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莉莉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乡土小说诞生于古老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前夜，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带着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敲碎了中国做了千年的“天朝上国”梦。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危机中看到了转型重生的希望，力求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启迪民智，唤醒国人的理性。鲁迅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回望故乡的方式来批判乡土社会的愚昧和落后。鲁迅的乡土小说创造了许多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阿Q、祥林嫂、闰土等，这些形象甚至成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象征。鲁迅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乡土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在他的影响下，王鲁彦、台静农、废名等一批乡土小说家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股乡土小说创作的风潮。由此形成的乡土小说创作传统对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文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乡土小说一度成为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进入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两股浪潮的冲击之下，乡土社会大到整个乡村社会结构，小到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形态，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乡土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已然不完全是鲁迅笔下所刻画的那样麻木而充满奴性。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写作也出现了一批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作，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等。从这些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杰作中，读者既可以看出乡土小说在城市化的今天出现的新样貌，同时也可借由小说来关照当今社会现实，了解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人的生存境况。

1 乡土小说的百年流变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密不可分。从时间上来看，乡土小说的发展可分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形成期、30-40年代的发展期、50-70年代的成熟期及新时期的繁荣期四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多因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独有的特点，但始终不变的是作家对乡土社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

1.1 乡土小说的形成期

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山鼻祖，其笔下的乡土世界充满着麻木和蒙昧，独有的批判眼光为乡土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范式，紧随其后的王鲁彦、台静农等人也开始用这种富有批判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乡，扩大了乡土小说的文化版图。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首次对“乡土小说”作了明确阐释。一是强调“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二是要写出“真实的思想与文艺”。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指出，乡土小说要有“异域情调”，同时还要展现作者的“乡愁”。“乡愁”一方面是指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的作者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怀恋，另一方面则是指对故乡风物的审视和批判。

1.2 乡土小说的发展期

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沈从文、废名等作家为代表的田园派，主张以温情的笔触来书写乡土社会，注重展现乡土世界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如沈从文的《边城》中所刻画的单纯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种则是以王鲁彦、台静农等作家为代表的批判派，延续了鲁迅小说中的批判性，主张从现实出发揭露社会黑暗、改造国民性。如王鲁彦的《柚子》就延续了鲁迅《示众》中的“看客”主题。3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茅盾、沙汀、艾芜为代表的左翼乡土文学。此时的乡土小说有了更明显的政治倾向。4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具有地区发展的特点。其中，以赵树理和孙犁最具代表性。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写解放区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的故事，塑造了小二黑、小芹等勤劳勇敢的新农民形象。孙犁的《荷花淀》描写的是冀中人民的抗战活动和日常生活，展现了冀中人民朴素而美好的爱国情怀。

1.3 乡土小说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整体成就不高，作品呈现出政治倾向明显、写作手法模式化、表现主题单一化等特点。50年代末，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描写了湖南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过程，深刻剖析了农民在走向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6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时期，乡土小说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4 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乡土小说创作开始进入繁荣期。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使中国乡土小说家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更为新颖的叙事技巧。莫言、马原等先锋小说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创作出颇具特色的乡土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为乡土小说的写作开辟出了全新的道路。

总体来看，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乡土小说的创作方式和叙事语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开放的文化环境给乡土小说家提供相对自由的创作土壤。

2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

21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发展。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乡土社会原有的伦理道德秩序也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个靠乡约礼法自治的乡土世界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那些离开农村的年轻人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只能徘徊在城乡之间无所依托。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家面对变化如此剧烈的乡土世界，也做出了文学上的回应。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新的叙事结构和技巧来向读者讲述乡土中国的巨变。在审美方面，乡土小说家也做出了许多全新的尝试，试图从新的美学角度来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1]。

2.1 包容多样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对一部小说的艺术性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事结构框架下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传统的乡土小说多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叙事结构在保持故事的连贯性方面有着极大优势，且比较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但难免缺乏新意。新世纪乡土小说虽然还存在大量的线性叙事结构，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形态。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小说全篇在结构上仍然是线性结构，按照主人公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四种动物的过程展开叙事，但这四个阶段又对应着四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使得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除了在原有的线性叙事结构上做文章以外，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在叙事结构上也做了全新探索。如贾平凹的新作《带灯》就被研究者称为“互文性的双线结构”，一条线以樱镇的社会变迁为叙事对象，客观呈现出某一物质空间随时间产生变化，另一条线以主人公带灯的精神世界为叙事对象，从主观上展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变迁。而这两条线之间又是“互文”的，现实的痛苦与心灵的纯真相互映照，愈发显示出主人公带灯的高洁灵魂。

