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珂

论文提要：中共党员形象在1920年代“革命+恋爱”小说中首次集体登场，崇高型、成长型、缺陷型、变质型四类党员形象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渐趋铺开，以崇高型为主体的各类党员形象在“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中大量涌现，以党性为本位、兼顾人性的党员形象建构在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叙事和向“深水区”开拓的“大党史文学”实践中得到全面而充分地展开。党员形象的文学建构史自成一体，本论文将结合各时期经典文本、思潮，对小说名著中党员形象的创生、形塑、流变予以考究，对其形象内涵、价值、意义、得失予以述评，以期助力“大党史文学”创作与研究。

关键词：党员形象  建构  革命者  党性  人性  崇高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演进，彼此是一个携手并进、相向而行、互源互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传播，到1928年前后“革命文學”、“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稍后“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再到1942年后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精神在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全面实践，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文学理念和规范在全国层面铺开，都在昭示出一个这样的基本事实，即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作为主线和主背景之一而贯穿于中国新文学从创生到发展过程中。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直以来就以其作为素材的丰富性和典型性、主题的深刻性和厚重性，以及属性或气象的中国化、民族化，而为新文学作家所倚重并常写常新。

百年党史与百年文学的结缘和相伴而行，以及由此而创生出众多经典形象，是现代中国历史与审美两种“现代性”并行推进、互源互构的必然结果。其中，共产党员形象在文学名著中的创生、形塑与流变，作为一个内生命题和待研课题更显其独立、丰富和复杂。为此，2021年夏天，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办的传记文学论坛（六）特将这一议题纳入学术讨论的话题①。这期论坛由笔者主持，李斌、阎浩岗、张丽军、赵德发四位教授/作家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斌研究员以鲁迅的译作《毁灭》（法捷耶夫著）为例，以文本细读方式详细解读了木罗式加、美谛克、莱奋生三位“革命者”，继而结合鲁迅对该书主题和人物的评价观点，对“革命文学”和作为新人的“革命者”身份特质予以分析。他的发言虽然没正面评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但其从对经典译本解读和鲁迅观点的述评中，特别是从鲁迅有关“革命者”的理解与其翻译《毁灭》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考察中，为我们理解该时期文学中党员已有或应有形象、内涵，评述其优劣得失，提供了可资参照和有助于深入思考的视角和层面。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重点解读了“十七年”到“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将之归为学习榜样类、逐步成长类、身边好人类、落伍退化类的做法，联系彼时政治背景、时代精神和文学理念并结合大量经典形象所展开的对于类属外延、内涵、意义、局限的分析，以及对“经典”、“红色经典”、“十七年”文学等概念所作的理论阐释，都为认知和理解那段文学史和党员形象在文学建构中的内生机制及价值，提供了新观点和再研路径、方法。暨南大学张丽军教授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共产党员建构情况作了梳理和评述。他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厂长、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为例，对1980年代“改革文学”中出现的高干党员形象所承载的历史意蕴和审美内涵作了细致分析;以刘醒龙《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张平《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吴小蒿为例，对1990年代以来乡镇干部和乡村党员形象作了深刻解读;以贾平凹《带灯》中的乡镇干部带灯、徐怀中《牵风记》中的齐竞为例，对新世纪以来党员形象建构中的性情书写、情感表达以及如何建构“乡镇中国”等深层艺术命题予以理论探析。总之，他认为自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党员形象建构从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到生命样态的呈示都更加多样化，以此为基点所反映出的历史讯息、时代风景、主题内涵也更丰富多彩。原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赵德发结合自己创作《学海之鲸：朱德发传》的心得体会，详细谈了这部书稿从动议、资料收集、实地采访到撰述理念、具体写作的创生过程，并由此出发对关于如何为学者中的优秀共产党员立传作了三点归纳，即投入情感;熟悉语境;营造诗意。这场以“文艺经典中共产党员形象”为话题的学术论坛涉及共产党员形象的创生机制、经典内涵、流变史、类属归纳与阐释等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热点命题。上述四位学者的发言各有侧重，也都发现了新问题，提出了新观点，但囿于时间和视野限制，又都未及展开。鉴于此，有必要对论坛中提及的或浅尝辄止的若干话题再作梳理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此前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共产党人形象的宣传零零散散地见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政论文中，此后几年间由邓中夏、瞿秋白、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员有意将之与新文学关联，特别是通过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对“无产阶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一种被认定为新风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它是现实中政治革命或阶级斗争失败的产物，但作为对这种失败的强力反拨、抗争，或者说作为一个承载强力意识形态愿景、消弭个体创伤和身心苦闷后的心理代偿，它则为“革命+恋爱”小说在新文学史上的出场以及为共产党员形象首次在文学中集中涌现，提供了发生机制、理念和方法上的强有力支撑。一个突出表现即是，不仅出现了茅盾、郭沫若、蒋光慈、华汉（阳翰生）、洪灵菲、丁玲、柔石、胡也频、刘一梦等一大批党员身份从事“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还以此为主调、主潮，一度引领1928年前后几年间创作、出版与阅读的主流。在这些小说中，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或向其靠近的时代青年时常成为小说主人翁②，比如蒋光慈《短裤党》中的杨直夫和史兆炎、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胡也频《到莫斯科去》中的施洵白、胡也频《光明在我们前面》中的刘希坚、洪灵菲“流亡三部曲”中的沈之菲、丁玲《韦护》中的韦护、华汉《转换》中的林怀秋、茅盾《虹》中的梅行素、茅盾《幻灭》中的静女士，等等。他们一边革命，一边恋爱，但始终在革命和恋爱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有抱负、激情，也有苦闷、颓废，但始终逃脱不出在希望与毁灭之间轮回的怪圈。他们把革命活动“罗曼蒂克化”，并将革命（政治）与爱情（性）简单混杂一起，从而完成了有关革命的想象和自我身份、爱欲的代偿表达。当然，其中也不乏写实与超脱“革命+恋爱”模式者。比如，作品曾深受鲁迅赞赏、被王万森教授称为“现代沂蒙文学第一人”的太阳社成员刘一梦就是如此。他的写作大都取材于自己早年在故乡的见闻，以及后来参加农运和工运的切身经历。他的小说带有突出的自传性、写实性、批判性。在《失业以后》（短篇小说集，内收8个短篇）诸篇中屡屡出现的“我”大都是现实中作者本人身份和处境的写照。这里没有爱情表达，有的只是对于鲁南匪患、农村破败风景和“我”在都市中漂泊不定的精神处境的深描。小说中的“我”虽然没有被明确标志为党员身份，但其与文本外部那个作为共产党员的作者几乎等同。可以说，作为党员作家的刘一梦及其写作为发生于1920年代后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供另一种样态：“写实+自传”型。质言之，该时期文学建构中的党员形象具有类属性，即彼此因个性缺乏而不具有明显的区分性。

