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定武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245041）

余嘉锡先生为现代文献研究大家，其积数十年之功撰著《四库提要辨证》，考订《四库全书总目》得失，成果极丰，影响极大，允为现代学术之经典。其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水经注》，略曰：

《水经》，实戴震征入四库馆后奉敕所校，戴以此负盛名，结主知，奉旨赏进士，一体殿试。及以劳卒于官，高宗尚使太监持所校《水经注》，询其人所在，既知已卒，为之太息，此见之于《汉学师承记》及诸家所作戴氏传志者也。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水经注》篇末，署衔尚题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至于《水经注》之作者，自当仍属之桑钦，戴氏虽以是书名家，其说未有确据，徒以一二地名之疑似，遽翻前人之存案，未可从也。戴氏所校之《水经》，魏源《古微堂集》中，有书后二篇，讥其攘赵一清《水经注释》，点窜之以为己作，虽其先戴之弟子段玉裁力辨以为赵氏虽成书在前，而刻书在后，乃赵攘戴，非戴攘赵，然近人仍分左右袒，莫衷一是，只可付之存疑。盖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点窜，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难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于其下者乎？段懋堂谓非戴窃赵，在戴诚无所用其攘也，此正如王子雍之于郑康成，直夺而易之而已矣。不然，何《直隶河渠书》又适重修于赵氏之后乎？钱竹汀学问之精，不在戴氏之下，而博通过之，当时虽与纪晓岚齐名，有南钱北纪之目，实则纪不足望其项背，故《提要》常引《潜研堂文集》，而钱氏《潜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于《提要》鲜所称道。宜乎此篇，独持异议，而无所恤，几乎发墨守而箴膏肓矣。虽然，亦幸而钱氏书成于戴氏身后，为戴所不及见耳，否则戴必怫然不悦，变色相争。如东原集中，与顾千里争《礼记·王制篇》虞庠在国之西郊，各执一说，书牍往还，愈辨愈烈，卒之毒詈醜诋无所不至。虽其于竹汀或不至如此之甚，然必不默尔而息也。[1]

余嘉锡先生文献研究成绩卓著，其《四库提要辨证》更为文献考论名著，然此节辨证颇有可商之处，要而言之，约有以下数端：其一，戴震关于《水经》作者问题之讨论，非始自官刊《水经注》之提要。其二，戴震之疑《水经》非桑钦所著，非仅因一二地名之疑似。其三，《屈原赋注》非对《楚辞集注》改头换面之作。其四，戴震之修《直隶河渠书》在赵一清（1709—1764年，字诚夫，号东潜）后，乃应方观承之邀，非戴震主动承揽，亦无攘夺赵一清之事。其五，戴震与顾广圻（1766—1835年，字千里）无交集，与顾广圻产生学术之争者为段玉裁（1735—1815年，字若膺，号懋堂），故所谓戴震与顾广圻争《礼记》问题，显属张冠李戴。试缕述之如下。

戴震关于《水经》作者之讨论，见于其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作《书水经注后》：

《水经》有郭璞注三卷，唐时犹存。杜氏《通典》引《水经》四事，证其为顺帝以后纂叙。《郡国志》，桂阳郡汉宁，永和元年置，吴改曰阳安，晋太康元年改曰晋宁县，在桂阳郡东百二十里。三国时吴与蜀分荆州，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以东为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吴志》，孙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阳南部为始兴郡，十二月晋受魏禅，未闻魏取阳安事，而《水经》钟水北过魏宁县之东，盖作《水经》者魏人，故于广汉、汉宁悉改曰魏。其书实出一手。《旧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以为桑钦，晁公武云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王伯厚云郦氏附益，皆非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记。[2]

戴震至迟于乾隆三十年已明确提出《水经》作者非桑钦，而并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于官修《水经注提要》中始论及此问题。而因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晚年自署竹汀居士）与戴震学术交往始自乾隆十九年（1754年），此后20余年中过从甚密，故钱氏之辨戴震关于《水经》作者之说，当在《水经注提要》之前，亦非针对《水经注提要》而言，余嘉锡先生所谓“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水经注》篇末，署衔尚题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故钱氏引《提要》此篇，直称之为戴东原谓云云”，恐属无的放矢。

