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作了描述，称“楚之辞、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3，这一命题也为后来很多学者奉为圭臬。仔细研究这一命题，可以发现，“六代之骈语”中的“骈语”一词，与其他不一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指的是文体，“骈语”显然不是。关于这一问题，吕双伟在其《清代骈文研究》一书第八章“王国维的骈文及其‘六代之骈语’”［2］中有所论述，但觉言犹未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人们尤其是清代以来人们使用“骈语”一词及其对骈文文体的认识等方面。

一、“骈语”的渊源及演变

“骈语”一词，在宋代已经有人使用。目前看到使用最早的有刘克庄和方岳等人。方岳《回戴学谕》中有“世俗之骈语”，应该是比较早出现的。刘克庄《徐先辈集》中也有一段话涉及到“骈语”，称“世谓堆故事、参骈语起于唐，不知自西京邹、扬已然，至唐尤甚尔。及韩、柳出，而后天下知有古文，然韩、柳能变文字之体制，而不能变科举制程度”［3］。这里所提到的“骈语”显然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并不指文体。且骈文、散文的出现，虽在宋代，但当时并未有文体意识。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三中有《行状》一文，其中也用到了“骈语”一词：

至于骈语，虽祖半山，曲阜而隐显融，化键奥沉。表制之外，诸启尤妙，自成一家。

可以看出，古人在使用“骈语”时，有时候指向不是很明确。再如以下例子：

东都自崔蔡而下，间已造为骈语，浸淫乎晋宋齐梁，力务比偶。

——《明文海》卷九十·彭辂《文论》

宋人骈语其初率仿杨亿刘筠，体无逸出四字六字者。欧阳永叔厌薄之，一变而尚真率。苏子瞻尤以流丽见长。于是汪彦章擅此名家，熔铸六经诸史，以成对偶，可谓升堂入室之选矣。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格斋四六跋》

第一则材料中的“骈语”，虽亦可视为文体，但如与后面所说的“比偶”相联系，则亦可认为是指骈句。第二则材料则似可认定为文体，但后面说“体无逸出四字六字者”，则又可认为也是指句式，况且其最后还用“以成对偶”的提法，显然还是倾向于句式的。

更多的例子证明，人们在使用“骈语”一词时，主要指向“偶句”，“骈”本来就是“驾二马”的意思，“骈语”就是“偶句”：

功父尽交一世名彦，诗集可考。然南渡以来，精于四六而显者，诗辄凝滞不足观，骈语横于胸中，无活法故也，然则绍圣词科误天下士多矣。

——方回《桐江续集》卷八《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

其襃颂之辞有曰：“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每建一祠，必以上闻，阁臣则以骈语襃答，尤悖逆者，国子监生陆万龄以忠贤颁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

既而伯安贡成，均旅京辇，骈语韵语，蜚声艺苑。

——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五《赠翰林院检讨伯安万公墓志铭》

可知文体正伪，固不在单辞骈语间也。

——《御选唐宋文醇》卷六《为裴相公让官表》评语

写景以骈语入情，刘勰“俪采百字之偶”者，可移以评此。

——《御选唐宋诗醇》卷三十九《小饮西湖怀欧阳叔弼兄弟赠赵景贶陈履常》评语

这些材料中所提到的“骈语”，都指句式，都是与“单”相对的。从以上可知，自元以来，人们用“骈语”一词，大多是指句式而非指文体。由于文体概念尚不健全，文体意识还未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文体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虽然有一些人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混杂，既可指句式，也可指文体，不过总的来说，主要还是指句式。

前人中将“骈语”与文体联系得比较密切的是刘开。他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戴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4］这里所谈论到的“骈语”，前后两处显然都指句式，但是，最后一个全句说的是“骈语之体制”，则显然又与“体”连在一起，可以视为包含“文体”的意思。

即使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人们在使用“骈语”一词的时候，指向性还是两者兼有，有人用以指句式，有人用以指文体。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称：“骈语则多两句为偶，或四句为偶，散体则均无不可。”这里的“骈语”与“散体”相对，显然是指文体。但其后又说：“此中机括，全由音节而生。骈文有骈文音节，则有骈文对法。散文有散文音节，故有散文对法。”［5］则又明确的使用了“骈文”这一概念，则“骈语”又可视为骈文的句式。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称：“六朝人作史者，亦无用骈语者。”［6］查宋祁《笔记》，其中描述：“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发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髙古乃可着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饰壮。”［7］宋祁所说，是“对偶之文”，章太炎所言，是从史书的写作出发，显然有指称句式之嫌。