事实上，围绕革命者身份和如何创作“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发生的上述理论论争、创作实践，后来都因宗派情绪和奉行关门主义而失去应有价值、意义。不过，作为被批判、被围攻一方的鲁迅以其不随众的清醒意识所展开的理性论辩，通过翻译法捷耶夫《毁灭》、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等苏俄名著所获得的文艺新见，特别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重要文章的核心观点——“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③”“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会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④”“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⑤”——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切实的镜鉴意义。鲁迅在1930年的上述观察和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彼时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毁灭》这样的“革命文学”力作和为什么塑造不出个性丰满、真实可信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形象的根本原因。其实，1920年代后半期集中涌现于“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虽被视为“新人”、“新式的人”，但大都不过是形象脸谱化和行为模式化的“空心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包括延安、晋察冀、晋东南、沂蒙等在内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一般统称为“解放区”）在短短几年间得到快速发展。在解放区，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军事斗阵、减租减息、拥军支前、民主选举、统一战线、大生产、土改等为书写对象，以对民众的战时动员和宣传教育为旨归的小说创作成为主流。在这些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以下几类党员形象：一、崇高型。如何塑造党员的崇高形象，特别是如何正面描写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充分传达党的意志，显然是解放区作家所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好的政治问题。几乎每一部解放区优秀中、长篇小说都塑造这样一位共产党员形象：信仰坚定，有能力，有魄力，尤善于领导、发动或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袁静和孔厥在《新英雄儿女传奇》中讲述老党员黑老蔡在团结和领导民众开展对日伪斗争中屡获胜利的传奇故事，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将县农会主席老杨塑造成一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工作有方、深受群众喜爱的老干部形象，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将工作队长肖祥作为主要人物贯穿于作品始终以显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都是出于这方面考量。二、成长型。这主要是在解放区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战斗英雄或青年干部。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新英雄儿女传奇》中的牛大水、《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他们置身于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斗争经历中，在历经减租减息、土改运动或直接的军事斗争的洗礼后，从而在身份、生活和精神上发生质变，最后成长为党的优秀青年干部。三、缺陷型。他们大都是拘泥于教条，工作不深入，而终致工作落空的党员干部。比如，那沙《一个空白村的变化》中的莫步晴（外号“摸不清”）、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章工作人员，都是受上级指派入村参加土改工作的官僚型干部：前者不深入调查而偏听偏信前村长带有严重欺骗性的汇报。后者不仅偏听偏信，还好大喜功，大搞形式主义。由此一来，小齐庄依然被有“笑面虎”之称、实为“笑里藏刀”的恶霸地主陈立贤控制，阎家山村的政权依然被地主阎恒元所把持。四、变质型。比如，赵树理《邪不压正》中小昌原为下河村长工、积极分子，通过斗地主当上了农会主席，但随着地位和权力变大，其思想逐渐退化变质。比如，为私利不择手段，逼软英嫁给自己儿子，彻底走上了群众对立面。总之，在以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为代表的解放区小说名家创作中，有关共产党员形象和内涵的建构、思考已趋于多元，不仅出现了张裕民、雷石柱、牛大水这类可进入中国现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经典形象，还塑造出了大量来自各阶层和各领域的、携带丰富历史讯息或折射众多现实问题的新角色，从而将党员形象建构的方法、效能提升至新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员形象大量出现于各经典文本中。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是新建构出来的党员形象。这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类。比如：杨沫《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和林道静、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彭德怀和周大勇、罗广斌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贾湘农、曲波《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刘知侠《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吴强《红日》中的沈振新、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郭澄清《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王愿坚《党费》中的黄新、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另一类是旧作修改中出现的党员形象。根据时政需要，作家们对旧作中的党员形象予以洁化、拔高处理，成为彼时一大风景。比如，丁玲《桑干河上》（再版时改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从身份（由“抗联主任”改为“村支部书记”、“武委会主任”）、言行心理（凡涉及诸如“但张裕民下不了决心”、“他一个光杆”之类的有损其正面形象的文字被悉数删改）都有所变化。再比如，《青春之歌》再版本中的林道静小资产阶级属性被彻底驱除，不仅涉及性和爱情的文字一扫而光，而且表现个体属性的话语也被大大删改，并增写深入农村的八章和参加学生运动的三章。很显然，经由文本修改后出现的共产党员，已是“成长”中的新形象了。第一类党员形象所含蕴着的多元而丰厚的审美价值、历史意义已无需赘言。这是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共产党员在文学中成为绝对主角，并以其经典形象全面、有效进入大众视野的一次创生高峰。第二类党员形象由于被人为拔高，人性层面的表达被彻底压制，因而这些“被成长”的党员形象大都个性全无，类同木偶。

