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亦

（同济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92）

清自嘉庆、道光以降，今文学得以复兴，然其初不过治《公羊》而已；至刘逢禄，始标榜以汉师家法治《公羊》，自谓“寻董、胡之绪”，且以“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1]。其后至龚自珍、魏源以下，则声称由东汉以趋西汉，而自何休以上溯至董子矣。

康有为初治《公羊》，即以董仲舒为主。据《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始撰《春秋董氏学》①又据《春秋董氏学》自序，末有“孔子二千四百四十四年，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南海康有为自序”，则康有为撰此书在光绪十九年也。。二十二年，续成《春秋董氏学》。二十三年冬，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此书。二十四年，广州演孔书局再刊。戊戌、庚子间，两遭奉旨毁版。1917年，以《万木草堂丛书》重刊。

一、董子“轶荀超孟”

康有为以“素王改制”为《春秋》之义，唯《公羊》能详之。然《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素为后人所疑。至于董子，则不然。盖《公羊》所发“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周为三统”诸说，“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吾以董子学推之今学家说而莫不同，以董子说推之周、秦之书而无不同”[2]307，董子为汉儒宗，其地位良非何休可比。康有为取径董氏以治《春秋》，其缘由正在此也。

孔子以后，康有为大致并推孟、荀②辛卯间，康有为尝与朱一新论性。朱氏主宋儒之成说，极言荀、董论性之非。（参见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论性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31-333页）康有为则谓荀子论性有过于孟子者，“荀子之与孟子辨者，盖深恐人之任性而废学。……是荀子言，未见有悖于圣言者也。……然正惟从孟子之说，恐人皆任性；从荀子之说，则人皆向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30页）十年后，康有为撰《孟子微》，其中有云：“言性恶者，乱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检制压伏为多，荀子之说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4页）此时康有为据《公羊》三世说而平分孟、荀，则孟子论性，乃施于平世也；若荀子之性恶，乃就乱世而立论。且宋儒贬荀子之言性，以为有碍人之自觉；至若康有为之讥荀子，盖以人性恶，则不得不张君权，而妨人类之进乎太平也。康有为又讥宋儒既贬荀子性恶之说，至其变化气质之说，实与荀子说合。。至若论传孔子之道，孟子犹在荀子之上。康有为曰：

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3]412

孔子之道在《春秋》，故孟子能传孔子之道，以其深于《公羊》而尊《春秋》也。康有为谓孟子“上述禹、汤、文、武、周孔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而《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惟《公羊》能传《春秋》①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07页。康有为又有《孟子公羊同义证传序》（1896年12月）一文，其中谓“学者欲通孔子之大道，必于《春秋》求之；欲通《春秋》，必于《公羊》求之；欲通《公羊》，必于《孟子》求之。孟子、公羊同师说，无二道”。（《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29页）。故孟子可谓“《公羊》正传”[2]19，“《公羊》、孟子独明《春秋》，力拒杨、墨，真《公羊》之嫡传哉”[2]129。宋儒以孟子道性善而尊之，康有为则以孟子深于《公羊》而尊之也。

至于荀子，则深于《礼》也，乃专为据乱世而施。康有为曰：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荀子以人性为恶，而待隐括之，传小康、据乱之道，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3]411

荀子得孔子之粗末，不过传小康、据乱之道而已。若孟子，则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可谓得孔子之精微也。

康有为与宋儒皆尊孟，以为皆有传道之功，然其所取不同。盖康有为取孟子明《春秋》改制微言，而宋儒则以孟子明性善，得道统之真也。荀子虽不与传道之功，至于就传经之学统而论，康有为则以孟、荀并举，谓孟子为《公羊》正传，而荀子为《谷梁》太祖也。其《桂学答问》（1894）有云：

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者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贯串条分之。[2]19

不过，即便就传经而言，康有为又攻荀子之拘隘，至于后来之刘歆、朱子，皆以不明太平大同之道，不过割据六经之一偏而为说耳②梁启超颇张师说，谓孟子传《春秋》大同之义，其中，以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以性善为大同之极效，以尧舜文王为大同之名号，以王霸辨大同小康。（参见梁启超《读孟子界说》，1898年，《饮冰室文集》之三）。康有为曰：

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3]553

康有为又谓朱子之学实出于刘歆，曰：

朱子之五经，于孔子五经皆失，惟日在刘歆宇下盘旋奔走，归附后行而已。……今天下所言孔子者，皆非孔子之学，实朱子之学而已。而言朱子学者，又非朱子之学，大半实刘歆之学而已。刘歆之学，只有据乱、小康之学，而不知太平大同学者也。……朱子惑于刘歆据乱之世，据《礼运》大同之说为老子之学，是朱子舍弃孔子太平大同之说，而无以范围方今民主社会之义，则孔子之道穷矣。天下既误尊朱子为孔子，而朱子守刘歆之据乱说，不能范围民意，不能范围社会。……朱子知四书而不知五经，知据乱而不知太平大同，非割去中原等于偏安而何？[4]

