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春 秦琳

内容提要：马瑞芳的散文创作自家世散文起步，又以《煎饼花》《豆棚瓜架婆婆妈》集大成，成为当代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成果，并对家世散文这一文体类型形成了有效的艺术创新。以两部散文集为代表的马瑞芳家世散文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与人格内涵的挖掘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与个性，在对家事的细致描写中展示家世历史的传承与家族精神的赓续，以诙谐奇警的语言个性与舒缓自如的叙述语调形成了对家世散文的文体创新。马瑞芳长时间、大规模、高质量的家世散文创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马瑞芳  家世散文  家族精神  文体创新

自20世紀80年代以来，马瑞芳以学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直活跃在当代文坛上，其写作门类涉及长篇小说、文化散文、生活随笔等领域。《煎饼花》（青岛出版社2019年8月）、《豆棚瓜架婆婆妈》（青岛出版社2021年4月）则是其最新的散文结集。两部散文作品均以系列连续散文的形式展示了作者的祖辈、父辈、同辈、子辈、孙辈共五代人的生活历程，在宏阔的时代变迁中展示家族命运与个体生活，可以视作“家世散文”。两部作品既可以分别看作题材上具有统一性、风格上具有整体性、叙事上具有连贯性的新作，又可以视作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综合、人生经验的文化总结与精神品貌的文学呈现。《煎饼花》主要聚焦“娘”（娘家妈），《豆棚瓜架婆婆妈》则主要塑造“妈”（婆家妈），两部作品以两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为线索串联起了爷爷、父亲、兄妹、妯娌等众多家族人物、故交亲朋以及绵延百年的家族历史，在家世与家事的交织中、在时风与家风的映照下、在人格与性格的透视里展开作者对历史、现实、人性的深刻体验与精彩书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评论界定位为‘散文家’，就是因为《煎饼花儿》《祖父》等家世散文。”①据此，马瑞芳的散文创作实则是从家世散文起步的，又以《煎饼花》《豆棚瓜架婆婆妈》两部融纪实性、叙事性、精神性于一体的家世散文作品在伞寿之年终成鸿篇。从涓涓细流到源深海阔，马瑞芳的家世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书写立场、文体风格与艺术经验自成一家，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留下了个性强烈的艺术印记。大部分此类作品中，马瑞芳抛去了著名学者的外在身份，返回到女儿或者儿媳的自然身份，在充满挚爱与温暖的笔调中书写家族命运的波澜起伏、家族成员的和谐温馨，书写着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书写着自己对生活的由衷热爱和乐观豁达。尤其是大量来自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语言，甚至是真切自然的方言土语，使得作品中触目可及、俯拾皆是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能够暖人心怀、沁人心脾。因此，两部散文作品兼具家世散文的温婉品性与人物传记的扎实厚重，既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又充满了对人世间无处不在的大爱的热情赞颂。“善良和宽容以及由此产生的美，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②，这样的价值观渗透在文本中、生活中、精神中，由此建构起来的散文作品必然也充盈着人间大爱，流溢着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一、性格与人格的美学魅力

两部作品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娘”和“妈”，两个对作者影响至深的平凡女性。从女性的角度描写女性，马瑞芳在旁观者视角里渗透进了许多人生智慧与人文观照。“娘”和“妈”既是在“我”的精神烛照之中形成的艺术形象，也是“我”之精神结构的外在显现;“我”是由“娘”和“妈”所代表的文明与文化的历史产物，也是由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质素形成的精神主体。这种主客体相互生成的文本形态和精神对流，使得这些散文作品同时呈现出了“家世”中的“我”和只属于“我”的“家世”。以这种独特的书写角度，这些家世散文可以自由穿梭在历史的河流、现实的深远和精神的高妙之处，既包含了二十世纪以降中国散文创作中的幽默智慧一脉，也自然地蕴含着深刻尖锐的反思意识。