但第一类形象在新时期以來的接受语境中也遭受部分非议，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除了林道静、江姐等少数经典形象外，绝大部分党员形象难以脱离文本和彼时语境而成为“生长性”的人物，或者说难以跨域时代和代际而不断获得增值性;高扬党性，遮蔽人性，致使其难以在“人学”维度上获得广泛共鸣。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当然有很多，会涉及从构思、创作到出版的方方面面，但其中有一点颇值得深入剖析，即这些作品由于大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尤其在塑造作为小说主角或重要角色的共产党员形象时，除作者外，还有各级领导、专家、编辑甚至大众读者也都参与进来。比如，《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与林道静，都有原型，但都被作了反复提纯;乌兰巴干《草原烽火》中的巴吐吉拉嘎热、曲波《林海雪原》的杨子荣，也都经过编辑的大幅修改才得以定形;郭澄清《大刀记》初版时手稿（第一部）中的十六章被硬性删除，作为主人翁的梁永生，其党性不经“成长”即直接升华;吴强的《红日》屡屡交由上级党委和原华东野战军高级领导审阅，因而关于沈振新军长的塑造也不可能任由作者想象。总之，严格来说，在“十七年”时期，凡是“红色经典”，几乎都不是作者一人的产物。当然，在今天确认哪些是非作者所为，哪些是作者在听取“他者”意见后所作的修改，都是一个很复杂、难以认定，但又是很重要的难题。这种以作者为主，在多部门参与和多种外部“力量”影响下所最终生成的文本，特别是在形塑党员性格和行动时，必然存在无法弥合的话语裂隙。由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常因性格系统和生命模式被硬性割裂或随意组装而失去感染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一些“红色经典”时，会时常觉得很多角色灵动缺失、难以入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时期以来，小说名著中的党员建构既坚守党性本位，也聚焦人性维度，形塑手法渐趋多元。其中，忠诚与奉献主题在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从维熙《大墙下的白玉兰》中的葛翎、王蒙《布礼》中的钟亦诚、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等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中得到集中展现;而排除万难、勇于开拓的改革精神在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金东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的行动中得到全方位体现。这些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中生成的共产党员境界高远，精神崇高，虽在特殊年代遭受肉体磨难或精神摧残，但对党和党的事业从未动摇过。他们在农村、厂矿、企业等基层岗位上恪尽职守，忠于党，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待至1990年代以后，小说对共产党员形象的建构主要发生于主旋律叙事中：无论在“反腐”题材小说中崇高型（比如张平《抉择》中的李高成、周梅森《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刘光《北京情报站》中的钟勇、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中的候亮平）和变质型党员干部的回归，还是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创作风潮中乡镇干部和各类基层党员形象的集中登场（比如：刘醒龙《分享艰难》中镇党委书记孔太平、何申《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德林、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镇长陈凤珍、陆天明《大雪无痕》中的警察方雨林），其形塑意图在弘扬主旋律，即通过介入现实，揭示改革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以引发各方注意，并试图达成与国家和时代一起“分享艰难”的意图。2014年以后，乡镇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又一次集中涌现。其中，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副镇长吴小蒿和滕贞甫《战国红》中的驻村干部陈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吴小蒿和陈放为代表的新时代新党员形象在主旋律小说中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党员文学形象的建构史进入新阶段。

