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晨

(中央戏剧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北京 1007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作为领导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型政党，有愿望也有能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本文选取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其一是边远地区的贫困群体，其二是操控“教育培训市场”的资本力量，二者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中通称为“社会”。如果让这两个类型的“社会”去自治，则会造成贫困群体愈加贫困、弱者越弱的治理失灵状态，因此政府必须给予有效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和教育“双减”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基本政治导向。

一、主流治理理论评述

总体上看，治理理论有两大类型，一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回归国家学派”，二者皆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之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一)“没有政府的治理”

自古以来,政治学被视为关于治国理政的学说，直到“二战”之前，政治学研究依然聚焦于国家、政府等国家理论上。但在“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到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也自然地影响到了政治学的发展，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学学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到七十年代之后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都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开展政治学问题的研究。伴随着民主化的“第三波”，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政治学开始大放异彩，宣称“历史终结论”。显然，在美国，传统的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相关议题被束之高阁，政治学变成了“非政治”的学说。个体权利的实现并非“共同体的善”的全部，冷战之后的历史已经给出否定性答案。个体主义的盛行最终出现了文化异质性的多元主义，在美国导致了“国民性危机”，亨廷顿由此提出“美国人是谁”(1)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0年。的追问。

在长期个体主义思想运动的推动下，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相呼应，西方学术界开始推动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这一理论思潮最经典的表述就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在这本书中，罗西瑙显然把治理与统治对立起来，认为前者的政治主体是社会，后者的主体是政府。他说:“治理与政府统治并非同义词……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换言之，不同于统治的强制性，“治理是被多数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3)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作者还断言:“虽然政府仍然在运作，在许多方面仍然至高无上，但它们的一些权力已经被次国家集团所分享。换言之，现在政府的一些治理职能，正在由非源自政府的行为体所承担。”(4)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并预言，这种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意味着未来的新国际秩序的主体是全球公民社会，并主张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把个人理解为世界政治转型过程的中心(5)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7-320页。。

显然，这是一场旨在推动去政府化的国家转型和世界政治转型运动。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加入其中，以治理为名称的研究机构不计其数，它们还设计出一系列衡量治理的指标，认为只要有了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这样的国家便有了公开性、透明性和合法性，“善治”就会如期而至。

然而，治理理论最终不过是“空洞的能指”(6)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有的国家和地区还因此变得更糟。甚至曾是治理理论的热衷鼓吹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获得充分的统治能力的阶段，强调社会、个人作用的治理理论只能导致更坏的结局。确实，正如米格代尔在《强社会中的弱国家》中所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只不过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而且被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所限制。在这样的政治社会里，试图让社会组织为主体发挥治理的作用，无疑是水中捞月。

如果说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难以解决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难题，那更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治理贫困不会由社会自身完成，贫困本身就是社会行动能力匮乏所导致，若让缺少行动能力的社会去自主性发展，国家只能陷于贫困的循环。还有另一种“社会”，无论是米格代尔所说的“强社会”还是资本力量，在西方政治思想那里一直被笼统地称为“社会”部分。然而，以资本力量为主体的社会是有能力绑架国家的，甚至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如果信奉社会为中心的去政府化治理，作为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属性的这些领域，就会变成圈钱的产业，成为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二)“回归国家学派”

能够节制资本的力量似乎是国家，在社会中心主义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西方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呼唤“找回国家”，形成所谓的“回归国家学派”，倡导“国家自主性”。一方面，把国家视为组织机构，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官僚集团可以追求其独自的目标，只要利用与社会现实相关的国家资源，就能以某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被视为组织结构与行为，影响社会中的一切集团或阶级的政治意图与策略(8)伊文斯，等：《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7页。。

相较于社会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更符合真实的政治生态——国家依然是各国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吊诡的是，在理论上国家回归了，但是实践中的国家却依然无力行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的美国，国家是由众多的利益集团化的政府所构成，而且国家还可能被复杂的社会网络所缠绕，如此，实践中的国家难以发挥“国家中心主义”的真实作用，所以才会出现工具主义国家、世袭主义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型国家等国家形态。

根据米格代尔的研究，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家领导者根本无力取得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地位，“国家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强势地位时，面对来自酋长、地主、老板、富农、部落首领等‘强人’通过其各种社会组织的抵制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9)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社会控制可能分布于众多相当自主的群体中，而非大量集中于国家。换言之，大量权威可能高度分布于社会，但权威的运行却可能是碎片化的(10)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非洲的很多世袭主义国家，尚处于部落制状态，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往往明目张胆地形成“总统帮”，以总统为核心的执政集团大搞权力寻租，搜刮民脂民膏。著名的“石油诅咒”定律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动描述——一个国家石油资源越丰富，人民越贫穷，这是因为“总统帮”将石油资源攫为己有贩卖给国际市场，百姓一无所获。试问“找回”没有资源、没有控制能力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而言，抽象的国家是由具体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构成，而且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二者的功能，但是其能动性如何发挥呢？在现实中，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其利益关系可能存在冲突，或者成为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而为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因此难以制定公正的公共政策。即便“国家”制定了公共政策，也可能难以有效实施，因为政策执行需要推动者和组织者。总之，国家并没有“回归国家学派”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国家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有能力的行动者。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可以“找回国家”，而在实践上很多国家依然得不到有效治理的原因。

