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李详（1858-1931），字审言，著名骈文家、骈文学家、学者。所谓“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1］，此言才与学之密切关系，李详实可谓文才、学识兼长，一生著作宏富①按王利器《兴化李审言先生文集序》：“平生著作宏富，出入于潜研堂、揅经室之间，遂以二研堂名其所著书，但历经劫火，有所散佚。”见李详著、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3页。版本下同。，且有《学制斋骈文》行于世。关于文才与学识由相合至分开之演变情形，今人张舜徽所论甚详，可资参阅。按其《李审言文集序》：“自汉以上，文与学不殊途。绩学者无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学。太史公尚矣！以千古史才，而为文有奇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后遂未有能学步者。旁逮司马相如、扬雄，虽以词赋称于当世，而皆小学名家，各有专书，传之来叶。东京如张衡、蔡邕之俦，词藻瑰丽，而学绝等双。魏晋以来，始有能文而无学者，亦有绩学而不能为文者，绵历千载，文与学乃离为二。能兼之者，代不数人。才之求全，若是其不易也。余生平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大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莫由畅抒所学。焦循《家训》有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盖有感于末流之弊而发，非徒教其一家子侄已也。扬州李审言先生，兴于清季，精于选学，能为沉博绝丽之文，早蜚声于士林，为长老所推重。余早岁尝于《国粹学报》中，读其所撰论学之文，后又得见《学制斋骈文》及《愧生丛录》诸种，深服其学与文并渊雅精醇，非时流所能逮。……先生之学，承其乡先辈遗规，而有志张大之。仪征阮元尝为《文言说》，力主‘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之义。江都汪中为文，托体甚高，陶镕汉魏，自铸伟词；辞旨之美，允非并世经师所能及。先生于阮氏之学，服膺无间；于汪氏之文，摩挲研绎，至数十年，渊源有自，不可掩也。故先生之学之文，博厚典重，卓然为晚近大师；世徒尊其为文之美，固未足以知先生也。”除梳理自古至今文与学的合分演变外，序文又对李详之文才与学识予以详细全面的评价。结合一生著述来看，李氏确实才富学博，是知张氏所言不虚。又王利器《兴化李审言先生文集序》亦论及李详之文才与学识：“兴化李审言先生详，幼课文选，长而熟精选理，发为文章，以骈文知名当世，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牢笼百代，自铸伟词，一时有北王南李之称，王谓王式通书衡也。其为学以乡邦扬州学派为方向，游心于阮元、汪中之间，仰止前修，蔚为后劲。”据此可知，李详熟精《文选》，所作骈体有六朝风范；学识渊博，治学以扬州学派阮元、汪中为取法对象。又谭献《学制斋骈文序》亦曾提及李详文、学兼擅：“窃以文必有学，能自得师，君（李详）于会稽之章、泾之包、仁和之龚、荆溪之周、邵阳之魏，今之古人，托若尚友。”是知李详对章学诚、包世臣、龚自珍等人的学术造诣极为赞赏并有意学之。李详文才过人，又加之治学广博，故称文、学兼擅。

李详骈文颇重隶事、遣词造句、结构布局等，成就甚高，曾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赏。按胡蕴玉《论文杂记》：“《选》体文极不易为，俪事欲其确，造句欲其高，布局欲其疏散而警策。并世能为《选》体文者，以予所知，李审言尚有工夫。”［2］9109即从对偶精工、隶事准确、造句高迈、布局疏散警策的角度褒扬李氏骈文。又据缪荃孙《学制斋骈文序》：“我用我法，立意必深，无土龙之诮；隶事必切，无疥驼之嫌；出语必响，无鸣蝇之矜；抒藻必精，无腐鼠之诋。比青俪白，卿云奂黼黻之华；刻羽引宫，天籁遏笙簧之韵。昭代此体，名家尚多，以君之才，庶可为殿。”则分别从立意、隶事、遣词造语、铺陈藻饰、音韵谐畅等方面高度评价李详俪体。其实，李详撰写骈文确实有很高的追求，其《与陈石遗四函之一》云：“骈文全须隶事，又不肯拾他人唾余”［3］1042，即严格要求自己撰写骈文时隶事务必精确，不因袭陈词旧语，于此可见时人之言非为虚美。又谭献《学制斋骈文序》曰：“日星绚空，草木绣壤，文章之道，发乎自然，盖视此矣。