除上述主旋律叙事外，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作为备受压抑的人性主题和作为个体的多样生活，开始在小说中全面复归。文学对党性和人性的书写开始进入“深水区”。这主要有两个实践向度：一、审丑：权欲淹没党性。比如，在阎连科《和平寓言》、《自由落体祭》、“瑶沟系列”等军事或乡土题材小说中，军官、县长、乡长、村支记大都是欲望、权力的化身。作者以此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对乡村权力结构、村镇异变景观、人之欲望形态的激情想象和极致书写，真是触目惊心。⑥二、审美：人性与党性的交响。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灵、都梁《亮剑》中的李龙云、徐怀中《牵风记》中的齐竞等若干个性丰满、内蕴丰厚的党员形象的出现，堪称是中国当代小说经典人物形象建构史上的重要收获。不仅人物本身是人学与美学互聚生发的艺术结晶，而且党性、人性、历史也在此得以永驻、丰富、升华。在“大党史文艺⑦”范畴内来考察包括上述两类党员形象，将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党史与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有效提升其价值和意义。

吴义勤教授说：“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对象。中国新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⑧党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这种互源同构关系，不仅使得“共产党员形象”建构史自成一体，还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指明了一个宏伟、光明、大有可为的实践向度。从革命者、改革者、建设者等党员英雄谱系的建构，到对大历史风景和演进规律的书写，从对革命、开拓、奉献等崇高精神的弘扬，到对党性与人性永无止尽的探索，从“党史文艺”到“大党史文艺”的提出，都可充分表明，百年党史与百年文学紧密相连、携手共进，是现代中国“现代性”发生与演进史一道最靓丽的文化风景。

注释：

①传记文学论坛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的常设学术平台，每期设置一个话题，约请三四位学者主讲，目前已举办八期。第六期的主题是：“文艺经典中的共产党员”，采用腾讯会议模式。

②该时期此类小说中主人翁明确为党员身份的较为少见，常笼统称之为“革命者”，但事实上他们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身份和遭际虚构出来的“拟想党员”。从历史背景看，1927——1928年正好是大革命落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针对共产党所进行残酷镇压、屠杀，加之图书、期刊出版方面的监控，除蒋光慈、柔石、胡也頻等少数作家外，绝大部分也不大可能明目张胆地将小说主人翁身份明确定为“共产党员”。将人物身份模糊化，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③④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合众书店1932年版，第49页，第50页。

⑤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合众书店1932年版，第133页。

⑥可参阅笔者拙文：《偏执、耽奇、模式化——关于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三个实践向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⑦这是张富贵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大党史文艺’是在狭义的‘党史文艺’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创作的革命文艺、非党员作家创作的进步文艺、‘同路人’文艺、自由主义文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当代文艺等认同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目标的文艺现象纳入其中，形成一种扩大了的‘党史文艺’”。参见《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

⑧吴义勤：《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人民日报》2021年6月22日第16版。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