二、中国之治：以“脱贫”与教育“双减”为例

中国之治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不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政治现象，而是对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政治实践的概括。其中，全面脱贫和教育“双减”是研究中国之治政治属性的微观案例。全面实现小康的“脱贫”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山区，而教育“双减”新政则涉及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城市居民。这两个案例能较好地诠释中国之治的有效性。

(一)治理贫困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告别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贫困是如何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很多做法具有经验性意义，堪称“中国奇迹”。譬如，举世瞩目的移民工程，仅贵州省就有190多万人从贫瘠的大山中搬迁出来，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堪称“千山鸟飞绝”的山海固地区搬迁出来的6万人，在沙滩上建筑起来了闽宁镇(电视剧《山海情》的原型)，闽宁镇显然是对口援建制度的产物，即福建省援建宁夏的一个结晶。在这些大型工程和宏大政策的背后，更有一系列的微观政策配套，如县委书记县长不脱贫不得调动的规定、干部驻村制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制度，都是为精准扶贫而精准设计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全面脱贫为世界范围内的治理贫困贡献率高达70%，中国为什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治理贫困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似乎是一种永久性的“正常”的状态？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几乎永远得不到治理？有的国家贫困问题甚至越来越严重？新现实需要新的治理理论去回答。

(二)教育“双减”新政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为孩子的“课外辅导”所困扰。“教育培训市场”不仅让学生身心不堪重负，更加剧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并且还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形成了资本主导的事实性第二个教育体系。2020年，中国K12阶段的教育培训机构已超过49万家，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总数的两倍多。根据新东方教育的上市招股书，全国K12课外辅导学生总人数已经从2015年的2.026亿增加至2019年的3.235亿。这种异常现象归功于资本力量的狂轰滥炸式营销。根据胡润财富研究院排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8家教育企业，有7家来自中国。《重庆晨报》曾报道，在线教育公司高途(GOTU.US)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的现金储备近60亿人民币。《21世纪经济报道》显示，猿辅导在线教育经过若干轮次的融资，2020年10月融资规模达22亿美元，投资者包括腾讯、高瓴资本、博裕资本和IDG资本，使得猿辅导在线教育公司的估值达155亿美元。教育培训市场成为资本的跑马场，严重挑战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性政治-社会问题。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提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双减”从源头上限制外资介入教育培训产业，校外辅导被腰斩，教育类股票立刻断崖式下跌，但其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出台“双减”的政治主体意味着，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只是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执行单位，其他部门也有参与，但中央统筹各部门一道来解决这一教育顽疾。因此，“双减”新政出台的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理念。

(三)案例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论虽然比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更接近实际，但其实践中的限度是明显的。如果说治理贫困主要是解决农村、山区居民的千年贫穷难题，是“扶弱”，那么“双减”新政则剑指资本力量以回应全社会的关切，属于“抑强”，二者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的典范。

在治理贫困中，假设奉行以社会为中心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理念，结果无疑会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贫困得不到治理。但仅仅依靠“国家”，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国家”在治理贫困中显然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设立专门机构——国务院扶贫办去统筹扶贫事务。治理贫困的很多举措是行政性的，是国家层面的，但以精准扶贫为目标的很多干部政策，显然不是国家或政府层面所能胜任的，而是党管干部的具体体现。因此，治理贫困中有国家的作用，但更离不开党的领导。

同样，如果信奉“没有政府的治理”理念对待市场经济，肆意扩张的资本市场必然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国家有一定能力去节制资本，但“双减”新政显然不是简单的政府部门行为，单纯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无力统筹涉及众多利益攸关方的“教育培训市场”，这里不但有资本力量，还有就业部门、地方政府等部门因就业水平、财政税收所造成的压力，单纯的国家机构很难协调，中国之治是对既有治理理论的挑战，也呼唤新型治理理论的出现。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型政党治理

在中国，除了大多数国家所具有的国家、社会(包括资本力量)机构和组织外，还有作为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说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理论(“没有政府的治理”)、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回归国家学派”)都不能有效解释“脱贫”、教育“双减”等“中国之治”的政策实践，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型政党体制，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提供了解释依据。