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在叙事结构上的新尝试，使得乡土小说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元，表现出了与传统乡土小说不同的特质。

2.2 独特的叙事视角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叙事视角上的最大特点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普遍运用，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阿来的《空山》等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从叙事角度来说，第一人称视角对作者具有限制性，只有小说中的“我”能观察了解到事物才可成为故事内容。

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更有说服力，更有利于增强小说叙事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即要让读者沉浸在小说所塑造出的环境中，忘记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如贾平凹的《秦腔》，从一个疯子“我”的视角来观察清风街上众人的爱欲情仇、生老病死，读者很容易被这样一个充满生活细节的“真实”世界所吸引，仿佛清风街真的存在一样。其次，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可为作品营造出一种独特美感，作家们可在这一视角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相较于第三人称叙事而言，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更容易深入“我”的内心世界，展现“我”丰富多变的意识活动和心理变化，有利于增强小说的层次感。

2.3 片段化、细节化的叙事方式

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从作家的笔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式的日常叙事。从客观上来讲，这与乡土社会的剧烈变化有着很大关联，乡村社会原有秩序的崩坏使其在结构上失去了完整性，乡土世界也不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村庄、人物。从作家本身来讲，故乡在精神上的土崩瓦解使其失去了文学书写的坐标。贾平凹的《废都》就是最好的例证，小说虽然描写的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虚无和彷徨，但这虚无和彷徨背后隐藏的便是乡村作为其精神故乡的陨落。阿来在20世纪90年代《尘埃落定》中表达的还是土改这样的宏大叙事，但到了新世纪的《空山》中便剩下机村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的集体转向对乡土小说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但丧失历史语境的文学书写能否实现长久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审美变化

传统的乡土小说大致有两种美学风格，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现实风格，另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讴歌乡村的田园风格。其中，尤以鲁迅的批判风格影响最大，鲁迅其后的王鲁彦、赵树理、高晓声等众多小说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延续着这一风格。新世纪乡土社会的变化使得乡土小说家开始寻找一种全新的审美角度。

3.1 生态视野下的乡土小说

早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和废名等乡土小说家的作品中就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生态意识，人和自然之间有着生死与共的依存关系。但他们笔下的山水田园是作为其精神投射的客体而存在，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性。新世纪乡土小说不再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象征物来使用，而是试图还原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展现生态环境的神奇瑰丽。如季梁栋的《老人与森林》，描写的是一片原始森林在无人时所表现出的盎然生机，各种飞禽走兽生活其间且怡然自得，整片森林都笼罩在一种和谐静谧的氛围之下，甚是动人。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审视乡土小说，可改变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培养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2]。这一点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她的很多小说都在“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下展开，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有两只白狐为报答猎人不杀之恩而为其送行的故事。

3.2 乡土小说中生命美学的集中展现

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虽极大地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对金钱和物质毫无节制地追逐使人失去了原本的主体性，在此过程中，人被异化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人的生命被束缚在一层又一层的物质外壳中，失去了原有的尊严和自由。新世纪乡土小说家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不断地在作品中给出回应，刻画了众多被权力和金钱扭曲的人物形象，借此来召回人最本真的生命状态[3]。

以河南作家李佩甫的《羊的门》为例，小说写呼家堡的当家人呼天成凭借远大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用40年的时间构建起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会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这张权力网可帮助他在官场上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其间所展现出的人对权力的渴望及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读来有触目惊心之感，发人深省[4]。

乡土小说中的生命美学还表现在对人的原始冲动的描写之中，这种冲动是生命最强大的能量，人的高贵与低贱都蕴藏其中。李佩甫的《生命册》就展现新时代农民在城乡对立的语境中生命能量被消磨、被稀释，而最终在故乡找回自我的过程。

3.3 “田园牧歌”式的审美范式的失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乡土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和书写最早源于沈从文。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有着绝美的自然环境、朴素的人际关系，仿佛一片世外桃源。沈从文接续陶渊明所开创的山水田园诗的传统，把湘西这一物理空间转化成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归宿。此类书写在其后的乡土小说家的创作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江南风情等都是对这一传统的发扬。