盖康有为欲参用西法，以变中国数千年衰乱之制，则不得不尊《公羊》改制之说；又雅不欲夷之变夏，故尊《公羊》以及孔、孟，以为西法亦未出吾古圣先贤之藩篱也。康有为之抑刘歆、朱子，实以其不能合于今日社会也。

故自孟子以下，康有为首举董仲舒而尊之。其谓董子曰：“其传师最详，其去先秦不远，然则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2]307又曰：“汉世去孔子不远，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惟董子开之。”[6]3康有为甚至以董子有过于孟、荀者，其曰：

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奥义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2]307

孔子立教宗旨在此，虽孟、荀未能发之，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着。[2]375

董子贤于孟、荀如此，是以“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2]307，“考孔子真经之学，必自董子为入门”[6]545，“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2]357。康有为称颂董子如此，其地位良非何休所及。盖微董子，何休实不足以抗衡古学诸师也。

孔子以后，世儒素重朱子，是以康有为又举朱子与董子并论，曰：

由元、明以来，五百年治术、言语皆出朱子，盖朱子为教主也。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议皆出于董子，盖董子为教主也。二子之盛，虽孟、荀莫得比隆。[2]416

则孔子以后，董子对政治、学术之影响，惟朱子可比。至若论传孔子之道，盖两汉经师，去古未远，其传授皆有渊源，则董子犹在朱子之上也。康有为曰：

朱子生绝学之后，道出于向壁，尊四书而轻六经，孔子末法无由一统，仅如西蜀之偏安而已。董子接先秦老师之绪，尽得口说，《公》《谷》之外，兼通五经，盖孔子之大道在是。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全体不可得而见，而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绝诸子之学，为传道之宗，盖自孔子之后一人哉！[2]416

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觳苦，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削詧之偏安而已。[7]3

盖董子得圣人之全体，而朱子之学不过偏安一隅而已。

二、《春秋繁露》与《春秋》之例、义、礼

素来治《公羊》者，或以义，或以例，或以礼。以例治《公羊》者，莫善于何休《解诂》“三科九旨”之例。清世治《春秋》者，首推庄方耕，然徒明其义而已；同时又有孔巽轩，始知《春秋》有例，然不知“三科九旨”，可谓学不由径也。迄自刘逢禄，始由何休例入手，遂通《公羊》矣。其后，魏默深亦谓何休例可上溯于董子，康有为盖祖其说，曰：

国律有例，算法有例，礼有升降例。乐有宫商谱，诗有声调谱，亦其例也。若著书，其例尤繁。而他书之例，但体裁所系，于本书宗旨尚不相蒙。惟《春秋》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学《春秋》者，不知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着、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言《春秋》以董子为宗，则学《春秋》例亦以董子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之于几何也。[2]323

康有为遂备列董子所发《春秋》之例，以见何休例之所本①不过，康有为认为董、何亦有同功者，盖《公》《谷》不过传《春秋》大义耳，至于非常可怪之微言，如升平、太平之说，则赖董、何而笔之于竹帛。康有为甚至以为，后世中国治教始终停留在据乱之阶段，皆因不重视董、何之说，盖不知董、何之学，实出于孔子之口说耳。（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康有为全集》第六，第6-7页）。康有为又谓刘逢禄以《春秋繁露》解《公羊》，始为知学[6]316。可见，康有为之尊董，亦尚董子例也。

然梁启超谓“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康有为则言义”[8]，又谓“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9]315，又攻王闿运之《公羊笺》“拘拘于例，无甚发明”[9]315，可见，康氏一门皆不尚例也。盖董子虽以《春秋》有例在，又谓“《春秋》无达辞”，其言例尚粗疏，远不若何休之精密。康有为尊董，实以其学术门径颇近乎董子故也。

若《春秋》之义，所谓“文成数万，其旨数千”，而其义之尤大，又不得不微言之者，斯素王改制之说也。良由畏当世大人之故，赖口说而传之将来，至董子乃明言之，“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2]357，“公羊传《春秋》托王于鲁，何注频发此义，人或疑之，不知董子亦大发之”[2]367。董子能发改制王鲁之说如此，至于三统之说，“惟董子乃尽闻三统，所谓孔子之文传之仲舒也”①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70页。王仲任亦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汉人颇以董子传孔子，足见董子在汉代地位之高，非古学所能夺也。。康有为又具录汉人所言《春秋》之义，皆在《公羊》之外，皆赖董子口说传之。

