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方，张升魁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国家监察体制展开顶层设计，具体表现在保障监察调查权独立行使、监察调查程序一体化运行以及调查机构专门化、专业化三个方面。监察法施行已两年有余，为新时代国家打击、预防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规范了监察委员会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实体性权力运行与程序性义务履行，开创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时代。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位高、面广、权重”的特点充分表达了肃贪反腐的行政倾向，强化了遏止腐败的高压态势[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实行一套运行机制，两个机构名称，从党纪、政纪、国法三个不同维度展开全面反腐，保证纪法衔接顺畅，提高我国反腐败工作效率。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种职权，将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合二为一，以彰显监察委员会职权的专业化及专门化。然而，深入思考发现，无论是从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亦或是处罚严厉性程度考量，二者存在量与质的区别。即职务违法是对党纪、政纪的一般违反，而职务犯罪其严厉程度触及国家刑罚权，触犯刑法中职务犯罪的相关内容。同时，因为其在本质上的差异，出现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一元化处置方式与国家对违法、犯罪二元区分处置模式的根本性冲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