1925年，沈昌直发表《我之骈文观》［8］一文，其中也明确使用了“骈语”这一概念，称“人未有因经传中之偶涉韵语以为可厌，则亦不当于文章中见有骈语而指为不合矣”，文章的题为“骈文观”，自然是讨论骈文的，则骈文为文体概念无疑，但本句中的“文章中见有骈语”一句中的“骈语”，显然是指句式，指文章中用了“骈语”。

1934-1935期间，《翊教》刊发了署名“咸”的文章《骈体文之导源及演进》①《骈体文之导源及演进》署名“咸”，具体作者不详，连续刊载于《翊教》1934年第2卷第8期至1935年第3卷第6期上。，其中也有两处提到了“骈语”：

在东汉时代，一般作家们的辞赋不用说了。其他各种作品，多半也都有骈语嵌在里面，不过不完全是排比。

等到王子渊出，于是骈语始多；曹子建出，而骈文乃工；陆士衡出，而四六乃昌；直到徐庾之世，则后代骈文的经路已成为坦途无阻的情势了。

这里所称“骈语”，显然都不是文体，而仅仅是文章中的句式，是指文章中运用到了“骈语”。虽然作者讨论的是“骈体文之导源及演进”，文体上看无疑是讨论“骈体文”的，但是在这两个地方出现的“骈语”，则不是指骈文。

金茂之1935年出版的《四六作法骈文通》一书，在论述中也使用了“骈语”一词：

在《诗经》中可以发现不少的骈语（见何谓骈文节中），在其他书籍中，也未尝没有。［9］

“《诗经》中”的“骈语”，显然是指句式而言。陈竞1937年发表《骈散之争述评》［10］一文，其中也用到了“骈语”一词：

孔子序《易》“文言”“繋词”，中多骈语，而厥流未畅，诗有六义，其一曰赋，厥后附庸，蔚成大国，荀卿屈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摛情状物，备极敷写之能，俪句骈辞，若中原之有菽，赋遂离诗，别自为体，骈偶之体实成立于战国，而盛极于西京。

尝试言之，《老子》《繋辞》，皆阐哲理，魏晋辩难，大率玄旨，胥用骈语，以达幽情，极流鬯之能，无难申之意，此骈文之用以析理也。

《易》之“文言”“系辞”，当然不是骈文，但其中多有“骈语”，则是无疑的。这还是从句式上说的。而说骈文用“骈语”“以析理”，显然还是指句式而言。

即使到了1949年，梁广照在他的文章中也还是很明确地区分了“骈文”与“骈语”：

文章之道，原出六经，古来经传，率多骈语：诸子则荀卿赋篇，韩非《外储》，且与连珠无异。探源星宿，此为滥觞。叙上古三代骈文启源第一。

隋既统一南北，诏除华艳，然李谔奏论，虽请禁轻薄，篇章仍复自用骈语，齐梁遗风，于斯未沬，斲雕为朴，质文损益，遂启初唐景运。叙隋诸家骈文第十。［11］

六经自然不是骈文著作，但其中确也有很多“骈语”，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当然可以视为骈文作品，不过梁广照说的是“篇章仍复自用骈语”，则还是从句式出发的。很显然，在这样的论述中，梁广照很清楚他所说的“骈语”和“骈文”并非一个概念，“骈语”是“语”，“骈文”是文体。