至于《春秋》之言礼，尤关乎孔子之改制。康有为曰：

《春秋》为改制之书，包括天人，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故通乎《春秋》，而礼在所不言矣。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孔子之礼亦在仲舒。孔门如曾子、子夏、子游、子服景伯，于小敛之东西方、立嫡之或子或孙，各持一义，尚未能折衷。至于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岂徒可止礼家之讼哉？……今摘《繁露》之言礼者，条缀于篇，以备欲通孔子之礼者考五。虽无威仪之详目，其大端盖略具焉。[2]330-331

盖孔子改制，其著者则在于礼也。然此礼者，虽七十子后学犹有未尽，唯董子之书乃能折衷之。是以《春秋》为礼之大宗，而《春秋繁露》又为《春秋》之大宗也。康有为具列《春秋繁露》中所言礼者，以备后人考见孔子改制之大端。

是以康有为极称道董子之书，曰：

《春秋》微言暗绝已久矣，今忽使孔子创教大义如日中天，皆赖此推出。然则此篇为群书之瑰宝，过于天球河图亿万无量数矣。[2]365

董子书之可尊如此，是以欲明孔子之道，舍董子而莫由也。

三、董、何之异

康有为尊董如此，然其不宗何休者，其缘由或有多端。盖董子阐发《春秋》之义，大概有约束君权之意，与何休不尽相同。《春秋繁露·玉杯》云：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董子盖藉人君行三年丧之礼，以明君王虽尊，然犹当随天，“与天数俱终始也”。清季保守派虽恶维新派君宪之说，亦不能讳此义焉。苏舆曰：

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万古不敝之法也。圣人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谏以纠之，设灾异以警之，赏曰天命，刑曰天讨，使之罔敢私也。视自民视，听自民听，使之知所畏也。崩迁则有南郊称天告谥之文，有宗庙观德之典，屈伸之志微矣。故曰《春秋》大义。[2]32

至董子举贤良奏对，乃极言灾异之理，曰：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汉书·董仲舒传》）

是以天之或灾或异，皆视人君能否行道而已。汉儒喜言灾异，其微旨尽见乎此矣。

观乎董氏之书，其中颇多假天道以约束君权之语。《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云：“一国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王道》云：“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春秋繁露·仁义法》云：“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云：“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古人言“天宪”，实以天能予能夺故也，非徒尊王法为天宪也。

至于康有为倡言变法，以中国数千年政治为君主专制，而以西方君主立宪为升平之制，民主共和为太平之法，可见，康有为实以民主共和为最高之政治理想。然而，康有为又于清朝颇怀宠遇之恩，雅不欲行革命之事，故唯张君宪之说，即以限制君权为变法之事而已。康有为尊董之政治意图，殆在于此焉。康有为论“君王”之名曰：

天下归往谓之王，人人归孔子，不可谓非王矣。人人欲叛之，虽戴黄屋，谓之独夫。……不敢有君民之心，盖圣人以为吾亦一民，偶然在位，但欲为民除患，非以为尊利也。此为孔子微言。后世不知此义，藉权势以自尊，务立法以制下，公私之叛，彼此始矣。……孔子发明三统，着天命之无常，三代以上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变更多矣，使王公戒惧，黎民劝勉。……王者，往也。君者，群也。能合人者，皆君王哉！此孔子之大义也。若人皆欲分散，是谓独夫矣。……孔子以天下之民生养覆育付之于君，不能养民，则失君职，一也。辱而失位，已为不君，二也。若令不行，禁不止，臣民不为用，无君之实，谓之独夫，三也。况残害其民，直谓之贼。天之立王，为何爱一人，使肆民上？《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此孔子之大义也。[2]402-405

而董子亦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康有为盖据董子说，谓君王本不甚尊，亦民也，以能为民除患故，乃为民心归往，斯为王矣。然君亦有君职，失职则不为民之所往，斯为独夫矣。可见，康有为张民权之说，实欲借此以制约君权也。

康有为又曰：

宋孙明复之流，向壁虚造一部《春秋大义》，但识尊人王而已，则是屠伯武夫幸以武力定天下，如秦始、隋炀之流，暴民抑压，亦宜尊守之乎？其悖圣而害道甚矣！[5]13

盖孙明复专以尊王为说，失《春秋》之旨也。

康有为又据“王者归往”之义，论孔子为“素王”，得王者之实。其曰：

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圣不得已而行权，犹谦逊曰假其位号，托之先王，托之鲁君，为寓王为素王云尔。……庶几改制教主，尊号威力，日光复荧，而教亦再明云尔。[7]101

