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喜欢听大人讲历史，家族史、村庄史……但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大人们讲的，往往与官方的说法相矛盾。譬如，有一次我问父亲，我们村子叫华家塘，但为什么一个姓华的都没有呢？而且三十多戶人家，竟然有十几个姓。父亲告诉我，听老辈人说，这个村子里本来都是住的姓华的，房屋轩敞，街道整洁，树木、竹子也长得好，但长毛造反时，人被杀光了，村庄都被毁了。后来的住户都是逃难逃荒过来的。我当时还在读小学，心里就起了疑，教科书上不是说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是革命的吗？怎么到了老百姓口中，就成了充满贬义的“长毛”了呢？问我父亲，他笑笑，摸了摸我的头，没说什么。长大后我想，他是基层干部，又是老党员，也许不方便说什么；也许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次，我冒冒失失闯进一个小伙伴家的后院，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当时吓坏了。回家后我告诉父亲，说今天我看到白毛女了。于是把当时情景描述了一番。父亲听了，轻声一叹，告诉我说，这个老太太多少年没出过门了。原来，这老太太的丈夫在民国时，当过小学校长，当过乡长，“文革”初期投河了。从此后，老太太拒绝见人。我问，那这个乡长肯定是坏人了？父亲苦笑了笑说，哪有那么简单，其实他两面都不得罪，暗地里也帮共产党的。我当时不大想得通，但心里埋下了一颗探究的种子。

长大后，我对历史有一种本能的喜好，尤其喜欢野史笔记、人物传记，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总喜欢探个究竟。2016年，我曾在《钟山》发表过短篇小说《考据》，写一个绰号叫“胡适之”的人，对历史上发生的事特别较真。这个人就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但大都喜欢写自己，写自己的家族，写自己的家乡。我也不例外。但我还有一个喜好，就是在读纪实类书籍时，对书中的人物，或故事，甚至某个细节，如果多年以后依然念念不忘，那我就觉得与自己有缘，我就会想办法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大概是2011年，我读到了熊培云写自己家乡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写到了一个人物，是汪伪政权县长陈允兹。这个人九江师范毕业后，做过县城小学的教员、校长，后晋升为教育科长、县党部书记。永修沦陷后，做了“刺刀下的县长”。熊培云书中这样描述此人：

无论我陆续收集到的一些文字资料，还是我回乡偶得的有关他的口述历史，都表明这位“汉奸县长”为当地的确做过不少好事，简要说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日本人刺刀下救人无数。其二，体恤阴阳界和国统区民众的疾苦。其三，支持国民政府抗日……

抗战胜利后，这个陈允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逃跑。后来，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了三年刑。1949年后，陈允兹又被新政权追查，他带着儿子藏身于一个村子的地下室里，一直到1953年9月被抓获。这个村子不是陈允兹的家乡，老百姓只是感念陈县长当年的好，才冒着风险藏匿他们父子。三个月后，陈允兹死在了牢里，还是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去为他收了尸。这个陈允兹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我们村自杀的乡长，他们都当过小学校长。

我长期生活在基层，在中学里教过书，在机关里做着管理工作，接触过大量的基层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些基层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向是被低估甚至忽略了的。这些过去被叫作乡绅的人群，实在是维系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维系文化体系的纽带。但这群人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却一直是一个悲剧的存在。如果要描绘他们的表情，我觉得有几个表情包比较贴切：委屈、尴尬、两难……总之是一副悲苦的表情。随着商业大潮的汹涌澎湃，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弱化，随着这个人群的被边缘化，我们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正在渐渐淡去。

俄国启蒙主义学者拉吉舍夫有句名言：“我的心由于人类的痛苦而受伤”。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天国使者的气质和献身牺牲的精神勇气。但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在减少甚至消失。同时，现在写抗战题材的作品太多了，但描写真相的又太少了，大都是浮在表面的娱乐性作品。我不揣浅陋，想写出抗战的另一种面貌，写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

《行吟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常见题材，被题作《行吟图》的画作很多，著名的有陈洪绶《屈原行吟图》，梁楷《太白行吟图》，蒋兆和《东坡行吟图》等，张大千、傅抱石等皆有此类画作传世。不管画中人物有什么变化，画家、画风有什么不同，《行吟图》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家国情怀。

（《行吟图》，卞优文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