二、王国维的文体意识及其对“骈语”的使用

文体分类，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情。曹丕《典论·论文》就有文体分类的出现。不过，过去的文体分类，一般是按照文的使用范围等方面来进行，分类细致。骈散的区分，时间相对较晚。散文与骈文概念的出现，也比较晚。不过，王国维时代，骈文概念已经基本得到世人的认可。虽然清代初年的文人延续了前代的传统，有人仍然用“俪体”“四六”来称呼骈文，但以“骈文”“骈体文”作为这一文体的称呼，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清代陈维崧《俪体文集》出版，其序及跋先后使用了“四六”“俪体”“骈体”，体现出骈文名称逐步确立的过程②关于这一问题，可参拙文：《论骈文名称变化与其文体特征之关系》，载《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俪”在《说文解字》中有“偶”的意思，即成对。作为文体的名称，“俪体”当然也涉及到文体的基本特征——对仗的使用。这一称谓，比此前刘勰《文心雕龙》无法为骈文界定，只能在“丽辞”篇中对骈文进行描述，可以说先进了许多——当然，也有人认为“丽辞”篇描述的是对仗的修辞手法。在陈维崧的集子正式印行的时候，其中的序跋已经称“骈体”了，可以说，“骈体”或者“骈文”作为最后的名称，在清初应该已经明确。尽管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有使用“四六”的，但这并不妨碍“骈体”“骈文”作为通用名称在文坛上的使用。

王国维对文体的认识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在有关著作中，他使用的文体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王国维现存著作中，虽然对于文学的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是宋词、元明清的戏曲及小说，但这并不能就此得出王国维对传统诗词文不重视的结论。相反，王国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文学观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具有现代性的。对于“骈文”这一文体，王国维是熟知的。检索王国维的著作，他不止一次使用到“骈文”这一概念，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称：“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12］王国维说自己“略能形似而已”，但是，从王国维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跟骈文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对骈文的喜爱，也是贯串一生的。萧艾说：“充分说明王国维喜爱骈文的事实，不仅在于他多次用骈体文的形式撰写了专门的篇章，更在于他在一般散文中有意无意地安排了一些骈词偶语或长长的一段。”［13］萧艾的这段话，既说明了王国维对骈文的喜爱，也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王国维写作中常喜欢用骈词偶语——这也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即王国维不但擅长骈体文写作，而且擅长在散文中使用“骈词偶语”。

在谈论到其他文体的时候，王国维也偶有谈及骈文。《人间词话未刊稿》中，王国维就曾经说：“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14］227这是王国维谈论文体创作时候的一个见解，用两种相对立的文体来对比说明问题，显见王国维很清楚文体概念。《人间词话》中还有一处涉及到“骈文”，不过他用的是“骈体文”一词：“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15］将排律视为“骈体文”，从叙述的口气上看，显然有不以为然之意。

在以上这些材料中，王国维都是将“骈文”与“散文”两个概念合用的。明确地使用“骈文”这一概念，而且从行文来看，王国维使用的“骈文”这一概念的指向非常明确，即与“散文”相对。很显然，王国维是知道“骈文”这一概念，并且熟悉这一概念的。

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在讲述到王国维的事迹时，使用的也是“骈文”一词：

复令从同邑陈寿四先生读，月必课骈散文、古今体诗若干首，是为先兄治诗文之始。①参见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其中谈到的“骈散文”，显然就是骈文与散文。称王国维从小（11岁）即学习骈散文、古近体诗的作法，显然王国维早就对骈文有深刻的认识。结合萧艾先生对王国维与骈文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大家对于王国维对骈文的熟悉甚至是喜爱，都是充分肯定的。这也进一步说明王国维与骈文的关系密切，由此也让人对王国维谈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称“六代之骈语”产生了更多的疑惑。

同样是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还有一处提到了历代文学演变的情况，称：

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于籥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之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1］78

这段话是对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观点的辨析。王国维无疑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也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过，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学样式，则显然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王国维称焦氏所说的唐宋分别以律诗和词为盛，自己觉得还是有些疑问。对于焦氏对元曲的重视，则称元代文学确实以曲为其翘楚。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王国维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结合该书开头“六代之骈语”的界定，不能不让人对王国维在这里的描述产生疑问？为什么对毫无问题的唐宋都提出了疑问，反而对有问题的六朝至隋并无只言片语呢？恐怕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即王国维并不能确定六朝一代之文学到底是诗歌还是骈文，所以他自己用的是“骈语”，而不是“骈文”或“骈体文”——无论是诗歌还是骈文，在句式的构成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都有为数不少的“骈语”。

