端……这两端，确仍为今日所需要。”(41)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9页。吕思勉不同意章学诚对马端临的批判，认为“马氏《通考》，考索之功颇深，立论亦多能综贯今古，岂得侪诸策括之流邪”(42)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6页。。这是他对史学史的一个重要观察，并将此心得用于通史编纂。已有学者指出，吕思勉“中国通史合‘理乱兴亡’(政治史)与‘典章经制’(文化史)两大板块的想法，就是受马氏的启发”(43)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黄永年也有类似的论断，见《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代序)》，载《国学概论》书首，《吕思勉全集》，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吕思勉将史学史与通史撰述结合起来，这是他在史学上取得重大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吕思勉在史学史撰述上，还展现了他在文献考辨上的学术功底。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设置情况的考察，吕思勉引用了《史通·史官建置》《隋书·经籍志》《百官志》《陈书·文学传》等资料。至于“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官，《史通》对此已“言之颇详”，但吕思勉仍发现“有散见诸载记者”(4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页。，如《晋书》的《石勒载记》《李雄载记》《苻坚载记》。他论《旧唐书》“多用国史、实录元文，未免草率”，自注道：“《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论之。其中《唐绍传》‘今上讲武骊山’一条，今上系指玄宗，尤为铁证。然今上字未及改者，《徐有功传》实尚有一条。又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延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其为唐国史元文也。”(4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0—871页。按：吕氏所称“《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论之”，指《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见王树民校证本《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349页。可见，吕思勉并不是简单抄撮《史通》《廿二史札记》，而是在刘知幾、赵翼的基础上，凭借自己多年研读正史的点滴积累，有所增益、补充，体现了他对史事的熟稔，对史料的驾驭能力，非抄录前人成说者可比(46)民国时期一些史学史论著，在史料上比较依赖抄撮《史通》《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在史学史资料的挖掘上，用力不够。如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中，“关于中国‘史学’的材料，前人如唐刘知幾、宋郑樵、清崔述、章学诚诸史家的著作，近人如梁启超、胡适、顾颉刚诸先生的著作，都有所采取”(《中国史学ABC·例言》，世界书局，1930年版)。这样说，并无贬低曹聚仁之意。一则，曹氏注明史料来源，并无掠人之美之意；二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史撰述起步阶段，也不宜苛责。相比之下，吕思勉虽也参考《史通》《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但他的史学史资料多出于自己读书发现，论据充分，这也是吕思勉的史学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尤须指出，吕思勉笔下的史学史，史部目录解题的痕迹并不明显。

第一，不限于述说史家之生平、史书之体裁体例、史书的编纂经过，而是带着问题写史学史。

一个时代的史学，总会产生属于它的“问题”，发现并论述这些“问题”，是撰写史学史时应当着力的地方。吕思勉颇能抓住这类问题，他在叙述汉代史学史时，便依次讨论了汉人的古史学、当代史研究、崇尚史学、“好讲史法”等问题(47)参见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47—551页。。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吕思勉总结了它在古史研究、地方史研究、人物传记、谱牒学、《汉书》学诸方面的成就，问题意识也非常鲜明。吕思勉还将隋唐时期史学划分为四大流派：“名物训诂”派(以颜师古为最著名)、“商榷史例”派(以刘知幾为代表)、“专明典制”派(以杜佑为代表)和“续《春秋》，讲褒贬”派(“在唐未盛，入宋乃昌”)(4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874页。。他把颜师古、刘知幾、杜佑都说到了，但并不是常规的史家与史书的个案写法，而是将之置于“问题”创设的语境中加以叙述和评论，不落窠臼。个案的研究大同小异，但众多个案所构成的问题却不会雷同。吕思勉叙述这些问题时，表达了自己的理论认识，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史研究者的身份自觉。

第二，抓住了君权与史权的博弈这一古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史学史的撰述明确了一条主线。