夫勤学好古之士，有本而文，因华见实。汉晋以来之蹊隧，寄心所在，称情以言，真宰既存，趋向自异。兴化李君审言，少通群经，涵濡宫商，好为闳丽之辞，善持文质之变。不佞于君撰著之文，默识其浸淫流连于柔厚焉。迹其登高吊古，遐思松楸；作赋怀贤，遥攀荃蕙。选辞务取其精，拓字必准于古。信足远揖陵、信，近召孙、洪。”由天地自然之文推言及人文，进而引出李详及其骈文作品。览观李详各种题材的骈文，无不选词精当，用字尊尚古法，华而不靡，质而不俗，文质相称，华实兼备，音协宫商。以六朝骈体名家徐陵、庾信为标准评价李详俪体，此见李氏宗尚徐庾文风；又以清人孙星衍、洪亮吉之作比附李氏骈文，亦见对李详骈体的称扬。冯煦《学制斋骈文序》亦称李详骈文“并驱萧梁之先，不坠李唐以下”，言其可与六朝骈文并驾齐驱，而不在唐文之下。又李详好友孙德谦撰《李审言七十寿颂》称李氏“其为丽辞，遒炼特工。笔振鸣凤，心抉雕龙。贞刚河北，英绝湘东。敢言无我，独秀称雄”［4］。李详不仅以骈文创作知名于当世，而且其论学性文章中也保存了数量不少的骈文理论与文体批评资料，其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颇值得后人关注。

一、取法汪中，崇尚以自然高妙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

李详的骈文思想主要体现于其书信及部分序文中，其论骈文推崇以自然高妙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据《与陈含光四函之二》：“弟论骈文，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3］1058又在《与孙益庵三函之二》中，李详亦称自己“恒思寓复于单，转意以句，而一往疲苶，微近自然”［3］1039。汪中骈文堪称此种文风的代表，故成为李氏心仪的典范，并得以笺注①按李详《汪容甫文笺序》，原定笺注汪文八篇，实则仅完成四篇（《自序》《哀盐船文》《弔黄祖文》《孤父之盗颂》）。。若进一步探寻这种文风的源头，则可追溯至魏晋文章。按《与钱基博四函之二》：“容甫先生之文，熟于范蔚宗书，而陈承祚之《国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晋之文最佳，华而不艳，质而不俚，朴而实腴，淡而弥永。容甫窥得此秘，于单复奇耦间，音节遒亮，意味深长。……此其所以独高一代，而谭复堂先生推为绝学也。弟初好容甫文，又嗜《文选》昭明之序，日加三复，阮太傅《文言说》，尤所心醉，至今以为痼疾矣。”［3］1050据此可见，裴松之注解陈寿《三国志》时采用的魏晋文章，与以刘宋范晔《后汉书》为代表的南北朝诸史书文章的奇偶相间、文质相副、简淡高古风格对汪中影响深刻，至李详时仍极为叹服①李详《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亦称自己颇喜爱范晔《后汉书》与昭明《文选》之文章。参见《李审言文集》（李稚甫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下册，第1061页。又《与古公愚七函之四》：“弟谬以蹇浅粗材，不幸蚤好陈承祚、范蔚宗书，后得容甫文而读之称善，盖容甫隐秘，亦在陈范两书。沈休文、魏伯起，犹其后也。”见《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99页。。又《汪容甫先生赞》称扬汪中云：“容甫先生，孤贫郁起，横绝当世。其文上窥屈宋，下揖任沈，旨高喻深，貌闲心戚，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可谓汉晋一贯，风骚两夹。渊源所被，弥复不逮，沾溉既广，去之逾远。”［3］772又撰《自序》赞赏汪氏：“容甫文采艳发，誉冠人伦，日玩班扬，气劘屈宋，淮南赋其桂丛，河北传其榴枕，是以书籍愿归，言谈为则。”［3］815汪中之文凭借博学富才，融合汉魏晋宋之风，自成一家之言，追求单复奇偶相杂交错、音韵遒亮的效果，实际上就是注重沟通骈散、不拘于精对，李详对此文脉传承情况予以清晰地梳理并揭示出来。李氏崇尚骈文的自然高妙之境，势必反对精巧对偶、为求新奇而不惜颠倒语序甚至拗口、意气矜持、过于流美绮靡之作，那么汪中学魏晋文及南北朝诸史中的文章就为自己创作骈文提供了很好的门径。据李详《与陈含光四函之二》：“以貌为齐梁伪作为戒，以胡稚威为不可法，而以孔巽轩不薄初唐，阮仪征、孙渊如简淡高古为趋向。容甫处小仓气矜之隆后，又鉴同郡吴园次之流靡，拔棘自成一队，传之至今，衍为宗派。其实容甫善学范蔚宗书及南北朝诸史，非有他也。