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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图》创作谈

2021-01-14卞优文

翠苑 2021年6期
关键词:乡长县长知识分子

小时候,我喜欢听大人讲历史,家族史、村庄史……但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大人们讲的,往往与官方的说法相矛盾。譬如,有一次我问父亲,我们村子叫华家塘,但为什么一个姓华的都没有呢?而且三十多戶人家,竟然有十几个姓。父亲告诉我,听老辈人说,这个村子里本来都是住的姓华的,房屋轩敞,街道整洁,树木、竹子也长得好,但长毛造反时,人被杀光了,村庄都被毁了。后来的住户都是逃难逃荒过来的。我当时还在读小学,心里就起了疑,教科书上不是说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是革命的吗?怎么到了老百姓口中,就成了充满贬义的“长毛”了呢?问我父亲,他笑笑,摸了摸我的头,没说什么。长大后我想,他是基层干部,又是老党员,也许不方便说什么;也许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次,我冒冒失失闯进一个小伙伴家的后院,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当时吓坏了。回家后我告诉父亲,说今天我看到白毛女了。于是把当时情景描述了一番。父亲听了,轻声一叹,告诉我说,这个老太太多少年没出过门了。原来,这老太太的丈夫在民国时,当过小学校长,当过乡长,“文革”初期投河了。从此后,老太太拒绝见人。我问,那这个乡长肯定是坏人了?父亲苦笑了笑说,哪有那么简单,其实他两面都不得罪,暗地里也帮共产党的。我当时不大想得通,但心里埋下了一颗探究的种子。

长大后,我对历史有一种本能的喜好,尤其喜欢野史笔记、人物传记,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总喜欢探个究竟。2016年,我曾在《钟山》发表过短篇小说《考据》,写一个绰号叫“胡适之”的人,对历史上发生的事特别较真。这个人就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但大都喜欢写自己,写自己的家族,写自己的家乡。我也不例外。但我还有一个喜好,就是在读纪实类书籍时,对书中的人物,或故事,甚至某个细节,如果多年以后依然念念不忘,那我就觉得与自己有缘,我就会想办法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大概是2011年,我读到了熊培云写自己家乡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写到了一个人物,是汪伪政权县长陈允兹。这个人九江师范毕业后,做过县城小学的教员、校长,后晋升为教育科长、县党部书记。永修沦陷后,做了“刺刀下的县长”。熊培云书中这样描述此人:

无论我陆续收集到的一些文字资料,还是我回乡偶得的有关他的口述历史,都表明这位“汉奸县长”为当地的确做过不少好事,简要说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日本人刺刀下救人无数。其二,体恤阴阳界和国统区民众的疾苦。其三,支持国民政府抗日……

抗战胜利后,这个陈允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逃跑。后来,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了三年刑。1949年后,陈允兹又被新政权追查,他带着儿子藏身于一个村子的地下室里,一直到1953年9月被抓获。这个村子不是陈允兹的家乡,老百姓只是感念陈县长当年的好,才冒着风险藏匿他们父子。三个月后,陈允兹死在了牢里,还是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去为他收了尸。这个陈允兹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我们村自杀的乡长,他们都当过小学校长。

我长期生活在基层,在中学里教过书,在机关里做着管理工作,接触过大量的基层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些基层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向是被低估甚至忽略了的。这些过去被叫作乡绅的人群,实在是维系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维系文化体系的纽带。但这群人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却一直是一个悲剧的存在。如果要描绘他们的表情,我觉得有几个表情包比较贴切:委屈、尴尬、两难……总之是一副悲苦的表情。随着商业大潮的汹涌澎湃,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弱化,随着这个人群的被边缘化,我们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正在渐渐淡去。

俄国启蒙主义学者拉吉舍夫有句名言:“我的心由于人类的痛苦而受伤”。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天国使者的气质和献身牺牲的精神勇气。但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在减少甚至消失。同时,现在写抗战题材的作品太多了,但描写真相的又太少了,大都是浮在表面的娱乐性作品。我不揣浅陋,想写出抗战的另一种面貌,写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

《行吟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常见题材,被题作《行吟图》的画作很多,著名的有陈洪绶《屈原行吟图》,梁楷《太白行吟图》,蒋兆和《东坡行吟图》等,张大千、傅抱石等皆有此类画作传世。不管画中人物有什么变化,画家、画风有什么不同,《行吟图》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家国情怀。

(《行吟图》,卞优文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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