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媛媛 牛学利

(外交学院 a.基础教学部；b.外交学系，北京 100037)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在分析英国成功殖民印度的原因时，要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既要看到英国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主义扩张对印度的刺激，更要掌握印度内部状况。

一、英国资本主义文明与专制

印度曾被阿富汗等国家侵略，但这些国家最终都被印度文化所同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其资本主义文化便成为抵抗印度同化的关键。英国的殖民行为，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表现，但更是披着殖民外衣的专制所致，英国对印度的荼毒，归根结底都来自于自身想维护专制统治的初衷。

1.工业文明抵抗印度同化

印度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漫长的被侵略史。在英国征服印度之前，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权利被其总督篡夺，而总督们的统治被马拉提人打倒，随后阿富汗人又将马拉提人踩在脚下。混战给英国带来了入侵印度的外部条件，不列颠人在印度一片狼藉与混乱中趁势而入，并征服其他侵略者成为印度的主人。因此，对于印度来说，本身不曾有过黄金时代，有的也只是在被入侵浪潮中的高低起伏。印度人民的逆来顺受与不抗争，对侵略者来说极具吸引力，而印度社会的停滞不前与毫无变化则成为入侵者顺利称霸的关键。但神奇的是，这些外在的入侵者最终却对印度文化俯首称臣，出现了领土上的入侵者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情形，毕竟“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247。但英国的工业文明不同于印度文化，也不同于印度之前的侵略者文化，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阶段，英国工业文明作为新兴事物发展势头如日中天。这样携带蒸汽和自由贸易气息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不会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且还会成为印度文化的征服者。于是，英国自此对印度开始了“肉体”与“心灵”的侵略与改造，以至于当今印度仍然保留着当初不列颠殖民印度时留下的痕迹。

2.专制促动下的对外交往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产生后，外交的目的不再纯粹，尤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仅是统治阶级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资本主义外交家绞尽脑汁对外交往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唆使互相残杀”和“压迫民族”[2]的方式，延长专制的寿命！这种外科手术式和内暴式相结合的外交手段，被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得炉火纯青，并成为其建立和巩固自身政权的主要手段。对于英国，依靠剥夺英国人民财富而上位的寡头政治集团，迫切需要在国外寻找利益相关者以进一步稳固自身政权。寻找外援则离不开外交政策的支持，但为了掩盖其维护专制的真正目的，这些财阀决定以商业交往作为掩体，而行殖民之实，从而平衡和维护英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也极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3]。通过马克思的表述不难发现，英国作为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甚至是殖民印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本国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同时，英国将政治目的掩盖于经济外衣之下，隐藏其真实行径。而恰巧，英国殖民印度正好遇上国际分工的调整。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而全球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分工带来的，并且指出一个民族的对外关系也取决于内部分工的状况。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直接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方针，英国几个世纪前就开始进行资本积累，国内分工相对健全，但缺乏资源，而印度落后的农业文明使国内分工带有封建社会分工的性质，于是，就出现了英国为掠夺资源不惜使用武力对印度进行殖民的现象。在英国的高压政策下，印度人民发起了像民族大起义、蓝靛农民暴动、德干农民起义等反殖民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但由于实力差距，印度被迫向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国际分工转变。

在马克思眼中，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拥有的工业文明，是不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一样被印度文明同化的主要原因，而英国带来的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自由的商品贸易也使印度在最快的速度内臣服于英国。但印度自身的状况才是英国殖民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印度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带有享乐和禁欲两面性的宗教，标有种姓和奴隶制符号的农村公社等，均使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变得孤立、落后和分散，使社会成员普遍排斥彼此，最终使得整个国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部动力。

二、印度的环境与社会制度

在印度社会，宗教繁多复杂且相互对立，尤其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部落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分散而居，种姓和村社制度的存在也成为彼此沟通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印度形成了先天性隔离和后天性排斥的局面，从而注定难以逃脱被侵略的命运。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采取“以印制印”策略，逼迫印度出钱豢养印度军队，借此镇压印度人民反抗，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所以，印度自然环境所承载的社会制度，在英国的外交权谋下，成为印度被殖民的根本原因。

1.自然环境形成空间隔离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起到加速或延缓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说：“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生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的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1]143。

马克思通过将印度与意大利进行比较，得出印度地理环境对印度发展的影响。印度整体上处于东西交通和文明交流的中转站，内部地形复杂，有河流平原、高原沙漠、连绵山峦，外部海岸线平直且缺少优良港湾。复杂地形阻碍了各部分的联系与交流，使得各部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印度所处的纬度和起伏的地势使其存在不同的气候区和分散的农业、畜牧业发展区，导致印度自然物产丰富多样、但发展程度却不平衡的现象，经济基础的不统一也使印度政治分裂，小国林立，相互敌视。因此，印度人所依靠的自然环境，铸就了印度物理上的隔阂和经济基础上的差距，成为印度“吸引”侵略者的基础性条件。

2.两面性宗教禁锢思想意识

宗教问题上，印度与意大利相差甚远，更像是东方的爱尔兰。杂乱的宗教里同时充斥着淫乐和悲苦、高贵和低贱、善良与丑恶，这种相互排斥却又同根共生的矛盾源自印度宗教的古老传统，最终成为高种姓人纵欲享乐的宗教，也变成低种姓人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宗教。原本应是“一视同仁”的宗教系统，现在却同时站立着“和尚”与“舞女”“林家”和“札格纳特”。