四十年来，外间友人多以容甫归弟，窃未敢当，不过寻得容甫所出之途，而改辙避之。”［3］1058李详学汪中之文的意向非常明确，但还要有所突破。关于李详对汪中文风的继承与开拓，其门生蒋国榜《学制斋骈文序》释曰：“博学工文，有若孔巽轩、孙渊如、汪容甫、凌次仲诸子，皆能陶冶汉魏六朝，或稍涉于初唐，以自成一家之言。吾师审言先生于扬州后容甫七十余年而起，独好容甫之文，而不袭其形似。国榜稍叩先生论文之说，曰：‘积材宜富，取法宜上，摄于训诂，而归之典则，防其泛滥而为隄障，使于奇耦交会之中，有往复流连之致，则筌蹄皆在所弃矣。’”才博学富、骈散交融应是李详对汪文的继承，而推崇自然高妙则又体现出对汪文的突破。据《学制斋书札前言》引钱基博评李详书札特点说：“词笔疏俊，而气调岸异；繁彩勿务，古艳自生，乃正萧散似魏晋间人也。”文笔疏宕恣肆，不事藻饰，而情韵自见，此虽评李氏书札之语，实亦可视为评其骈文之语。

李详心目中理想骈文的标准是“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他所谓的‘自然’是指骈文应通过兼用散句来克服字句雕琢、文风靡丽的流弊，同时也要避免因此而沾染散文张扬直露的毛病”［5］。过度雕饰字句或堆砌典故致使文风浮靡、过于张扬直露，皆不符合自然的标准。这种自然高妙之境的提出，实得益于姜夔论诗。按《学制斋骈文自序》：“宋姜白石论诗，有‘自然高妙’之说。余尝以此论骈文，雕纂字句与貌为瑰丽者，皆乏自然之趣，而余心以为未可焉。”其意是说，纯以雕饰之华美骈句行文，显然不符合自然之旨，唯有骈句中融入散语，真正做到骈散相杂并用，此之谓“以单复相间为体”，或可至自然之境。自清世以来，李兆洛《骈体文钞序》、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等皆由天文至人文，进而论及骈散相杂迭用的问题。按《骈体文钞序》：“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物相杂，故曰文……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6］又《送周荇农南归序》：“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独不然？”［7］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亦云：“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8］又近人徐昂《文谈》卷一《通论下·散文与骈文》：“散文中或用骈语以整齐格局，骈文中或用散语以疏宕辞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用固相资也。”①参见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九册，第8906页。或许诸说均可恰当地解释李详“以单复相间为体”的含义。正因如此，李详认为韩柳古文运动以散文代替六朝骈文，也是文章单复奇偶自然演变的一部分，不应将散文和六朝骈文截然分开，故予以正面评价。按《龙宛居士集叙》：“秦汉以来，众制具在，魏晋递嬗，稍事秾缛，源出词赋，不能自反。然犹文质相宣，抑扬尽致，既谢謇吃，复制奔放。韩柳代兴，雄健飙举，单复奇耦，错综自然，由是古文名焉。夫别今为古，判文为二，囿于风尚，悬为不刊，习非成是。”［2］900从同源异流、骈散相并相用等角度来说，不可人为地将二者分开，这也完全符合李详“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的骈文思想。这种思想在李氏文章中不一见，又如《骈文学自序》：“古之文皆偶也。自六经以及诸子，何尝不具偶体。魏晋之后，稍事华腴之词，积而为骈四俪六，然犹或散或整，畅所欲言，情随境生，韵因文造。昭明所谓沈思翰藻，诚据自然之势，导源流之正，而文与笔划为二区，由是成焉。笔为驰驱纪事之言，文为奇耦相生之制。昭明之前，则有陆机《文赋》，稍示梗概。至刘勰《文心》，则尽泄秘藏，独标宗旨，如父兄之诏子弟，如匠石之督绳墨。大矣，至矣，蔑以加矣！此体自以六朝为准，北朝三姓统之。”［3］898强调自上古以来文章皆骈散并用，即使魏晋以后骈文形成，仍是骈散交融，而且沈思翰藻、情韵并存，可谓自然有致。关于论文叙笔的著作，陆机《文赋》粗陈梗概，而刘勰《文心雕龙》则剔幽抉深，堪为骈体论文之巨作。在李详看来，骈文应以六朝为准则，六朝骈文成就之高自不待言，即使至清代，仍有不少崇尚六朝文风者②在标举六朝骈文为骈体之极则方面，李详与孙德谦的观点是相同的。