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胜 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剧烈动荡，全球化问题与人类发展困局不断凸显。在此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但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世界难题，而且向世界提供了解决这些难题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脉21世纪新时代，关怀全球人类之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世界问题的哲学解答，其哲学基础和思想内涵深厚隽永。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概念能够很好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能够理解这一思想的本体论境域和内在哲学原则。在马克思这一理论视域中，不仅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因而人与自然是本质同一关系，而且人是社会化的人，因而人与人是本质一体关系。

一、“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但却将对人的理解还原到本体论层面来理解，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生成逻辑之中来理解，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同一的历史关系中来理解，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化”的“类”存在物的本质规定性，阐明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否定性统一的应然的社会存在本质。马克思的“类”概念开启了理解人的本质与社会本质的本体论、生成论境域，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本质同一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进而为我们立足时代问题理解命运与共、互利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把钥匙。

(一)“类”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表达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来使用“类”概念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类”概念揭示了人、自然、社会内在的同一关系，具有本体的贯通性和原则性。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这就表明，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在改造对象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交往之中，人的“类存在”性才表现为真正的可论证性和现实性。

人类产生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人类不断发展的逻辑展开中，人作为自由自在的感性活动者，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在人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直接意识到并“证实”了客观世界、自然界的存在，并在这一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将自然界确认为客观世界，同样也通过这一感性对象性活动给自然界、客观世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因此，人的自然属性就表现在全面的、完成了的自然，人的社会属性就表现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生成。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究其本质是实践的，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1页。。“现实性”，其意思就是说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在感性社会实践中，揭示了人的本质的根据。人的本质得到确证不仅仅体现在与自然界的打交道中，还存在于具体的实践中，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总而言之，在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及社会的关系是本质同一的，人是自然的人，人是自然的本质，自然也是人的本质；个人是他人的本质，他人也是个人的本质体现；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社会也是人的社会。或者，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人是社会化的人，人类是“社会化的人类”。上述逻辑表明，在人与自然的彼此生成中，人的本质得以敞开，自然的本质得以实现，进而人的产生与社会的产生是同一过程，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也同样得以澄明。简言之，在人类感性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一方面将自然界作为实践对象和客体，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到自然界的本质，意识到自然界是自己的本质，通过否定自身使人成为自然界发展的一个环节，使主体客体化，从而使主客体达到否定性统一。同理，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否定性统一关系，一方面个人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别与对立，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否定与对立；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他人就是另一个“我”，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是一种人的本质生成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也就是人的“类”意识(4)王知般：《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扬弃》，《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换言之，人也正是通过“类”意识认识到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共同”的“类”本质关系，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否定性统一关系。

人的“类”本质表明，人类本质上是“社会化的人类”。这一思想统一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它所表达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内在的价值尺度。“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0页。，“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54页。，但人类是一个整体，彼此是命运共同、休戚与共的关系。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的“类”本质属性和命运共同的价值取向，才能认识到各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必要性，才能真正把握各国凝聚共识、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类思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哲学基础

“类思维”是马克思开启人的自我理解的哲学革命，这种革命是思维范式的转换，是根本的哲学观的开创。基于这一思维，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界、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关系，进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从哲学高度和现实维度彻底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非人的生存状态，揭露资本对物的无底线的追求和疯狂掠夺，从而对人的奴役与剥夺，并将人降低为物而加以疯狂的压榨和剥削。而当今世界难题和人类问题的根源也在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在于利益的绝对化，在于对人类的本质的物化认识的束缚。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诉诸“类思维”来理解人的本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克服资本逻辑，张扬人性和人类利益，提倡普惠共享的人类共同价值，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类思维”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了解人、认识人的一种哲学思维。西方近代以来的理论思维是从物的角度出发，但最终却又难以逃脱物的范畴，而将人抽象化为物的层次和地位。“类思维”超越了这一层级，它把认识人、熟知人置于无限丰富的感性活动中。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其他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人不仅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这种统一性就是一类事物的属性，也就是“万物齐一”(7)语出《庄子·内篇》第二篇《齐物论》。的属性。但人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并非否定物的自然属性，恰恰相反，它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性是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其次，“类思维”以人与物的统一为致思路径，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与社会的内在统一。这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性是主体和客体的真正统一。人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超越到统一。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人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内在统一关系，并从生存论和存在论相结合的角度理解人的“类”存在本质。从类的本质上，进一步把这种内在统一性定义成否定性和生成性的存在，而这种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类思维”从哲学的角度把人的个性和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统一起来。马克思的“类思维”在本质上是现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以人类性为基础，充分尊重了人的个性发展，也因为这种个性发展的丰富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进而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多种多样性。这种多元的社会分支其实是一种辩证性的存在。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个性实现其实是人的社会本质实现的过程，而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必然通过实践关系把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统一于一个共同体中，这个和谐的共同体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类思维”是人与社会的共生，是多维度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思维原则和思想基础。