根据马克思对印度宗教的概述可知，古印度有一部纷繁复杂的宗教史。中世纪之后，主要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期间夹杂着其他教派之间的纠纷，而且宗教斗争从不是单独存在，其与部落种族间的斗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经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印度教作为中世纪后新起的宗教，保留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又吸收了佛教的不抵抗、禁欲、造“业”和轮回学说。一方面，向那些低级种姓的人们宣传要虔诚相信神灵，安分守己，忍受现实痛苦等言辞，为种姓等级制做辩护，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又向统治阶级宣扬享乐主义，从而为统治阶级肆意享乐打开方便之门[5]。可见，宗教的两面性已经被统治阶级用来加强自身政权的稳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同时，这种治理上“两极分化”的现象也给予侵略者英国极大的便利，因为只需要征服印度的统治阶级即可，而无需考虑印度底层人员，这是两面性宗教带给英国侵略者的思想武器。

3.种姓村社制度阻碍社会进步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印度与西方相比，存在着浓厚的、典型的东方特色。村社中农业和手工业并存且相结合的形式阻碍农业发展的规模化，成为统治阶级管理水利设施的重要理由。毕竟印度不同于西方的意大利和弗兰德斯采取私人自由联合的方式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印度是传统的东方文明延承者，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才能弥补文明程度较低和地域辽阔带来的分散性弊端。印度人民将农业和商业的控制权——公共工程交到政府手中，由政府掌握着经济命脉。但由于印度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性，导致印度人民生活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理空间。久而久之，印度至今未消的村社制度从产生之日起便逐渐根深蒂固。村社制度使印度分为很多不同的组织，但这些组织却如同原子一样极其相似，但与原子不同的是，这些组织一般不会有交集，都是孤立存在，然后“闭关自守”。但看似平静的村社制度，却将会使印度国运陷于沉沦骇浪的源动力。印度村社制度是印度自身统治和其他侵略者占领的政治基础，不仅在地理空间上使人相互隔绝，更将人的思想进行禁锢。村社内部的土地成为印度人民关注的焦点，至于帝国的落寞与崩溃、侵略者的残暴与杀戮，在他们看来都与己无关。这种原子式的自我中心，最终铸就了野性与盲目、自私与放纵、鄙视与杀戮成为宗教仪式的后果。而至于他们自己，则认为是环境的衍生品，并把外界发生的一切理解成一成不变的自然预订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神祇之力。由此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民族所具有的国家和宗教的种姓制度”[6]顺势而生并成为整个民族接近毁灭的推动力。结合马克思对印度村社的评价可知，马克思认为种姓制度是与村社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奴隶制成长而产生的一种等级制度，是落后社会分工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结果，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1]148，并且“种姓精神是和民族团结相矛盾”[1]148的。所以，印度种姓制融合在村社制度之中，成为难以根治的“基层毒瘤”。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而印度农村公社对印度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人民来说，农村公社禁锢了印度人民的思想，使人民缺少历史首创精神，极大削弱了印度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变成环境奴隶的同时也加深了头脑中的等级观念，造成阶级对立；对国家来说，农村公社制度下人民的利己性，使其缺乏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外来侵略和他人安危表现漠然，并且这种封闭环境产生的野蛮、盲目、放纵的破坏性力量也助长了宗教的不理性，而宗教向普通民众宣扬的宗教教义又使得印度民众难逃“自我关注”的苦海。基于种姓和村社制的印度交通设施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使农业生产水平低，且政府对水利公共设施的管理造成农民在灌溉方面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极度削减了农民群策群力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又要求农民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进一步减少了村社间的交流，而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也逐渐削弱了农民对外界的需求，这就使大部分的商品经济发生在印度城市，不易渗透到农村，结果是农村与城市逐渐隔绝，而农村内部不同团体彼此独立，造成农村生产关系的落后。久而久之，农村公社便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正像马克思所说，印度存在的这些公社，“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249，英国充分利用印度种性和村社制度带来印度停滞不前的现状，通过控制印度统治阶级和全国经济命脉的方式，达到了“以印制印”的目的，为自身侵略节约统治成本。

三、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的总体评价

印度国土和欧洲面积类似，英国的殖民行为对于这个南亚大国来说，毁灭性的打击是毋庸置疑且结果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但是，此次殖民行为和侵略后果却是可预见的。英国资本主义输出和工业文明的外溢，势必会形成资本的集中，“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1]252。

马克思不断强调，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在当时，英国拥有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远胜印度所固落的农业文明，所以成功殖民印度具有的历史必然性，英国殖民印度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也是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站在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英国殖民行为给被殖民地印度带来的进步性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只有在经历了英国的殖民后，印度的社会状况才有可能在此刺激下发生根本性革命，完成历史使命。

但是，资产阶级文明在殖民地并不总是和善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之后，大肆削刮和贪污，就像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一样，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札所应得的股息”，也“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1]149。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殖民国家无论打着什么好听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其真实目的却从未变过。财产捍卫者监守自盗、利欲熏心者更加巧取豪夺、公债维护者填满私人腰包、宗教信仰者限制他人宗教自由……由于英国侵略者殖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受人质疑，即便真的给殖民地印度带来某些可喜的变化，也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