(一)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政治学范畴内关于政党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根据比较国家建设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英国和美国走的是以商人集团为主导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历史经验被总结为社会中心主义，德国走的是官僚集团主导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历史经验被总结为国家中心主义，俄国和中国走的是政党主导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历史经验被总结为政党中心主义(11)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诚然，制度变迁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起点性的制度安排往往会演变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因此“没有政府的治理”和“回归国家学派”其实都是社会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在治理上的延伸。同样，国家建设上的政党中心主义也自然地体现为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以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法治的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新发展。从理论与实践来看，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创造了大党与大国治理的新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新贡献。”(12)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 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诚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治理型政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型政党到革命型执政党、再到治理型政党的转变。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就是一种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政党中心的复合型治理，具体体现在国家治理、社会基层治理、国企公司治理等方面”(13)郭定平：《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再认识：基于治理型政党的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就治理贫困而言，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脱贫，同时脱贫过程也促进了党的建设(14)王浦劬：《党建与脱贫攻坚互动实践的理论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为此，有学者呼吁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必须“将政党带进来”，因为“在党国体制中，党对国家的全面渗透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在逻辑上和概念上将党归入国家范畴的理由；(因为)即使在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党依然保持了自身在组织上、功能上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生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发展为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三分法。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单维关系扩展为三维关系，亦即政党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党与政府关系”(15)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其实，比较政治研究早就视政党为关键变量，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对于政治秩序是首要议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判断合法性政治的标准不是西方人习惯的代议制民主，而首先是能否有一个自主性政府。亨廷顿指出，在政治失序的状态下，“可以从政府行为本身是否反映政府机构本身的利益来寻索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这一概念显然和代议制政府理论不同。因为据此概念，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他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区别于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1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这样的自主性政府不会自动形成，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提供，政党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这是因为，“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17)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这是亨廷顿在50年前的洞见。但什么样的政党才是合法性政治的源泉？亨廷顿对列宁主义政党的看法值得回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18)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亨廷顿事实上从政治参与的规模上论述了共产党的人民性，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把宗教的、民族主义的和阶级的等不同类型的集团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生活，并由此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

政治创新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同样都是提供政治秩序的列宁主义政党，为什么在国家治理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命运？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垮掉了，而中国共产党历经政治变革能屹立不倒并形成了独特国家善治局面，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列宁主义政党都是有解放人类这一使命的，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形成的政治体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即党政同构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政体制”，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治理中出现了天壤之别的结局？仅仅从列宁主义政党的角度找答案，似乎有些牵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上的“七一”讲话，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两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于第一个结合，“四史”(19)“四史”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称。已经给予充分证明。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奉行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原则，走的是不同于苏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建设时期，虽然大力学习苏联模式，但依然在探索突破苏联式集权的“两个积极性”——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在改革开放时期，探索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完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现在要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里找答案。“实事求是”被中国共产党奉为行动原则,这几个字就是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早在1938年，毛泽东这样讲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20)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12-14日。

当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因为“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例如，有的农民不识字，他的言行举止，也无处不体现这种影响。体现在海外华侨、炎黄子孙、华裔身上，有的在海外几代了，不会说中文不会讲中国话了，但体现在行为、思维方式上是‘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21)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1月2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历史演进中文明互鉴的进程：“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2)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转自《求是》，《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第9期。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3年8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层面的，在政治思想上，大一统和民本思想很重要。“大一统”不但指国家“一统”，还指思想上的“一统”，而且思想上的“一统”保证了国家的“一统”。要做到思想上和国家上的“一统”，政治上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正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但意味着有“大一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还有民本主义意义上的国富民强。

那么，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做到以民为本呢？“重民、贵民、安民、养民、爱民”的民本思想都通过“致治”而实现。“致治”是中国政治有别于西方政治最重要的传统，正如有学者归纳为“西式政体、中式政道”之区别。西方人从一开始都是把对政体的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而中国人从先秦诸子一直到朱熹、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谈的都是政道的问题(24)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在这里，“体”也是“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自古不但关注“体”即政治秩序的政治文明、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更关心如何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治道”与“治法”，事关政治秩序的“治体论是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的宝贵资源，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影响深远”(25)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5页。。

因与生俱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致治传统，使得历朝历代的中国人能够“马上打天下”后能立刻治天下，中国共产党更不例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党已经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而有的经验比如延安时期的“三三制”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更有未来政治体制的成熟设计，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说：“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6页。

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被写进宪法，这也意味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宪法地位——因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党的组织原则。同时，1954年宪法确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治属性是人民性，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此才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名称。在宪法上，作为领导型政党的治理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必然是以公正为导向的。在治理实践上，前30年社会建设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公共卫生、男女平等、义务教育等，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人民因此站起来。改革开放就是解放生产力以摆脱贫困，实现国富民强。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九大政治报告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方向上的一致性。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清楚，“教育培训市场”、互联网市场、房地产市场之类的资本肆意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平等、公正正在逐步得到践行，社会系统正在以人民为中心而得到重新配置。

四、结语

中国之治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动力源泉。从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扮演的领导型政党的角色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壮大都深植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和文化渊源。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型政党的国家治理，将为人类贡献更多中国之治的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