戴震辨《水经》作者非桑钦之依据，并非仅持一二地名为据，无论官修《水经注提要》还是其自刻《水经注序》，戴震所论《水经》作者非桑钦之依据：一是《水经》有地名非汉地名；二是班固引桑钦之说与《水经》相违；三是郦道元于《水经注》引桑钦《地理志》，而不曰《水经》。故戴震断《水经》作者非桑钦，乃三国魏人，证据较充分，也为诸多学者所认可。余嘉锡先生所谓“至于《水经注》之作者①，自当仍属之桑钦，戴氏虽以是书名家，其说未有确据，徒以一二地名之疑似，遽翻前人之存案，未可从也”，显未全面考察戴震之立论，而其所谓戴震“以是书（即《水经注》）名家”之说，亦属武断。戴震于乾隆十九（1754年）年初至京师，即以其经学考据享誉阙下，其虽因官修《水经注》等助其获得殿试资格而赐同进士，但戴震绝不因此《水经注》成名，几毋需辨。同辈及稍后学者称颂东原为乾嘉学术巨擘，而并无视官修《水经注》为其主要之学术成就。故在赵一清，若无《水经注释》，则其学术地位或大受影响；而戴震若无官修《水经注》，其学术地位几乎毫无折损。东原自身当亦并非以此《水经注》为荣②，其自身最为看重者，为《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之类义理之著，而非其考据之作，因戴震向以考据为义理之手段，而非终极目标。

戴震早期著作《屈原赋注》，参酌前贤，对王逸、洪兴祖、朱熹等前贤成果均既有继承吸收，亦有辨析驳正。其对朱熹《楚辞集注》既吸收较多，亦驳正较多，其于初稿中驳正朱子时多明确提及，而定稿则直陈己见，而略去朱熹及《楚辞集注》之名。其定稿由徽歙汪梧凤为之刊刻时，卢文弨为之撰《序》，称其“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3]。比较戴震《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单就《离骚》而言，戴震直接拨正朱熹者至少20处，如“肇”“三后”“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胡绳”“蕙”“攘垢”“将往观乎四荒”“余听”“夏康 娱”“敷 衽”“高 丘”“下 女”“宓 妃”“蹇脩”“理弱而媒拙”等。《屈原赋注》不但对《楚辞集注》注解拨正更多，而且具有哲学层面的超越。③文献注解吸收前贤成果不但极为正常，而且属于必须，如无视前贤成果，或刻意立异标新，是为苟异，必为严肃学者所不取。然如处处雷同古人，缺乏思考与新见，则全然不必作。戴震之《屈原赋注》在清代众多楚辞注解著作中，广为后人所重，与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并称为清代楚辞学三大名作。如仅仅是对《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点窜”，则《屈原赋注》恐早已遭200多年来楚辞学界唾弃。余嘉锡先生此论是因并未深考《屈原赋注》而误信人言，抑或其他缘由所致，颇值得深思。

关于戴震与修《直隶河渠书》之事，因后世将《直隶河渠书》与赵、戴《水经注》案相牵连，竟成又一公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方观承（1698—1768年，字遐谷，谥恪敏）擢任直隶总督兼理河道，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卒于任上。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方观承委任顺德知府金文淳主持编纂直隶河渠水利书，本年末，金文淳延请著名学者赵一清与纂此书。据李宗侗先生《赵东潜年谱稿》：“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年），顺德府知府金文淳奉直隶总督方观承檄，修《直隶水利书》（按即《直隶河渠书》），延先生于府署槐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十月，（东潜）至天津。冬，往泰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在泰安。患噎病。……先生卒于泰安。”[4]可知赵一清应邀纂修《直隶河渠书》，是在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之间。而戴震与修《直隶河渠书》则在乾隆三十三年，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是年，应直隶总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未成，会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学士杨公廷璋，不能礼敬先生，辞之入都。”[5]可见戴震与修《直隶河渠书》实因直隶总督方观承邀请，而非主动承揽此事，更无攘夺赵一清成果之预谋。赵一清修书之后，余萧客（1729—1777年，字仲林，别字古农）又参与修纂《直隶河渠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余古农先生》载：“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闻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辅水利志》，间游京师，与朱学士笥河先生、纪文达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谓其学在深宁、亭林之间。因目疾复作，举歙戴震以代。”[6]《直隶河渠书》修纂过程中，虽然先后有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学者参与，但其发起修纂人为直隶总督方观承。《直隶河渠书》本具有明显的官修性质，依旧例应署方观承之名，时人固多视其为方氏之作。④无论赵一清、余萧客，还是戴震，应均未将此书视为自身著述。至于赵、戴《直隶河渠书》之争，已是三位学者身后之事。究其原因，实起于戴震姻亲孔继涵因不明情况而将戴震所抄《直隶河渠书》副本误作戴震遗著，段玉裁同样未加细察而且过于尊师，致使此问题更加复杂化。⑤因此，与赵、戴《水经注》案不同，戴震与《直隶河渠书》一案完全属后人误解所致。故余嘉锡先生曰：“何《直隶河渠书》又适重修于赵氏之后乎？”质疑似乎有力，亦当属于未明就里而生疑惑。

