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亦

（同济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92）

清自嘉庆、道光以降，今文学得以复兴，然其初不过治《公羊》而已；至刘逢禄，始标榜以汉师家法治《公羊》，自谓“寻董、胡之绪”，且以“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1]。其后至龚自珍、魏源以下，则声称由东汉以趋西汉，而自何休以上溯至董子矣。

康有为初治《公羊》，即以董仲舒为主。据《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始撰《春秋董氏学》①又据《春秋董氏学》自序，末有“孔子二千四百四十四年，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南海康有为自序”，则康有为撰此书在光绪十九年也。。二十二年，续成《春秋董氏学》。二十三年冬，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此书。二十四年，广州演孔书局再刊。戊戌、庚子间，两遭奉旨毁版。1917年，以《万木草堂丛书》重刊。

一、董子“轶荀超孟”

康有为以“素王改制”为《春秋》之义，唯《公羊》能详之。然《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素为后人所疑。至于董子，则不然。盖《公羊》所发“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周为三统”诸说，“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吾以董子学推之今学家说而莫不同，以董子说推之周、秦之书而无不同”[2]307，董子为汉儒宗，其地位良非何休可比。康有为取径董氏以治《春秋》，其缘由正在此也。

孔子以后，康有为大致并推孟、荀②辛卯间，康有为尝与朱一新论性。朱氏主宋儒之成说，极言荀、董论性之非。（参见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论性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31-333页）康有为则谓荀子论性有过于孟子者，“荀子之与孟子辨者，盖深恐人之任性而废学。……是荀子言，未见有悖于圣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