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泽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作为亚洲最大的煤铁联营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公司”)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汉阳铁厂选址、设备采购、外债、中外合办、体制转变、失败原因分析等传统研究领域均有学术创新，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汉冶萍公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

纵观学界研究成果，在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方面主要有：孙波认为，一方面，由举借日本民间性资本到举借日本政府性资本，从对日本的借款条件抱有戒备之心到接受“聘任日本矿师”的借款条件，汉冶萍公司对日借款逐渐形成，并且走向定期化、复杂化；另一方面，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觊觎之心也日渐昭显[2]。李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江西省因地方财政困难而觊觎萍乡煤矿的厂矿产业资源，意欲收归己有[3]。左世元认为，1927—1929 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4]。谢国兴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汉冶萍公司与袁世凯政府的“国有”和“官督商办”问题[5]，等等。以上成果表现为对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的碎片化的研究，缺乏对汉冶萍公司与各类政府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而左世元的《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左书”)，一经出版便弥补了学界这一大憾事[6]。该书对汉冶萍公司在不同发展时段与政府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将复杂的近代中国政企关系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