按孙德谦《六朝丽指》，“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作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有志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九册，第8424、8425页。关于六朝与清代宗骈论骈者，李详枚举数人以见其详。按其《与孙益庵三函之二》：“至论相杂为文，断自往诰。今体之别，唐后始严。此诚深析六代文笔之异，远味遗经奇耦之旨。盖自休文、彦和、德施三人，眇音宏旨，具之篇翰。逮于我朝，容甫、次仲、伯元，崇论蜂起，遂使东京一脉，坠绪复振。”见《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38页。。对于文、笔的定义，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六朝人以有韵为文，阮元以声偶为文，而李详则以奇偶相生为文，这一界定颇有新意，认定骈文、古文都应涵盖在内③按李详《与陈含光四函之一》：“若夫文言之文，则取诸范汉之后，而极于《唐文粹》，《左传》《国策》为之辅，昌黎、子厚咀其胾，变化容甫之法而避其辙，钻仰巽轩所业而探其蕴。”见《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56页。，完全不违背其“以单复相间为体”的思想。再如《如皋宗敬之孝忱文集序》：“文有单复奇耦之分，单奇易弱，复耦易缛。有本源之学者，为单为奇，皆雅而有劲，复耦相间，而风骨树焉。要皆就古人文从所出，别以意错综之，虽为今文，其去古不远矣。今之文人，甫学为文，即有求胜古人之心，托体虽高，抑若趋响之正，俯视一切，不知古人并不为之分别也。……海内为文者，多好华恶实，故喜为复耦之文，而貌为单奇者，恒苦不能穷其旨蕴。”［3］899世人多喜好华美对偶之文，殊不知纯单或纯复皆有其弊端，而古人并未有意区分单复，显然亦主张单复相间并用。又《江都汪氏丛书序》：“文章一道，孳乳相生，奇耦相错，《易》《书》《诗》外，莫高于左氏。……逮于东京，其体大备。范蔚宗书，因人著文，因文成史，体裁既定，集于子别，非蔚宗所能镌润也。承祚《国志》，先于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诸家，规模如一。观其约疏为密，继以闳丽，文之能事，尽于此矣。有晋一代，洛都建邺，余风未泯。南北两朝，互相倚角，北优于南，风骨骞翥，中有俪文间之，亦北为胜。唐承隋统，独孤、常州、萧颖士、李遐叔，能修旧业，延至韩柳，戛然中绝。四杰一体，虽与唐终始，江河万古，别自有人。昌黎子厚，其不变者，如囱贯心，不昧宗旨，余则支子别宗而已。宋自穆伯长、柳仲涂、尹师鲁等，倡为古文。”［3］889此节清晰地梳理了文章奇偶交错、单复更迭的演进史。至于自上古经六朝至中唐的文章，同样是奇偶相参、单复相间自然演进而成，尤其是六朝文章，无论骈散，皆入自然高妙之境，绝对不能单纯看成刻意雕琢的产物。观李详《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曰：“文章自六经周秦两汉六代以及三唐，皆奇耦相参，错综而成。六朝俪文，色泽虽殊，其潜气内转，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其散文亦为千古独绝，试取《三国志注》《晋书》及南北两史、郦善长《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与释氏《高僧传》等书读之，皆散文之至佳者，至今尚无一人能承其绪，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唐之肃代以下，文字亦多追响南北两朝，特韩柳稍异耳。夫韩柳亦耦也，观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连犿恣肆，渺无岸畔，参厕其内。”［3］1061此说从骈散交融的角度肯定中唐以前的文章皆入“自然高妙”之境，足为后学所取法。受《文选序》的深刻影响，李详认为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子家之言不能算文①按《与陈含光四函之一》：“今之号能文者，大都子家之言，不得谓之文也。”见《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56-1057页。，韩柳之作中未有此类，故入文之域。

二、推尊任昉、沈约之文的骈散融通，批判桐城派末流的空疏不学之风

