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礼霞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严歌苓的作品涉及话题众多，从部队军旅到校园生活，从文艺知青到农村寡妇，从中产阶级贵妇到绝命赌徒，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严歌苓借助这些人物形象命运的起伏跌宕来阐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魅力，表现其对特定时期社会边缘人物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是对人性复杂多元的思考和叩问。本文着意于《寄居者》在异域环境下的迁移与流放、对故乡的眷恋与回归、主人公精神困境的挣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异域文化下的迁移与流放

漂泊、流浪、迁移与流放，不是现当代文学才有的题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1]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被流放在外依然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积极上进的心态；唐代李白的出游诗、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以及李清照的词曲中都有迁移与流放、飘零与孤独的叙写。近现代作家艾芜、张爱玲、萧红等的作品中也书写着漂泊、飘零无依的意象。漂泊主题在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如王德威在《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中说的那样：“去国与怀乡曾是现代中国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当代作家频繁的迁徙经验势必要为这一主题平添新的向度。”[2]严歌苓作为第五代移民作家中成就最高者，她的长篇小说《寄居者》以独到敏锐的眼光观察并书写了移民们在异域中的艰难跋涉与孤独的飘零。小说把人物置放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同一种族同一信仰的人不同价值观念的巨大反差，不仅给漂泊者本人带来精神上的迷茫和痛苦，也给他们的亲人带来精神上的犹疑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