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建

（韩山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观。教育哲学自诞生以来，首先回避不了的就是认识论的基础问题，而认识论的第一要务首先就涉及到知识观问题。纵观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流派，无论是进步主义的经验课程、要素主义的文化要素、永恒主义的传统经典抑或新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乃至分析哲学的符号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相应的知识观。这其中，改造主义虽源于进步主义，但它同进步主义强调个人经验不同，它更注重团体经验，改造主义者认为知识的出发点是追求目标的社会，知识的产生来源于对社会目的以及用于实现这些社会目的之方法进行探索的团体。在此基础上，改造主义的代表布拉梅尔德提出“社会一致”主张，他认为，重要的是一致同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有计划的行动的检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简直就不能证实为是真的。所以，真理（知识）取决于是否取得团体内尽可能多的成员的同意以及是否按这种同意来行动。团体一致同意的目标和手段就是所要寻求的真理（知识）。①参见罗伯特·梅逊《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陆有铨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1页。这里所说的团体似乎等同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社会一致”，［1］159也对应于库恩的“不可通约性”，但需要反思的是，是否知识一定就来源于一定的团体的社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