对于六朝文章，李详最为推重任昉、沈约之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任、沈之作疏俊朗逸，气韵流畅，能活能化，不露痕迹。不可否认，李详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孙德谦的影响。按李详与孙德谦年岁相仿，交情深厚，有相似的骈文理念，尤其是在喜好魏晋文与推崇任昉、沈约文方面，主张骈散融通的理念基本相同。李孙二人俱长于骈文创作，时人论之，并称“李孙”，皆以为李详在前，孙德谦居后。王国维则从欣赏骈文内在疏宕之气的角度出发，认为李逊于孙。据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世之论骈偶文者，每与李审言明经并称曰李孙。而海宁王静安征君国维则语之曰：‘审言过于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流宕之气，我谓审言定不如君。’先生每引以自喜。”②参见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上海瑞华印务局1936年出版，卷首。细加分析则见，李、孙二人的骈文特点明显有别：李详骈文以雕藻隶事著称，过重句法而不重章法；孙德谦骈文遒逸古淡，不尚涂泽，而以疏逸之气闻名，强调通过潜气内转之法以疏通文气③孙德谦自20岁致力于骈文创作，日取武进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研读诵习以为范式，历经30载反复斟酌玩味，终悟骈文潜气内转及比兴用典之法。按《六朝丽指自序》：“余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睇籀讽，垂三十年。见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淩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至于异地隽才，刚柔昭其性；并时齐誉，希数观其微。”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九册，第8423页。④④参见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九册，第8478页。，可谓深得南朝范晔、任昉、沈约文的神韵。李详《与孙益庵三函之三》评孙德谦骈文云：“公之文字，可当峻洁二字，于典赡茂密之中，自饶清劲。”［3］1039-1040又《与孙益庵三函之一》对孙氏骈体亦赞不绝口：“骈俪之作，公为健者。诚审于文章流别，溯源前古，既非从担上看花，亦无骥骖驽服之病。蒿老之外，当推君与孟劬，为有雅人深致，其他则庸贾裨贩，蚩眩流俗而已。”［3］1037此言在时人俪体诸作中，孙氏之文堪称佼佼者。李、孙二人的骈文观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考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李详以为骈文全须隶事，不可拾他人唾余。而德谦则病任彦升隶事太多，不如沈休文之秀润有逸气，……李详以隶事新颖自夸，德谦以逸气清空为尚。……吾则谓任、沈之优劣，即是李、孙之优劣尔。然德谦好自标置，特工议论，而所作或不逮。”［9］

高扬任、沈骈文本是孙德谦《六朝丽指》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孙氏亦主张骈散融通，认为任、沈之文具有疏朗宕逸的气韵，并将骈文中的任、沈比作诗歌中的李、杜，足见对前者骈体的推崇程度。按《六朝丽指》：“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此古今公言也。二子之文，就昭明所录，与诸选本观之，彦昇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然而任、沈要为骈文大家也。”④据实而言，徐陵、庾信的骈体成就无疑要高于任昉、沈约，这已成为批评家的定论，而且孙氏《六朝丽指》也有褒扬之语：“徐、庾文体，亦极藻艳调畅，然皆有遒逸之致，非仅如唐文之能为博肆也。”①参见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九册，第8455页。徐、庾之作以丽藻缛绘、音律谐畅、遒逸之致著称，可谓藻采、骨力兼备，堪称俪体之上乘。但在孙德谦看来，六朝骈文疏宕俊逸的文气比华美的辞藻更重要，即此而言，任、沈骈文要优于徐、庾之作。