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炜烨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深圳 518061)

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淮安山阳人[1]，是嘉道年间著名的诗人、诗论家，由于当时吏治腐败、社会动荡、世运衰微，他认为“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于是著《养一斋诗话》，对当时与后世均有影响。他主张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用以改造社会风气，从而达到“挽回世运”的目的，在其诗话中能够看出他批判性地继承了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一些内容。

1 潘德舆对白居易的肯定与接受

潘德舆主要继承了白居易的诗学理论，将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表达的内容作为其诗学思想的总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重视《诗经》及其比兴传统、诗品和人品的联系；另外，潘德舆在其诗话中评价了白居易的部分诗歌，表达了对白居易乐府诗和讽喻诗的赞赏与肯定，辨析了近人对白居易诗歌“浅率”的错误看法。

1.1 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继承

在《养一斋诗话》的最后一则，潘德舆用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中的几句诗做结，认为白居易所说的“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雅》《颂》比兴外 ，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可以作为诗学圭臬，并将其作为历代诗人的总序，认为诗歌只有符合这个内容才可以被称作诗，如果不符合，那么无论思想多么深刻，语言多么精妙都不能算诗，由此可以看出潘德舆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推崇，甚至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其诗学思想的大部分内容。

1.1.1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

潘德舆诗学思想的核心就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在其《养一斋诗话》中，他反复提到诗教一词，并且企图通过诗歌的教化作用来挽救嘉道年间逐渐衰微的世运，提出了以文章济世的观点。他提出诗歌要能“益于身心”“裨于政教”，这也十分符合白居易所说的“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

正如徐宝善在《养一斋诗话·序》中所说，潘德舆认为“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浮嚣、怪僻、纤淫之诗作，而人心世运且受其敝”，因此潘德舆想要通过改善当时浮靡诗风、恢复诗之本教来拯救世运，由此著《养一斋诗话》，“推原古昔圣贤立教之本义”“求合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他整个诗学系统。

潘德舆所想要改善的浮靡诗风主要是针对袁枚的“性灵说”而言的，他批判了袁枚所说的“性情”，将“性情”的内涵阐释为“柔惠且直”，即不畏强暴、爱护百姓。他也十分重视诗人的修养与学问，认为“诗无工拙”，只要诗人具备一定的性情与学问就能够做出好诗，同时他也认为读诗作诗能怡养性情，指出“常读诗者，既长识力，亦养性情；常作诗者，既妨正业，亦蹈浮滑”。潘德舆认为白居易的一些诗歌符合其“柔惠且直”的性情论，而其对性情的认识也一定程度继承了白居易所指出的诗歌要“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的观点。

1.1.2推崇《诗经》及其风雅比兴传统

潘德舆继承了白居易的诗教传统，即用以《诗经》为本的诗歌来教化民众，因此对《诗经》是非常推崇的。潘德舆引白居易的“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雅》《颂》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作为诗学总论，可见他对《诗经》的重视是从白居易的思想中继承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还提到“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2]647，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认为《诗经》是历代文学之首。而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开篇就提出了“‘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的观点，认为作诗要符合“言志”“无邪”的标准，以此来衡量诗之美恶。在评价历代诗歌时，他用是否近《三百篇》的标准来衡量，同时注重诗歌是否为风雅之正，认为“只要是亲风雅的诗就是好诗，能选编；而乖风雅的诗就是俗诗，悉去之”[3]。潘德舆明确提出了学诗要以《诗经》为本，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这表明潘德舆不仅看到了《诗经》的教化作用与讽喻传统，还认识到了《诗经》在艺术风格上的成就。潘德舆对《诗经》的神理、意境也做了具体解释，即“有关系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言有尽而意无穷”，认为后世之佳作即使没有全部学《诗经》，但一定是与《诗经》之神理、意境是一致的。潘德舆不仅只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与思想内容，对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是有一定追求与具体标准的，即对诗歌“厚实美、自然美、含蓄美”[3]的追求。

1.1.3重视诗品与人品的关系

白居易在《读张籍乐府》诗中提出“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表明了他对诗人言行的看重，认为诗人的言行是其志向和诗品的表现，因此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出他的人品。

潘德舆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发展成了“诗品即人品”说，潘德舆认为诗人的言行会影响诗人的诗文创作，认为先有人品而再有诗品，他对诗人人品有明确的要求，即以儒家所说的“忠孝”为首，在为李白与永王的关系辩白时，他提出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

他推崇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四人为诗圣也是因为四人人品甚高，认为“两汉以后，必求诗圣，得四人焉：子建如文、武，文质适中；陶公如夷、惠，独开风教；太白如伊、吕，气举一世；子美如周、孔，统括千秋”。他也能够如白居易读张籍之诗时所说的“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一般能够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看出其人品高尚，如指出“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