二、中国哲学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重大理念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丰富的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仁爱万物的博爱观、天下为公的义利观、协和万邦的和合观等思想与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文化滋养。因此，梳理与分析该理念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很有必要。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9)语出张载《正蒙·乾称》。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核心理念和核心概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其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的焦点问题，“天人合一”是其精粹概述，而儒家文化对“天人合一”哲学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有诸多表述。比如，《中庸》讲“与天地参”、《礼记》讲“群居和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等，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第一次明确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张载在《正蒙·乾称》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天”，在古汉语中称“天”或“天地”。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天地在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自然。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三者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自然界，就是一个生生不息合目的性的创造性过程，是人类和万物的生命之源。在古人的观念中，很早就有“万物本乎天，人类本乎祖”(10)语出《礼记·效特牲第十一》。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始物、生物、养物、成物是自然界善的目的性，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1)语出《礼记·孔子闲居》。。《礼记·中庸》中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明自然界不但创造和养育了人类生命，还促使其实现自身价值。既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价值之源，那么，从根本上说，人类生来平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真实反映。人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是一种德性和责任主体，承载着对天地万物的使命和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愿同世界各国风雨与共。人类同根同源，共生共存于同一个自然界，整个人类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性命相连，休戚与共。荀子《天论》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提出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和谐发展路径，就是“天人合一”的现代性转换，是大国的使命和担当。

(二)仁爱万物的博爱观

人类同根同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与西方城邦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层层向外辐射而建立起来的伦理社会，但却并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它是由“仁”维系并联结成一个充满仁爱的道德共同体。在“仁民爱物”(12)语出《孟子·尽心上》。之仁爱思想的传承与浸润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仁者万物一体的博爱观。仁，不仅是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也是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是推己及人。《孟子·梁惠王上》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人们的情感共识，这种仁爱不分亲疏，跨越种族。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中华民族自儒家始，就将“仁”的核心精神规定为“爱人”，认为这应该成为人的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德性，它应该根植于人心，成为人的本性。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中华民族温和善良、恭敬谨慎、慷慨大方的民族性格。对于自己同类好斗的排他主义，我们要排斥和抵制，而要大力弘扬人类宽容、慷慨和同情对待地球上一切其他生命。这是“仁”的现代性诠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仁爱万物博爱观的生动体现。以仁爱之心放眼四海，民胞物与，皆是兄弟与伙伴。对待朋友，我们要讲一个“真”字，因为真朋友最可贵。当今世界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类仍然面临着疾病、饥饿、贫穷等等威胁，中国以“中心憯怛”(13)语出《礼记·表记》。之心给予同情和怜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给予大力援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

(三)天下为公的义利观

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14)语出《礼记·礼运》。。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自儒家始就正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一国由众多单个家庭组合而成，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共识塑造了国人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大学》列出了古人希贤成圣的实现路径，即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5)语出《礼记·大学》(第一章)。；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6)语出《礼记·大学》(第一章)。。修身为本，平天下是终极目标和人生理想，一个人能够做到心系天下苍生，治国安邦，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的集体意识。大道至简，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众所有，当一己之利与公众之义发生冲突，必舍私利以成大义，甚至不惜舍生取义。因为鱼与熊掌、生与义皆人之所欲，不可得兼。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孔、孟为代表的儒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观，儒家提倡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关于如何解决义、利二者之间的矛盾和选择问题，儒家不惜舍弃生命以取义。义利之辨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架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将重义轻利的思想与经济和政治密切相连。由此，儒家提出了君轻民贵仁政思想、德治法治相辅观点、自然名教统一学说。当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在义利之辨的探讨与争辩中，还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17)语出《墨子·天志》。的义利兼顾、义利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启发了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道：“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6页。

公私之辨和王霸之辨是义利之辨的延伸、深化和提升，它们最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与经济政治的基调和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天下为公和仁政爱民的现代诠释。公私之辨和王霸之辨是义利之辨在政治上的延续，经由道义实现政治理想。功利与道义相提并论，将义利选择从个人、群体的伦理价值观上升到了公私、志功问题，儒家主张功利与道义统一，倡导经世致用、利济苍生，为生民请命。而王霸之辨则尊王抑霸，霸道以力震人，以势压人，民面服而内恶。而王道任德重义，以德服人，以义化人。唯有王道，方能治国安天下。孟子说：“与民乐之者，民亦乐其乐，与民忧之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又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9)语出《孟子·梁惠王下》。仁义相辅，布施仁政，为政以德，天下可太平，百姓可安居乐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道：“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6页。这与天下为公的义利观不谋而合。