可见，孙氏之所以如此立言，仍着眼于六朝骈文的宕逸散朗的文气，就此而论，任、沈之作显然更符合这一条件，那么孙氏认为徐、庾比不上任、沈，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任昉与沈约的骈文，孙德谦更看重沈约之作，因其秀润且有逸气。而任昉骈文同于其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事事征实，易伤板滞”［2］8479，而且“用笔稍有质重处”。李详对任、沈俪体的观点与孙德谦相似，在其书信中，他极力赞赏孙德谦的这种观点。按《与孙益庵三函之一》：“尊言江、鲍既当，而极推任、沈，谓犹诗家之有李、杜，岂不信然！隐侯、彦昇，诗与文异，诗嫌藻绘，文则婉劲，下开子山。先生之尊任、沈，殆为不刊之言。”［3］1038既充分认同孙氏褒扬任、沈之说，又附带表彰了鲍照、江淹的骈赋。据此书函前半部分：“太冲《三都》之后，士衡、安仁，渐趋今轨，明远、文通，起而振之，足称劲敌。”［3］1037-1038继之从张惠言贬低江淹《恨》《别》二赋入手，“似不知文通底蕴所在”，指出江氏二赋遣词造语颇为精炼准确，绝非如张氏所称为“俗笔”。按李详《与钱基博四函之二》：“又甚会沈休文、任彦昇之树义遣词，不敢轻涉鲍明远、江文通之藩篱。”［3］1050再次称扬鲍照、江淹、任昉、沈约骈文（骈赋）的遣词命意。

针对时人撰文多用实字实词，李详提出，应适当穿插运用虚字虚词以避免语气急促，而使音节舒缓，增加婉转流连的韵味，此即所谓“唐法”。按《与陈石遗四函之四》：“弟前言用唐法，即巽轩与其甥朱文翰书所论杨炯文：‘青溪之轨迹可寻，湘水之波澜未歇。’‘可寻’‘未歇’，即秘法也。今人直以不用虚字作健句，王昙、姚燮之派，梦延海内，狂易之疾，无药可愈。弟所争者，即此唐法。而君云弟参以任、沈，正搔着弟之痒处，非有所歉，恐君误会，故申言之。”［3］1046任、沈骈文寓单于复，融散入骈，且多用虚字，已有此意，但仍未至佳境。又《与陈石遗四函之二》：“唯称详用唐法，此唐法乃孔巽轩与朱沧湄所论之唐法，非唐中叶以后之唐法也。任、沈虽不能逮，恰有任、沈意味在内，单复相接，有在任、沈之先，如汪容甫之泝汉魏者。”［3］1044李详明确主张在创作骈文时，应适当融入虚字虚词以增强含蓄婉转之美。

除褒扬任昉、沈约骈文外，李详对时人古公愚之赋亦有赞美之语。其《与古公愚七函之五》云：“足下诗材，素所欣伟，未知能为古赋，托体南朝，侔色揣称，巧于附会。在昔乾嘉之世，上则巽轩，次则皋闻，若董晋卿之选词，去骚虽近，而丽雅逊之，大雅故宜独步近代耳。”［3］1100因古公愚之赋颇具南朝骈赋之风格，故得到李详的高度赞赏。此外，古公愚的其他骈文，同样值得称道。按《与古公愚七函之七》：“伏读诸文，醇古渊懿，猎采捃华，上揖魏晋，潘陆任沈，其则未远。……所最重者，隶事遣词，无一家人筐箧中语。前清二百余年，罕见此手。……文笔则推君矣。”［3］1102

在推尊六朝骈文的同时，李详对于桐城派末流的空疏不学之风也加以严厉批判。按李氏《论桐城派》：“乃乾隆中程鱼门与姚姬传先生善，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姬传至不敢承，其《与王惕甫书》，但自居宋穆伯长、柳仲涂一流。诚以文章一道，大则笼罩百家，晖丽万有，小亦钻仰先达，树义卓然。所宗何师，即为一派，譬之同源异流，归海而会，……。若举天下统为一派，是驱江淮河汉，并而为一，此则荡荡滔天，非神禹所疏之水，亦不得谓之派矣。但其说既出，尊姚氏者，或负当时之望，因之有不考情实，雷同附和；又有挟恐见破，披猖愈甚者，姬传、鱼门之时，岂料及此。然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以此号召当世。盖去诸老未远，一言不慎，则诘难蜂起。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意中，伯言亦遂抗颜，居之不疑。逮曾文正为《欧阳生文集序》，复畅明此旨，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夫文正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有违之者，惧为非圣之无法。惟巴陵吴氏，作书与文正，力自剖别。文正即答书，许其摘免。虽为一时相戏之言，其情固输服矣。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然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张裕钊）、吴挚甫（吴汝纶）、黎蓴斋（黎庶昌）、薛叔耘（薛福成），亦如姬传先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自四君没后，世之为古文者，茫无所主，仅知姬传为昔之大师，又皆人人所指名，遂依以自固。