在白居易之说的基础上，潘德舆还看到了诗品与人品并不是一致的，他评刘豫之诗“清光鉴人”，但称刘豫为宋贼，由此指出“诗竟不可以定人品”，还举元好问的诗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论证了诗品高不一定人品好。对于诗品高但是人品劣之人的诗歌，他认为“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他认为曹操、阮籍、陈子昂等人是乱臣逆党，因此认为世人在选诗读诗时不能涉及这些人的作品，因为这些人的不忠就是他所说的“天下之大恶”，由于他们的某些行为不符合“忠孝”，因此他们的诗“皆宜斥之为不足道”，是应该废弃的。但他“提高人品与诗品根本目的在于发挥‘诗教’的作用”[4]，不选不学曹操、阮籍、陈子昂等人的作品是为了“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

1.2 对白居易诗歌的正面评价

潘德舆大体上对白居易的诗歌是持正面评价，因为白居易的大多数诗歌，尤其是乐府诗非常符合潘德舆对诗歌的要求，在其《养一斋诗话》中，他表明了自己对白居易乐府诗的具体评价，多次为白居易辩白，提到白诗不止浅率，另外还在论述“性情”时举白居易的诗句解释“柔惠且直”的含义，认为其诗中正。

魏泰将张籍、白居易乐府诗歌评论为“述情叙怨，委曲周祥，言尽意尽，更无余味”，潘德舆认为此说大而无当，并对张、白的乐府诗做了具体评论，认为“乐天乐府，则天韬自解，独往独来，讽谕痛切，可以动百世之人心，虽孔子复出删诗，亦不能废”“谓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为宇宙间必不可少文字”。从中可以看出潘德舆对白居易的乐府诗评价颇高。这是因为白居易的乐府诗符合他对诗歌的要求，符合《诗经》的美刺传统，发挥了诗歌的教化作用。

世人多认为白居易之诗通俗率易，但是潘德舆认为白居易之诗不能简单以浅率概括，反复强调白居易的诗歌不止率易而已。他举白居易一二十句五律诗为例，如“寻泉上山远，看笋出林迟”“松湾随棹月，桃浦落船花”来说明白居易之诗“灵机内运，锻炼自然”，落笔慎重，虽然看起来率易，但细细斟酌，会发现其诗中另有巧思，不止率易。当然，潘德舆也不否认白居易的诗歌“时伤浅率”，但由于白诗中有一些诗“得于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因此他把白居易这些诗歌列举出来学习他的益处，认为这些诗“劲直沈痛”，还举朱熹对白居易的评价“白不尽俗。白如尽俗，何以不朽？俗盖必朽者也”强调白居易的诗歌不仅仅只是通俗，“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除了推崇白居易的乐府诗外，潘德舆还指出白居易的《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变汉、魏之面貌而得其神理，实不可以浅易目之者”，此首与《寒食野望吟》可以称为“白诗之绝调”。

2 潘德舆对白居易的扬弃与批评

虽然潘德舆继承了白居易的诗学思想的很多方面，但是他是有选择地继承符合自己思想的部分，而不是全盘接受，他只继承了白居易符合儒家思想的那一方面，而扬弃了白居易思想中所含的释道观念。另外，潘德舆也是一位客观的评论家，他对历代诗人的评价都会尽可能客观，既看到诗人的可取之处，也会对一些他不满的地方提出批评，就算是评价他所认为的四大诗圣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他都会指出他们的瑕疵，白居易就更不例外。

2.1 潘德舆对白居易佛禅思想的扬弃

白居易除了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外，还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自写的墓志铭中说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2]，他一生均以此为原则进行思想行事。

而潘德舆一生都虔诚地信奉儒家，终身服膺于程朱理学，他并在其诗学思想中贯彻了这一点，他对佛禅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在其《佛论》中他谈到“仙者，伪其事者也。佛者，伪其心者也。伪其事者惑人浅，伪其心者惑人深”，认为佛教会迷惑人心，害人不浅。

在评价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说时，他认为这是“禅宗之余唾，非风雅之正传”，并认为可以“以妙悟言诗”，但不能“以禅言诗”，因为以禅言诗只是“文士好佛之结习”，并不是真正对诗歌做出确切的评价。他认为“诗乃人生日用中事”，必须发挥其现实作用，而不是来以诗来参禅的，如果用以禅论诗，就不符合发挥诗歌社会功能这一要求，与他的核心诗学观是相违背的。

2.2 潘德舆对白居易诗歌的批评

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种，潘德舆推崇的只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这些诗包括白居易关于“美刺兴比”[2]的所遇所感以及他“因事立题”[2]的新乐府诗，对其《长恨歌》一类的诗，潘德舆是持批评态度的。

潘德舆在表达他对白居易乐府诗的推崇，认为那是“宇宙间必不可少文字”时，紧接着就表示像《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诗是可以不作的，他对白居易的这类诗歌是持批评否定态度的，因为此类诗歌所涉及的情爱之意不符合他对诗歌的要求。他曾驳斥《石洲诗话》所说的《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后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认为《长恨歌》“冶荡纤弱”，是歌伎的唱词，不能视作“豪杰”。

