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斌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晋中 030619）

一、中西“审美现代性”的差异

“审美现代性”在西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但总体而言，它是以与“启蒙现代性”相对举的面目出现的，“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前者大体延续了现代观念史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如“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而后者则“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1]。“审美现代性”的概念进入中国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外来性概念，它引介进入中国之后天然地具有“水土不服”的性质。首先，就“审美现代性”产生的社会基础而言，无论是西方审美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市民社会”还是“公共领域”（文学的或政治的），这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微乎其微的①。其次，就“现代性”概念的构建而言，“现代性主要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它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制约；另一层面则是以艺术等文化活动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它常常呈现为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反思、质疑和否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