句摹字剽，于其承接转换，‘也’‘邪’‘与’‘矣’‘哉’‘焉’诸助词，如填匡格，不敢稍溢一语，谓之谨守桐城家法。而于姬传所云‘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阙一’，则又舛焉背驰。……此种种骇怪，尾闾之泄，渐且涸焉。无涓滴之润，源既竭矣，派于何有？思之足为寒心。余于今之能治桐城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其学又皆有余于古文之外，未尝不爱之重之。余之此言，系专为奉桐城一先生之言而发，不惮为之正告曰：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3］887-888李详指出，桐城文章并非自乾嘉时就形成一派，当时即使姚鼐也不敢承认自成一派，仅言属于北宋穆修、柳开一流，但由于后来姚氏在古文领域的统治地位，至道光中期以后，世人遂视其为一派。相应地，许多人“不考情实”而“雷同附和”，一味模仿姚鼐之文，这是姚氏始料未及的。此节详论桐城派得名与演进始末及其末流学者因空疏不学，而且拘泥于所谓桐城家法，致使古文陷于僵化不堪的境地。最终提出自己对文法与派别的看法，立言有理，发人深思。又《龙宛居士集叙》亦有批判桐城末流作家之语：“自桐城派兴，和者弥众，一世钻仰，若尊律令，非圣无法，莫敢訾议。惟揆之余心，殊多未喻。盖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一著。于经疏，非徒摹拟字句，若度曲之谱，衡石之准，得其近似，遂足自鸣。”［3］900又《与孙益庵三函之二》：“空疏无识，至谓桐城义法衣被天下，如唱梵呗，寻声按谱，有契佛意，实则皆负如来别义。姚门百态，惜无忠臣。湘乡曾氏，稍知自反，虽规扬马，仍宥体制，故亦不足怪也。”［3］1038此见拘守桐城义法者只知因袭模拟字句，完全摈弃了文章创作理路。即使至曾国藩时稍有改进，却仍然囿于体制而不思突破。李详虽与桐城派古文家交游，但不过是仅仅推重其人而不重其文，原因亦在于后者作文刻意语助，拘执于所谓的“义法”。按王利器《兴化李审言先生文集序》：“又尝与桐城派诸古文家游，马其昶、姚永概，皆在相知之列，然率重其人而轻其文，盖病其刻意语助，自诩义法，置考据词章于不顾，殆未足以饜人望也。乃作《论桐城派》一文，极言其末流之弊，天下韪之。”李详对于桐城派末流作家弊端的揭示和批判，措辞激烈，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师培《文章源始》亦有相似的言论：“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0］

除批判桐城派末流作家外，李详对林纾过度抬高桐城古文的地位也非常不满。按《与钱基博四函之一》：“昔曾语郑苏堪：‘贵同年林琴南，舍同乡前辈朱梅崖学问不顾，乃一意周旋马通伯及姚氏昆弟，将桐城派致之元天之上，其意云何？不过为觅食计耳。’奈后世公论何，先生深于文律，如《畏庐文集》之尊桐城义法，方、姚若存，亦必掩耳而走，深谢不敏。……弟何敢诋桐城，但观以《古文辞类纂》为总集大成，置考据词章于不问，质则具矣，文于何有？……先生之文，雅宗桐城，其中有经术气，知人论世，又具有掌故海，佛家有譬喻品，刘彦和有‘向雄以后，多引书助文’之说，不意今之为文，专以轻掉虚空，求以意胜。”［3］1048-1049鉴于当时桐城派末流作家之弊已引起学界的公愤，应该说李详的批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钱基博文章虽宗尚桐城派，但典事繁多，有经学气息，且能知人论世，确实值得称扬，这与当时其他文家专事空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钱基博曾赞赏李详的文章具有扬州学派的风范，李氏表示不敢接受此美誉。按其《与钱基博四函之二》曰：“来书过誉，绝不敢当，桐城尚不可称派，扬州衰歇至此，尚有何人敢附容甫？”［3］1050此见李详虽文章出众，但为人谦逊坦诚。

综上所论，李详推崇魏晋文、《后汉书》等南北朝诸史文及任沈文，都源于其骈散融通的思想。这种骈文思想自清乾嘉以来即颇为流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对于桐城派末流作家严守家法、空疏不学之风加以严厉批判，则又体现出李详作为文学家和批评家所特有的创作良知与学术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