其实潘德舆推崇白居易感伤时事的乐府诗，而贬斥《长恨歌》《琵琶行》的态度与白居易对自己诗歌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曾提到时人称道他的《秦中吟》《长恨歌》，但他自己认为“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2]，他谈到时人只爱他的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的作品，而不喜爱他的讽喻诗和闲适诗，认为“时之所重，仆之所轻”[2]，只有元稹才是最了解他的人，还担心后世不会有如元稹一般理解并喜爱他的诗歌的人。潘德舆虽不如元稹一般完全懂得并喜爱白居易之诗，但是他的大致是与白居易所倡导推崇的诗歌倾向是一致的，重白之所重，如讽喻诗，轻白之所轻，如《长恨歌》。

虽然潘德舆反复强调“白不尽俗”，认为白诗不止浅率通俗，但是他对白居易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不像王若虚一样认为白居易的诗歌没有瑕疵，完全否定白居易诗歌有通俗浅率的一面。王若虚认为“乐天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这也是王若虚否认白诗通俗的原因，认为这是“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才能达到的高度。潘德舆对这种态度是批评的，认为白居易只有乐府诗能够深入人心，为不朽之作，认为杜甫都不能做到每篇都“随物赋形，侔于元气”，何况是白居易，而王若虚赞赏白居易的长篇诗歌“句句顺惬”，潘德舆则认为这只是初学之人的标准，不能作为称道的理由，恰恰相反，潘德舆认为这正是白居易长篇的弊病，指出“乐天长篇之病，正坐语语顺惬，无一笔作逆势，以致平衍寡情”。

3 原因分析

潘德舆继承了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想要发挥诗歌的政教作用，以求改变当时浮靡的诗风，“拯救世运”，但是却舍弃了白居易有关佛禅的思想，除了推崇白居易除表达讽喻的乐府诗外，对其他感伤诗、闲适诗少有论及，并对白居易的一些思想及诗歌都有所批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

3.1 社会历史背景

潘德舆生于公元1785年，卒于公元1839年，此时经历过康乾盛世以后，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吏治腐败、士风堕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境时有倭寇骚扰，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不久便发动了鸦片战争，可谓是内忧外患。而“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蔽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5]。但是于道光年间，时事为切身之患，因此时人多对盐、河、漕三大问题多有议论，潘德舆也曾在其诗作中表达了对这三大问题的批评，并对如何改变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潘德舆感受到了时局的危机，作为一个以儒家准则立世的士人，他想要“拯救世运”，但他科举失意，一直未有官职，于是他继承了白居易现实主义的传统，想要发挥文学的政教作用，涤清当时的浮靡诗风，以求达到“端正士风、澄清吏治、活济万民”[6]的目的。虽然潘德舆与白居易都处于王朝衰落时期，因此想要与白居易一样通过发挥诗歌的政教作用来挽回世运，但是由于其自身思想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深远，具有一定局限性，他没有看到他与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有根本性的区别，当时封建王朝走向没落，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不能仅靠诗教来拯救，而是需要改变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这是他认识不到的，所以他的诗学思想都带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也“不可能达到白居易现实主义的高度与深度”[6]。

当时世运如此，国家处于救亡图存之际，潘德舆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舍弃了白居易的“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与佛禅思想。因为此时他无法独善其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为艰难，时事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且他一直受程朱理学影响，积极入世，关心世运，不似白居易一般与佛教渊源深厚，这就注定了他不会接受白居易思想中那些佛禅思想，而会加以摒弃批评。

3.2 个人经历与人生态度

潘德舆在26岁时“六应省试,又不中”[7]，于是转向著书立说，“尽弃科举进士之业，力求古人微言大义”，于28岁时初编诗话《说诗牙慧》。白居易也是在被贬浔阳之后才开始整理自己的诗文，并写了《与元九书》阐述自己的诗学思想，两人同样处于壮志难酬的境地，于是想要通过诗教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只是潘德舆终身都未曾踏入仕途，未能以此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他不如白居易那般对发挥诗歌的现实作用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白居易一生中既有过官至翰林的风光，也经历过被贬浔阳的低谷，因此最后在世事纷扰中遁入空门，与古佛为伴。潘德舆更像是一位学者，屡困科举之后，他开始在著书立说与教书育人中寻求匡扶世道的道路，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科举，在52岁时还五应会试，仍然想要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从他的《纵笔》“五十年来肮脏身，痴心独扫世间尘。一腔热血喷何处？唯把文章示后人”中可以看出他对挽救世运的痴心与执着，但由于屡困科举，一生未仕，只能将著书立说当作实现抱负的工具。

4 结语

潘德舆虽然继承了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思想，但其诗学思想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这并不符合当时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必然趋势，潘德舆想以此来挽回世运是不现实的，必然会走向失败。但是他对时事的关心，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他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那种“痴心独扫世间尘”的执着，在当时是难得的。虽然他的诗学理论趋于保守，但是他的诗论对当时改革浮靡文风，挽救士人风气仍然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鲁一同、叶名沣等人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日益衰败的情况下，潘德舆立志报国却终生未能入仕，他有着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这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如白居易一般心灰意冷，遁入空门，而是转向著书授徒，为挽救世运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值得敬佩的。

注释：

文中涉及潘德舆观点的引用均来自朱德慈辑校的《潘德舆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