顾广圻，清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与戴震并无交集，因戴震去世时，顾广圻年仅十二岁，戴震卒时当不知顾广圻之名，顾广圻彼时亦当不知戴震。故余嘉锡先生所谓“东原集中，与顾广圻争《礼记·王制篇》虞庠在国之西郊，各执一说，书牍往还，愈辨愈烈，卒之毒詈醜诋无所不至”之语，颇令读者乍读之下如堕五里雾中。略考之，与顾广圻因《礼记·王制篇》而起争执者，乃戴震弟子段玉裁。段、顾二人本属学术知交，然后因关于《礼记·王制篇》虞庠在国之四郊抑或西郊意见相左，顾广圻以为当从《礼记》“虞庠在国之西郊”，段玉裁则以为“西郊”当是“四郊”之误，彼此争执不下，往复不已，至言辞颇为激烈，但总体仍不越学术之论争，且并无“毒詈醜诋无所不至”，故余嘉锡先生此言亦嫌夸饰。今人有论：

二人的争论在当时学界是一场不小的风波，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以偏向段玉裁者居多，例如黄以周说，“《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西’本作‘四’。皇侃云：‘四郊虞庠，谓四郊皆有虞庠’。以周案：皇说是也。近之段楙堂、顾千里为四、西二字异同，争论不已。其征引处互有得失，而大致以段说为是。”不独此，林昌彝的《三礼通释》、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对这个问题都有颇为详细的阐发，也是肯定段玉裁的观点。支持顾广圻的，大约只有李慈铭。[7]

可见段、顾关于《礼记·王制编》之争，学界影响甚广。而以余嘉锡先生历史文献之深厚、功底及对学术史之熟稔，竟移段作戴，有如此张冠李戴之论，似非千虑一失可以解释。

又余嘉锡先生谓“钱竹汀学问之精，不在戴氏之下，而博通过之，当时虽与纪晓岚齐名，有南钱北纪之目，实则纪不足望其项背，故《提要》常引《潜研堂文集》，而钱氏《潜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于《提要》鲜所称道”。其言钱大昕学术之精博，确为公论，然其言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之学不足以望竹汀之项背，又举“《提要》常引《潜研堂文集》，而钱氏《潜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于《提要》鲜所称道”云云，似大可不必。纪昀学术之精不及竹汀，自不必言，然纪昀之长，在其博洽通达，故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即《四库提要》）之空前巨制。《四库提要》一书，为正式收入《四库全书》及列入四库存目之文献总10000余种一一撰作提要，虽疏谬时见，而瑕不掩瑜，确为后来学者之“治学门径”（张之洞语），其功与钱氏著述当各有千秋。至于《四库提要》多引钱氏之论，而钱氏鲜引《四库提要》内容，当主要因为著述性质不同所致。不仅钱大昕，当时其他学者著述亦鲜引《四库提要》，实因《四库提要》为目录学著作，其功在导引后来学者读书治学。余嘉锡先生曾自谓：“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其谦逊允正之论极为学人敬佩。此处则因崇钱大昕而抑纪昀，颇属无谓；至于称钱氏《三史拾遗》论《水经》作者文字为“独持异议，而无所恤，几乎发墨守而箴膏肓”，更为张大其词。

余嘉锡先生谙熟文史，深通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之学，治学严谨，《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其孜孜矻矻数十年心血之凝聚。《四库提要辨证》一书总体体现了余嘉锡先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故其辨证多能考证精详，确凿可信，又能遵循疑以阙疑的原则，绝少无根之谈。然余嘉锡先生之《水经注辨证》一则，可商之处实多。究其原因，或正在余嘉锡先生立场较为维护理学，其《四库提要辨证》对《四库总目》批评理学内容颇多不满，且每有辩驳。而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等更深揭程朱理学之弊，斥其为一己之意见、祸民之根源。《孟子字义疏证》尤为余嘉锡先生视为“诋朱子”之作而致其不悦，故在对戴震的评述中出现明显偏差，乃至疏忽基本之历史事实。学术研究中如存在立场预设，难免会因其立场而审夺材料，进而影响结论的正确性。

注释：

①“《水经注》之作者”疑为“《水经》之作者”之误。余嘉锡先生原文如此。

②杨应芹《御用之作与独立研究的终极成果——戴震两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文史哲》2014年第2期，第97—107页）认为官校《水经注》“无疑是四库当局的主意，而戴震只有痛苦地被牵着鼻子走。为了申冤，即对社会和历史有个交代，戴震节衣缩食，最后还是完成了自刻本的刊刻。……自刻本积聚了戴震大半生的心血，是他独立研究《水经注》的终极成果”。可参看。

③汪大白《戴震〈屈原赋注〉对朱熹〈楚辞集注〉的借鉴与超越》（《阜阳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130—134页）一文有具体论析，可参看。

④如姚鼐《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五《方恪敏公家传》：“所著《直隶河渠书》百三卷。”（《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136页）袁枚作方观承《神道碑》，亦说：“（方观承）纂《河渠书》若干卷，辨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汉书注》洫水之非增，皆勤学经生所不及也。”（《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27页）

⑤潘定武《戴震与〈直隶河渠书〉问题及思考》（《黄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1—6页）详论之，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