不但对骈文文体有深刻认识，就是对四六，王国维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谈到周邦彦《重进汴都赋表》，称其“末段仿退之《潮州谢上表》，在宋四六中，颇为罕觏”［14］52，这里用的是“宋四六”，显然是指文体。四六为骈文之一种，以宋代为极盛。王国维称周邦彦文用“四六”，也可看出他对宋代四六文的了解。他在使用“四六文”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是从文体的角度出发。如其《人间词话删稿》中有一则谈到宋代的“致语”：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亦谓之“乐语”，亦谓之“念语”。宋人如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师道皆有之。《啸馀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啸馀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14］237-238

这里所提到的“致语”，或者说“乐语”“念语”，是在节庆之时作的一种文章，带有表演的性质，每个部分即为表演之一小节，所以有“教坊致语”“口号”“勾合曲”等名称，实则是表演的每个小节。王国维颇精于戏曲，故对此自然非常熟悉。其中的几个小节，所用的文字，王国维标注为“四六文”，就整篇“致语”来说，也仅是其中一部分，不能完全代表“致语”文体。不过，如果仅从某一小节来看，倒是可以认为是四六文的，如《啸馀谱》中所引苏轼《兴龙节集英殿宴乐语》之“教坊致语”：

臣闻帝武造周，已兆兴王之迹；日符祚汉，实开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圣乃作神主。仰止诞弥之庆，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讲比邻之好；虎臣在泮，复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与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浚哲自天。焕乎有文，日讲六经之训；述而不作，思齐累圣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协德。卜年七百，方过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万，玉座传觞。诵干戈载戢之诗，作君臣相悦之乐。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亲逢盛旦。始庆猗兰之会，愿赓击壤之音。下采民言，上陈口号。①参见程明善编《中州全韵啸馀谱》，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本。

这段文字确实是标准的四六文，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小节，可以视为一篇单独的文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给“教坊致语”等后面标上“四六文”等字样，显然是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的。

王国维虽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但自幼又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其对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他以“骈语”来称六朝一代之文学，自有其深思熟虑之处。

三、六朝一代之文学与“骈语”

王国维用“骈语”一词，很显然是从句式出发的。按《说文》：“骈，驾二马也。”这里说的“驾二马”只是指出了“两”或者“偶”的意思，并没有说明是否为“对”，因此，“骈语”实则是“偶语”，或者说就是成双的句子。骈语并不是文体的名称，但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古文或者骈文，都存在很多的“骈”句。

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王国维“六代之骈语”的提法中，六朝一代之文学到底是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历来也有多种描述，关于这一点，吕双伟在《清代骈文研究》一书第八章中有所论及①详见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第八章“王国维的骈文及其‘六代之骈语’”之第二节“‘六代之骈语’的理论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363页。。对于六朝一代之文学，一直也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提法。虽然大家都认可六朝是骈文的鼎盛时期，但骈文是否能代表六朝一代之文学，则很难说，至少从各种著作的情况看，人们是有疑问的。即如今天的文学史，在叙述中也并未把骈文置于最高地位，诗歌在其中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骈文。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三编共九章，只有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涉及到骈文，另第九章为小说，其余七章几乎全为诗歌［16］。由此可以看出，在研究者心目中，六朝文学的主导仍然是诗歌。六朝一代之文学与骈文结合在一起，据吕双伟考证，是由晚明陈继儒所提出，称“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17］，所提包括艺术类，但毕竟也是将“四六”与六朝结合在一起了，并且明确指出这是“独立一代”。王国维饱读诗书，于此应该有所了解。可以说，王国维“六代之骈语”与此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前所述，四六是骈文之一种，而骈语则未必能视为文体。