梁启超着眼史官在古代的独立地位，作过一番论述，“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4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4页。。梁启超此处提示研究者注意古代史官与政治家的博弈。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就此展开了在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深刻、系统的阐述。君权(包括世俗的权力)掌控生死、进黜，为三岁孩童所熟知。史官不过记载过往之事，有何权力，又凭何与君权较量呢？吕思勉的解释是：“史之权在于褒贬，褒贬及毁誉也。”古人重名，“此良史之所以有权也”(50)吕思勉：《毁誉褒贬》，《吕思勉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1、182页。。如此说来，君权主宰生人之一切，史权决定了被载入史册之人的身后名。“史职尊严，由来已久，虽有悍者，莫敢决然为之也”(5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4页。。吕思勉称道先秦史官的直书精神，又引魏孝文帝与史官的对话为例，说：“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但事情远比孝文帝所说的复杂。“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这就触及了君权与史权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君权对于史权的压制，对史笔的操控，所谓“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52)以上引文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5页。。史权的张扬还是要仰仗于人君的圣明，何以如此？“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5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4页。从古代史官的产生机制论其难以超越的局限性。更为关键的是，“史官随时记注，果其据实而书，安能无所贬损？故准故事，人君不自观史。然徒有此例，不能行也”(5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0页。。唐太宗、唐文宗都有观史的要求，其时虽有褚遂良、朱子奢、郑朗、魏謩等人极力劝谏，但最终还是破坏了“人君不自观史”之法度，削弱了史权对于君权的制约。“史官操褒贬之权，有权力者又不能释然也”(5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7页。。“人君如此，人臣亦然。”(56)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6页。权贵勋臣们也纷纷注目于史笔如何记载，史事遂为一时恩怨之所系，说到底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声名与利益。结局是，史权为君权所控制，“司记注者，又安得不为周身之防乎”(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1页。。帝王观史、禁止私人修史、改修实录，即是君权对史权的干预和控制。史官秉笔，考虑到“周身之防”，信史遂不可得。吕思勉将这些散见于正史纪传中的史学资料统摄于史权之屈伸问题中，显现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条脉络，较之梁启超的论述更加全面和深刻了。这样写出来的史学史就有了主线，也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关切。这在民国时期的史学史著述中是可贵的探索。

第三，拒绝耳食之言，追求一家之言。

一部史学史，本应包罗万有。但一个时期内所撰写的史学史，在基本问题的叙述上往往大同小异，这倒也正常。不过，如何评价这些基本问题，则能反映书写者的史识与旨趣。在吕思勉的史学史叙事中，于这些问题上颇能道出一家之言。如关于史馆众手修史与一人作史孰优孰劣问题，史学史上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看法，认为一人独撰胜过众手修史。早在盛唐时期，刘知幾已称：“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58)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清乾嘉年间，与刘知幾的史学主张不尽相同的章学诚，也同样反对设馆修史，说：“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史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5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直至民国时期，梁启超依旧认为中国史学上“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陈范四史，皆出私撰……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梁启超概括众手修史的流弊，在于“著者无责任心”“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6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1989年，第18—19页。。刘知幾、章学诚和梁启超的具体所指虽有差别，但在反对史馆修史，倾向一人作史上却并无二致。对于专门研究过《史通》《文史通义》，又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来说，他对这些观点自然再熟悉不过了。但吕思勉却有别样的见解：“论者多袒独修而非众纂，此亦陈旧之见。史料随世而愈多，一人之力，遍览且有所不及，况于撰述？且史事门类甚广，亦非一人所能兼通；则独修势不能行……若言别识心裁，论史者亦宜根据科学，奋其私智以言去取，苟非其人，流弊滋大，即有独至之识，亦易陷于一偏，尚不如安于比次者之寡过也。”(6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吕思勉的这番话有回应章学诚之意。如吕思勉所言，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史料留存愈积愈多，众手修书乃是势之必然。至于别识心裁，“易陷于一偏”。对于设馆修史的弊端，刘知幾言之甚详，有“不可有五”之说(62)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吕思勉反驳“头白可期，汗青无日”是“史官不尽职之咎”；“史官注记，取禀监修”以及“监修者不能明立科条，审定区域”“此监修不尽职之咎”，总之，“皆非众纂必不可免之弊也”(6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吕思勉一反自刘知幾以来形成的主流看法，在官修与私撰、一人与众手修史的优劣问题上，提出了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建树，吕思勉成为回顾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时不容忽略的一员。

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来说，民国时期固然只是它的草创期，却也恰是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兴盛期。“草创”与“兴盛”看似不太协调，但当我们给吕思勉以及和他一样在史学史撰述上有所作为的史家应有的关注后，或许会发现，这样的评价才合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