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动物群像”书写看“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性
——重读鲁迅《示众》
2021-01-15朱玉川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21年7期
朱玉川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钱理群先生认为鲁迅有两篇小说是代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艺术最高水平的,一篇是《示众》,一篇是《孔乙己》。[1]40关于《示众》,以往研究者多认为鲁迅通过“看与被看”权力秩序的表达,隐喻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对人灵魂的吞噬和生命力的扼杀。这种求其本质的解读属于阿尔都塞所说的“直接的阅读”,它注定永远只能看到鲁迅已经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所谓的‘看’及由看的空缺所造成的被忽视问题,以及可见领域与未见领域间潜在的且必然的联系”,它实际是一种“直接阅读宗教神话”。[2]事实上,《示众》里的“看/被看”世界正是鲁迅眼里旧中国的症相,反映出的正是鲁迅作为启蒙者的立场以及启蒙中心视角下的“动物群像”书写。由此出发,探讨鲁迅《示众》中折射出的启蒙主义立场及其时代局限性,便属于“另一种阅读”。
一、《示众》中的“动物群像”书写
《示众》中描写的更像是一幅“动物群像”,而非人类群居图。人物无名无姓,相继片段式地出场,没有故事的前因后果,也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像失声的蒙太奇电影镜头的无序拼接。故事的核心在于首善之区的大街上一个犯人被示众,但重点并不在这个犯人身上,而在于作为犯人的“看客”的民众。这些民众无名无姓,只有一些代称——“胖孩子”“白背心”“秃头”“红鼻子”“胖大汉”,它们成为符号化了的某一类人的代表。其中所呈现的话语都是碎片式的,全篇除了“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所问的一句“他,犯了什么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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