马瑞芳两部家世散文同样聚焦于分别之悲，以回视性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可以相伴相守的日子，“娘”和“妈”身上的人性色彩也就涂满了回忆性的笔致。“晚年回首往事，像我这样既笨拙还常缺心眼的女子，生活能力极差，幸好读过几年书，多少认识几个字，却像青州俗话：王八有点儿鳖运气。除终生呵护我的老爹和兄弟姐妹、牛司令，还既有娘家娘，又有婆家妈。两个老太太都对我无微不至‘富养’着。有娘又有妈，多好！”③“晚年回首往事”是其全部家世散文的书写基础，是叙事底色与情感视角，也是结构骨架与主题空间。在此基础上，“呵护”“富养”构成从“娘”“妈”向“我”的情感流动，“运气”“多好”则构成回视性的情感反馈。这种情感双向流动的叙事模式源于“晚年回首往事”的初衷和动力，通过双向视角形成两代人在情感上的水乳交融，最终形成温馨动人的情感磁场。上述引文中的“既笨拙还常缺心眼”“生活能力极差”“多少认识几个字”等自我判断饱含着谦卑感恩的人生姿态与幽默自嘲的人生智慧，这种境界当然也是由丰富的人生阅历所造就的，也是来自“晚年回首往事”：“回首”与“往事”构成审视与被审视的视角关系，“往事”内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在“回首”中得以自动呈现。回忆性的整体结构造成了马瑞芳家世散文特有的叙事节奏与情感模式，使得这些文本既能顺畅地回到历史现场、情感现场，散发出历史的芬芳与苦难;也能在当下时空中隔着悠悠往事去细致体味、深情评说、冷静反思，从而使得文本细处充满现实的诸多意味。

回忆性视角还意味对“娘”和“妈”的讲述中无所不在的全局性、后设性与具身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时刻充满感同身受意味的精神认同。“我娘一辈子没跟两位长嫂红过脸。据老人们讲，在我娘刚嫁进马家时，两位俊俏能干的嫂子，曾因摊煎饼争取过平等权利，除此之外，妯娌之间再没有‘鸡毛狗不是’。我娘倒是从两位不识字的嫂子那里学到了不少育儿做饭理家的经验，也领会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后来妯娌仨都儿女双全，享高寿。我爷爷名下，孙男个个高大帅气，孙女大都貌美如花。”④总体性的人生经历为细节讲述与性格塑造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历史背景，而充满人性美好意味的朴素行文又为人物的总体人生经历准备好了方方面面的细节与证据。“我娘一辈子”里包含的是对“娘”一生性格与命运的总结，是回忆性视角的产物，也包含着从“我”的“晚年回首”总结出的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两代人的人生与情感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桥梁嫁接起来，也融合起来。只有在这种回忆性视角下，“再没有”“后来”“个个”“大都”等后设性词语才能成立，“我”的情感投射才不会变成空泛的历史分析与主观评价，而是通过具有充分具身性的审美结构与叙述对象紧密融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视角中还时刻蕴含着人性善良与人生美满两者之间的强烈因果关系，“一辈子没跟两位长嫂红过脸”是总体背景，妯娌仨和谐相处、“娘”学到“育儿做饭理家的经验，也领会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是具体过程，直接结果是“妯娌仨都儿女双全，享高寿”，间接的、更为深远的结果则是家族中的孙辈“个个都高大帅气”和“大都貌美如花”。这种强烈的因果关系既是“晚年回首往事”时的经验总结、人生信条，也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与深刻的生命哲学体验。这种由善念、善因产生善果、善缘的道德意识渗透在人物塑造与叙事结构的各个角落，使得其家世散文超越了简单的家族史、生活史而具有社会史、生命史的意义。这种叙述思路与情节逻辑在两书的各个篇什中可谓俯拾皆是。“我娘给卖水的妻子熬了六服中药。卖水的街坊跑前跑后救了我娘一命。一件普通的善举，换来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整个家庭数十年的幸福保障。我一直琢磨这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既然连药都没条件熬，卖水朋友为什么还要登门求救？难道他瞅准了马家医生会无偿诊断、给药，还给熬好？还是至亲的亲人面临生死时病急乱投医？尤其费解的是，卖水朋友怎么能在我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娘濒临死亡时，不早不晚，突然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从天而降？也许这世界上，冥冥中真有天定？”⑤在这个对家庭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中、在谜一般的戏剧性故事中，“我”体味到的是因“善举”而产生“善果”的因果关系及其所包含的生命哲学。这种传奇式的经历对塑造人物（尤其是“娘”）的性格具有极其重要的结构性意义。一连串问号背后折射出的是作者坚定的道德意识与深广的人生阅历。