后世攻素王之说为怪谬僭窃，则孔子虽得王之实，犹不得称王，至于嬴政、杨广辈，天下背之若独夫，反尊为王，勿乃名实不符哉！

康有为又攻刘歆乖素王之旨曰：

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于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遵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7]101

可见，公羊家以孔子为素王，其约束君权之意甚明。

何休不然，其意则在尊君权也①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51页。又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00-307页。康有为之尊董，颇以其兼民权之义也。其后，章太炎悍然攻董子，谓其主专制，其害有甚于商鞅者焉，“董仲舒、公孙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及夫弘、汤、仲舒，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鉏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其“抑民恣君”实过于商鞅。（参见章太炎《检论·商鞅》，《章太炎全集》第三册，第605-608页）同是董子也，然康、章议论竟相反若是耶？。盖《春秋》大义，诛讨乱臣贼子而已，孟子、史公皆备言之。至章帝时，有贾逵作《左氏长义》以攻《公羊》，以为《左氏》深于君权也①据《汉书·贾逵传》，其时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至于《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贾氏以《左氏》义长于《公羊》，即以其能尊君权也。至刘师培论《左传》，乃谓“《左传》一书，责君特重，而责民特轻。……《左氏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刘师培《读左札记》，《刘师培论学论政》，第15-16页）。虽共治《左传》，然古今人议论竟不同如此。。而博士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惜乎李育之议论皆不得详，推原李育之意，当以尊君自卫，何休以李育有理证，亦当以翼护君权而自任也。

康有为以是推尊董子曰：

由元、明以来，五百年治术、言语皆出于朱子，盖朱子为教主也。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议皆出于董子，盖董子为教主也。二子之盛，虽孟、荀莫得比隆。[2]416

自韩愈以至宋人，皆以孟子接续孔子道统，而轲死不得其传。康有为则以为，两汉以降，至于隋唐，孔子大道在《春秋》，而《春秋》之义，朝野之政治、法律、言议莫不见之，皆赖董子之功也。宋儒专以义利之辨而诬汉唐人不能传道，可谓一孔之见欤！康有为又谓朱子之学犹西蜀之偏安而已，非若董子“接先秦老师之绪，尽得口说”，盖得“孔子大教之本”，真“自孔子之后一人”而已。是以自宋学视之，孔子之后惟朱子一人而已；而自康有为视之，孔子之后盖董子一人而已。康有为之推尊董子，盖至此极矣。

且自严、颜得立博士后，董子之学可谓一统，而何休憾其不足以抗衡《左氏》，乃别溯源于胡毋生。然康有为欲以董子为《公羊》大宗，则不得不抑胡毋生、何休一脉也。又，《春秋》素王改制之义，何休承先师绪余，言之虽畅，然生东汉之末，实不足以颉颃古学，孰若尊崇汉初董子，足为两汉诸儒之宗乎？

两汉治经者素重门径，自有师法，又有家法之歧义，各尚颛门，不主通学也。然自刘逢禄以降，皆信今文十四家为“同条共贯”，若《公羊》与《谷梁》之异，皆传圣人之旨也②朱一新颇不谓然，曰：“足下谓今文之与今文、古文之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古文东汉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说，岂有不同条共贯之理？若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之有歧互也。立鲁《诗》，复立齐、韩；立欧阳《尚书》，复立大、小夏侯。一师之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而已乎？西汉之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载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102页）。康有为以是论何休之失曰：

何君墨守《公羊》，而攻《谷梁》为废疾，盖犹未明密码之故，泥守所传之电码以为真传，而不知《谷梁》所传之电码亦是真传也。遂使刘歆、贾逵缘隙奋笔，以《公》《谷》一家而鹬蚌相持，遂致伪《左》为渔人得利。岂非先师墨守太过，败绩失据哉！[5]6

董、何传《公羊》，董难江公，何作《废疾》，若水火然。试舍弃所系之经文，但述大义，则董、何与《谷梁》无不合者，可一一条证之，以明口说之真。盖同出于孔门后学，故莫不同条共贯也。故学《春秋》者，当知董、何口说与《谷梁》及刘向学说全合，则于《春秋》四通六辟，无所窒碍矣。[5]7

不独何休作《谷梁废疾》，董子亦难《谷梁》之江公，昔申受犹倡颛门之学，至康有为，则绝无此议矣。盖今学承千年废坠之余，所存不过《公》《谷》二脉而已，故康有为欲以抟聚今学残部，振起今学之绪，以亢古学，雅不欲硁硁然阋于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