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恒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32001)

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中国的农村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并且结合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要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重视“自治”和“德治”的作用[1]。从十九大报告的内容来看，“治理有效”是一个关键的点，它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对于整个乡村来说更是稳定与进步的重要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乡贤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桥梁，而受到广泛的关注。2018年中央文件也提出了地方培育乡贤文化，塑造新时代下的新乡贤，发挥他们对于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2]。在这之后，许多地方开始进行实践，开展一些工程来吸纳新乡贤，成立各种组织给新乡贤提供参与治理的平台。数量和规模较大的、反映效果较好的以浙江最明显，如德清建立乡贤理事会，营造了著名的“上虞现象”，还有绍兴的参事会以及其它各地的联谊会、乡老会等。因此，在学术界、媒体、政治上，新乡贤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乡贤治理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中国历史上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的治理，有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乡贤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前新乡贤的讨论如此热烈，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乡村中容易出现土豪劣绅、黑恶势力等不良主体，以及“能人治村”造成资源上的垄断，出于对以乡贤为名而实际不利于乡村发展的担忧；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传统的乡村逐渐衰落，国家希望利用乡贤的力量来带动乡村发展、稳定乡村的秩序、重塑良好的乡村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