因此，有必要对六朝的“骈语”文学作一考察，进一步理清王国维所说的“六代之骈语”到底是什么。

诗歌的发展，自《诗经》以来，其中就包含有“骈语”。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等等。后来的楚辞作品中也多有这种“骈语”，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等等。这也表明，诗歌自早期的诗骚，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即诗句的构成有一定的“骈语”成分，这种“骈语”甚至包含着“对”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诗歌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演变情况看，“骈语”在其中也由“驾二马”逐渐演化成“两两相对”。曹操可以视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先驱，其诗歌中的“骈语”不少，如《龟虽寿》中，除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不能算是“骈语”，其余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都是很标准的“骈语”，甚至已经有了“对”的意思。其后陆机的文学被视为华丽的代表，其诗歌创作，“骈语”也不在少数，如其《赴洛道中作》中很明显的“骈语”就有“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都是具有明显的“骈”的句式，有些句子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句”了。东晋陶渊明，以田园诗著称，其《归园田居》中，很多句子是“骈语”，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都是非常标准的对句——对句的当然就是“骈语”。此外，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以山水诗著称，其名作《登池上楼》中也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这一句子显然也是非常标准的“骈语”。到了南齐的谢朓，诗歌也明显有着“骈”的意味。如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已经是非常标准的对句了。从四言到五言，从五言到七言，诗歌句式的语言表现日趋丰富，诗歌的句式也日趋固定，诗歌中的“骈句”要求也越来越明确，这种要求，发展到永明时期，遂形成了著名的“永明体”。按照沈约的说法，永明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注重句子声韵之间的配合，不仅在内容上有所要求，就是在形式上，也完全可以说是要有“骈”的味道。一般认为，沈约所描述的，其实是永明体诗歌的特点。由此亦可知，六朝的诗歌，其基本的句式，大多属于“骈语”。

沈约这一说法，是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出现的，在《谢灵运传》中，作者所引谢灵运作品，以辞赋为主，有《撰征赋》《山居赋》，另有一篇《上书谏伐河北》，传论中又说“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显然并不仅仅针对诗歌。试取其引用的《上书谏伐河北》中的一段：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况陵茔未几，凶虏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遘纷京师，岂虑托付。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晚遣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此国耻宜雪，被于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

文章中虽不是句句成对，但存在大量“骈语”则是事实。由此亦可推知，当时为文，无论诗歌抑或文章，在声律上都有所要求，或者说，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必须注重句子的声韵配合。“骈句”是最适合讲声韵配合的，因为其每句的字数是相同的，声韵的配合就很容易做到“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如“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一句，主要的字词都是平仄相对的，完全符合“轻重悉异”的要求。

辞赋之中的“骈语”自也不在少数。汉代一代之文学是赋，其赋作的一大特点是俳句众多。但到东汉小赋兴盛，其中“骈句”或者可称为“骈语”的成分也不断增加，如张衡《归田赋》中，全文几乎都是由“骈语”构成：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基本上都是两两成句，完全具备“骈”的味道。这样的句式，称为“骈语”是完全可以的。小赋发达的南北朝时期，小赋的句式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庾信《小园赋》中的一段：

若夫一枝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烟而堪眠。岂必连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青锁，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雨。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也完全是两两成句，只是有很多句子是由两组单句构成，形成所谓“隔句对”的形式，这仍然是“骈语”。

要之，六朝主要的文学样式，诗歌、辞赋和文章，其中都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即其中的“骈语”非常多。用六朝文学都共有一个特征来代表六朝文学，这显然是在没有办法确定何者为最优秀之文学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关于六朝文学，到底何者可为一代之文学，历代也有不同看法，诗歌和骈文无疑都有可能成为其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对历代关于六朝一代之文学的提法肯定有所了解，但他自己显然也无法界定，所以用了一个诗歌与骈文都共有的特征的“骈语”这样一个词来表示六朝一代之文学，显然也有其合理之处，却也有其无奈之处。

关于“骈语”一词，钱锺书有过一段论述，说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说：“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之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ct），俾耐寻味而已。……至于骈语，则朱熹所谓‘常说得事情出’，殊有会心。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故于骈俪文体，过而废之可也；若骈语俪词，虽欲废之，乌得而废哉？”［18］这也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骈语”一词指的是句式，而非文体。

所以，王国维所说的“六代之骈语”，其实是指六朝文学中大量使用“骈语”的文学，这其中既包含了六朝的骈文，当然也包含了六朝的诗歌等其他文体，是六朝一代文学中以“骈语”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文学样式。只是在六朝文学中，骈文的“骈语”所占比例远高于诗歌等文体中“骈语”所占比例，且除了“六代之骈语”而外，其他每一个表述都是很明确的文体名称，如“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诗词曲赋，都是文体名称，故而人们大多还是愿意相信，王国维所称的“六代之骈语”是指骈文，而不包括诗歌之类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