但随着城市的侵入、自然环境的破坏，乡土社会渐渐失去其作为一种精神归宿的功能，沦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庸常无聊的乡村生活成为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如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等。乡土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审美范式的失落，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大地震，失去归宿的灵魂注定要四处漂泊。

4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成就

乡土小说家努力在原有创作传统之上求新求变，以其更为多元的叙事结构和美学视野为读者留下了诸多佳作。其中，以莫言、阎连科、贾平凹三位大家的作品最具特色，其分别在小说的语言、风格和技法上展现了自己绝佳的写作才能，为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4.1 莫言——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以及人文关怀

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这种汪洋恣肆、喷涌而出的语言风格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创作生涯中，其在2006年出版的《生死疲劳》更是将这种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生死疲劳》中的主人公西门闹在转世为“猪王”之后，有一段其在月夜跳舞的描写，真可谓亦真亦幻、美妙绝伦[5]。莫言的小说语言总是能打开读者的全部感官，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现场感。莫言为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从以往强调简洁、准确的语言范式中脱离出来，创造了一种繁复绵密而引人入胜的语言风格。

莫言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独特的故乡——高密，他以人文关怀的视角讲述了在高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精神风貌，塑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物形象，如《红高粱》中与日军同归于尽的九儿，《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21世纪初创作的小说《蛙》中以“蛙”隐喻“娃”，表现出计划生育在农村地区推进的艰难历程，运用当地的传说，以器官个人取名的风俗等放大了人的生理性，构造了光怪陆离的高密世界，塑造了以姑姑万心为代表的妇产医生，本来工作是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却在计划生育的浪潮中令无数胎儿流产所面对的精神压力，以万小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懦弱，矛盾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对生命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4.2 阎连科——自成一家的“神实主义”

所谓“神实主义”，是阎连科为自己的作品风格下的一个定义，即在创作过程中摒弃现实生活固有的表面逻辑，更多地去寻找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真实。阎连科在其作品中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在其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受活》中可以得到很好地印证。小说写一个名叫受活庄的村子，生活其间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残疾人，一心想干大事的县长将这些残疾人组成了一个“绝术团”，企图靠演出挣来的钱在当地的魂魄山上建一座“列宁纪念堂”，然后再到俄罗斯将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6]。整篇小说看起来十分荒诞，现实的逻辑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人心、人性的逻辑支撑着故事向前发展。展现了新世纪中国农村在精神世界的探索。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乡村社会变得面目全非，乡村的现实性被抽离，将其精神特质具象化，放大了精神层面，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中所构造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小说故事发生的大环境，而是被符号化，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中的现实性和叙事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神实主义”风格，这种源于现实又将现实的部分抽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新世纪乡土小说已然开始向不同的叙述路径上转型。

4.3 贾平凹——现实主义叙事的集大成者

与莫言的文学创作根植于山东高密一样，贾平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牢牢扎根于他所成长的故乡陕西，用现实主义的笔触记录乡村社会的人事变迁，《废都》一部小说以古都西安的当代生活为背景，描绘了当代城市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展现了西京城形形色色“废都”景观。而《秦腔》的出版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推向了最高峰，以陕西特有的艺术形式秦腔为题，整部小说几乎全部是用陕南方言写成，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通过细节琐碎描绘了乡村的风貌，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引生的“疯子”的观察，生动再现了清风街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社会转型时期乡土文化的失落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忧虑[7]。贾平凹的《秦腔》代表着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世纪的重生，通过在琐碎的细节中刻画乡村的手法为当代乡土小说家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作家，还有毕飞宇的《玉米》通过对“文革”记忆的追寻表现了对当下乡村文化的反思；梁晓声的《民选》中对乡村选举制度和管理的批判和讽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借妇女的闲聊来表现乡村生活和农村人民的内心世界，其“闲聊体”的叙事方式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家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展现了广阔的乡村生活画卷，体现了乡土小说在新世纪创作的新变和乡土小说创作的繁荣。

总体来看，新世纪乡土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乡土小说家积极寻求新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角度来回应乡村社会的巨变，映射出乡村在新世纪所产生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在城市化影响下乡土文化的失落。从创作成就上来看，新世纪乡土小说家也有着不俗的表现[8]。打破了之前乡土小说固有的模式和叙事方式，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以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为首的一批作家凭借其出众的文学才华，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