(四)协和万邦的和合观

协和万邦是天人合一自然观、仁爱万物的博爱观、天下为公的义利观在国际社会政治领域内的扩充。天人合一是最高的自然生态理想，而厚德载物、万邦协和则是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国历来重“和合”，是诸家文化几千年传承积淀融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承载天道地德、天人合而为一之人才能协和万邦。“协和万邦”(21)语出《尚书·尧典》。理念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书经》，《尚书·尧典》讲：“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2)王艳：《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化内在基因》，《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如何达至“协和万邦”，需要君主敬德保民、修德配命，为政以德。“和”，是共生，是共存，是和谐，是一国之和，是万邦之和，也是天地之和。和，不是机械简单地相加，而是有机地融合共通，是和而不同。如何实现“和”？它需要德性主体和责任主体积极参赞天地化育，主动调整自然，协和万邦，敬天佑人。《易传》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和其凶”(23)语出《周易·文言传·乾文言》。，天人统一，合而为一。德才兼备，是儒家内圣外王、合内外之道的人生理想在现代的发展。《中庸》主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4)语出《中庸·第二十二章》。惟有至诚之人，方可体悟天道和人道，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能承担起协和万邦的责任。“诚”即诚实、真诚、诚信，领导干部至德至诚，就是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协和万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与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万邦之和，但并非一味地整合，而是主张“和而不同”(25)语出《论语·子路》。，求同存异。“和合”理念，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辅之以道、释、法、墨等诸家文化在传统文化发展中相互贯通融合，经过现代性转换而成的关于宇宙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则、原则以及方法知识系统。“和合”理念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几乎渗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贯穿其全部历程，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和整个人类的贡献，它是中华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也是当今世界人类化解危机摆脱困境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普惠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风云激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乱云飞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加剧，全球问题愈加凸显，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但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全球背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60页。所以，不论任何人身处何国，也不管你信仰什么，更不论你愿意与否，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27)张忠祥：《中非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今天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全球观人类观，是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中国方案，其中内含的价值理念是共生共享互利共赢的“普惠理念”(28)韩庆祥，刘雷德：《论普惠哲学》，《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关乎时代问题、人类命运、全球困境的普惠理念是当代人类重大问题在哲学中的反映。普惠理念对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本质和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普惠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需

在实践基础上，普惠理念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辩证的统一。在全球问题上，中国坚持的立场原则与目标战略，具体体现在普惠理念中，这是中国的智慧和态度。一方面，“普惠哲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事业发展进步而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于解放全人类的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惠理念把合作共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精神实质传播给世界。这一理念所体现出来的伟大志向和价值取向让世界也更为了解中国，同时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不断给世界带来更大的进步，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进一步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繁荣和昌盛，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不附加任何交换性条件地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普惠理念更体现出中国与其他国家互惠互利的平等外交关系。这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在相互尊重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上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惠理念的践行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方案的完美呈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基于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29)韩庆祥，刘雷德：《论普惠哲学》，《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二是对当今时代的高度开放性和自我封闭截然对立性呈现出新的忧虑，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三是当今世界有差异的统一，对利益的追求既有不同又有相互需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30)周育国，姜洋：《和谐共赢：全球化时代人本理念的主题》，《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又体现理念的普惠性与崇高性，既是普惠哲学的现实依据，又是普惠哲学的集中体现(31)韩庆祥，刘雷德：《论普惠哲学》，《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三)普惠理念是类思维的直观映射

普惠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当今世界时代精神的充分把握，普惠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哲学基础。首先，普惠理念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呈现。它立足于人与物之间辩证否定的内在统一性。其次，普惠理念回答了世界之问，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哲学把握。它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人类共同价值上更充分尊重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等的区别和联系。从实践和价值两个层面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普惠理念所体现的是一种战略辩证法，是回答世界之问和解决世界之问的中国智慧的呈现。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解决了世界之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一把钥匙。

综上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世界问题与人类生存发展困境的深入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与思维范式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解决。具体而言，马克思的“类”概念和“类”思维既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切入口，也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仁爱万物”的博爱观、“天下为公”的义利观、“协和万邦”的和合观等哲学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滋养，也有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中国主张、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从现实层面和时代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普惠理念，倡导普惠共赢价值观，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我国世界话语权，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美好未来开辟新的出路(32)杨正东，郑承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双环流”评价指标体系》，《文化产业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