相守与分离，是生命中的变奏曲，也是马瑞芳散文中塑造“娘”和“妈”的主要背景。季羡林在自己的名作《赋得永久的悔》中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对马瑞芳来说，与“娘”相守的成长经历、与“妈”相守的艰难岁月，都是宝贵的生命记忆。这些时光与岁月并未随着时间消逝而淡去，倒是在“晚年回首往事”时更加弥足珍贵。《豆棚瓜架婆婆妈》一书就是从1970年“妈”到曲阜伺候自己坐月子开始的，以2006年“妈”去世作为结束。曲阜、天津、淄博、济南，几十年辗转，婆媳一直相伴相随、相守相依，从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深情都化成了文字，留在细节中，变成了深挚的生活图卷。“休完五十六天产假，我得带儿子回天津。我妈毫不犹豫，跟我一起去天津。她甚至没有回趟淄博，安排一下家事。她怕自己走了，我玩不转。”⑥极其浅白的话语里却包含着历尽沧桑之后的婆媳深情，感恩之心都流露于笔端。一年多在天津相依为命，“妈”的操劳都被看在眼里，“我妈到曲阜照顾我坐月子时，满头青丝似墨染。我妈从海光寺回到淄博时，鬓边几根银丝雪亮。”⑦从“满头青丝似墨染”到“鬓边几根银丝雪亮”，只有对婆婆充满深情的儿媳才能看得这么细致吧，因此，“我妈”这种称呼里自然流淌出来的爱也就清晰可见了。

母爱，是人类情感中最为深沉动人的部分，也是古今散文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基于动荡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的母爱主题更多指向历史与社会层面，其中的悲剧成分占据更多精神空间。而在这两部散文里，作者不拘泥于二十世纪散文书写中常见的亲情化书写模式，她有意打破“母亲”的身份意识，不意在强调她们超乎常人的意志精神，而是将其还复到生活的自然处与生命的真实处，母亲的形象就在“人”的本真状态中向我们敞开。同时由“娘”和“妈”的回忆性视角牵涉出来的，始终是动人的亲情爱意和朴质的人生经验，无论分离或是死亡皆被变成诗意审美的对象，毫无半丝颓丧之气，这样的回忆性文字往往不加润色修饰，只跟从生命的感觉体味真切而实在的人生景况。

二、家事与家世的精神价值

马瑞芳的家世散文具有独特的写作立场和切入角度，包含深刻的社会人生体验与自然流露而出的历史文化含量。从家世到家事，两部作品在重点刻画“娘”和“妈”之余，还观照家族人物群像，经由家族精神气韵的承续与生活甚微处的至情至爱，构建起生活经验与时代精神的高度融注，表达出个体意识与历史意识双方的在场性对话。以这样的方式书写，文本既立意深远又感动人心。生活化的絮语与场景流动架构出民族与时代的坚毅庄重，历史性的家族历史梳理又使其笔下发乎真情的生命体验具有了辽远深沉的坚实感和时空感，作品由此交织出多重意味的文本世界，呈现情感与义理的同时跃动。

家世是一种恒常的客观存在，其中隐含着家族世系对个人生存环境的外在塑造和对个人品性修养的内在影响，同时，个人也经由家世传统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在不断地认同与把握中获取身份的归属感，好的家世传承能够从个体处得到正向反馈。《煎饼花》串联起宏大的家族史，以祖父为代表的家族先人勾勒出明朗的族格与国格，彰显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知识分子风骨、气度，这成为中国传统世家处世观念的典范。“我对爷爷从恨到爱”⑧，反思性的历史视角打破儿童视角的单一与稚嫩，几十年后回忆往事时的全局性眼光使作者对祖父的为人秉性经历了由情入理的明晰转变。在作家笔下，恨并非真恨、多是怄气般的戏言，爱却是真意流露的实话，除却血缘关系的天然联结之外，这种由“恨”而爱的转变正体现出人类文化现象中极为重要的家风传承，其中不仅带有文化寻根的伦理意味，更具有业已经由时间长河确证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治学向来为人所立身的根本，劝学重教的家风意识亘古绵长。以祖父为代表的忠厚长者们最早建立起家族精神的深厚根基，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在艰难的历史语境下，丰厚的家学底蕴奠定了众多家族人物的精神品格，这在生活化的家族追忆中可见一斑。例如，祖父对父亲长大成人与精神启蒙两件事情同样看重。父亲不仅需修习《尔雅》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还要随父出诊钻研医术，在父辈的言传与身教之下，子辈在家风濡染中奠定起坚实的学业根基与文化性格。作者以总体性的回顾眼光聚焦家族子女性格与人格，意欲传达的是富含时代特征的群体意识和负载时代观念的历史面影。然而，作者并未过分张扬家族辉煌，而是着力凝造家族历史背后极为珍贵的生命情思，使得作品中那些崇高的人物們始终立于人生的烟火深处。生活化的家事叙写催生出家族成员们饱满的形象特征，如“我爹那‘未老先衰’的牙”⑨和他两年如一日的煎饼咸菜饭，以及“娘”与妯娌间轮番做饭摊煎饼的趣事。散文贵在真，富有真纯性情的生活侧面或隐或显地突出家族人物的整体性格样态，生活化的叙写视角与营构方式使纵深的历史时序呈现出多层次的空间因素，人物在纵向的、雅正的历史观念与横向的、灵动的生活画面中跃然而生。

家世传承构建起家族人物坚韧的民族品格，家族命运的变迁成为民族命运的缩影。家世之风不局囿于家族之内，而其崇尚的价值取向常常为家族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在家国同构的思想传统下内化为家族成员的民族信念、外化为周围许多社群的集体观念。“我爷爷拒绝给汉奸看病;我爹书房有地下党活动”⑩，时代历史的丰富内容寓于家族这一社会细胞的发展之中。然而，作者对于历史精神的观照既不浅薄也不空泛，既看重深层次的群体意识，又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与生命活力，生活化的朴拙诉求使其散文作品表征出的家国情怀融合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抽象，也不夸饰。作者从祖父与孙辈相处的生活细节谈到他刚烈的民族气节，从父亲与娘的相处细节论及父亲执著的民族信仰与爱国热忱，场所化和语境化的细腻书写令沧桑历史中的博大情怀与个人具体真切的生命体验熔铸为一体，在增加情感厚度的同时也能唤起读者具有在场性的情感体验与谐振般的审美共情。尤其是，煎饼，这一日常吃食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叠合出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和生命体验的共时性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家族历史中那些过于沉重的悲剧感，从而折射出家族生活的精神底蕴与人生存在的本真价值，使人物兼具形象与灵魂，使文本呈现出丰厚又不失张力的审美色彩。

马瑞芳的家世散文力图在个体化的经验表达中追求那些具有永恒性与超越性的共通品质，个人情感表述与时代文化书写的统一是其散文创作姿态的重要特征。《豆棚瓜架婆婆妈》以富有历史感的回视性视角一以贯之，宏阔的历史节点与厚重的时代话语、广博的社会风貌与传统的文化世相互相映衬，同时内蕴在诙谐幽默的散文笔调之中，形成马瑞芳家世散文的独特风格。相较于《煎饼花》，这部作品的时间舞台更为切近，其中的家族精神更多体现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上，以群体为中心、以情感为本源、以天伦之乐为最终诉求的精神信念构成这些家世散文的重要叙事逻辑。家族精神的内涵在经过历史时代的流转后将会葆有更加丰厚的社会人生内容，形成文学作品恒在的创作主题。《豆棚瓜架婆婆妈》凝练家族精神内涵，将个体对历史、社会、人生等多重审美要素的深度体验进行整合，通过充满亲子之乐、夫妻之爱、手足之情的生动家事，传达出时代与人之间的双向精神互动，作者对家族历史的审视本身也就必然涵括着对自我的生活与生命的思考、判断和言说。这部作品主要围绕“婆婆”“妈”展开其与周围人物的联结，讲述在时间流动之下不变的家族亲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家族关系的联结聚焦于真实的人物身上，又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理念对人物进行细致幽微的形象塑造，宏观性的家世理念与生活化的日常家事结合，食物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有关手擀面、蒸蛋、饺子、烧饼之类的饮食书写在文本中频频出现，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饮食中满含着厚重与坚韧的文化精神，“妈”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内在品性以及由“妈”所传续的家族精神在日常饮食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形式与意义。作者以食兴文、以文达意，既使作品的艺术境地提高文化层级，又流露出乐观闲适、敞亮温润的人生智慧与学者品格。黑格尔曾说：“真正的幽默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在历史性的全局视野下，两部作品均从生活化的家事入手展现深厚的家世内涵、建构幽默风趣的叙事形态，而宏阔的历史背后必定是丰富生动的家族历史与人生经验。历史视角与生活维度的交叉书写使人物形象丰厚而又不失丰盈，使文本产生出别具意味的艺术审美价值。

三、文风与文体的探索突破

马瑞芳的散文创作能够有效调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多角度把握文本生成规律，将各种因素加以提取、熔炼，使之达到收放自如的协调效果。这两部散文构建出的审美世来源于作者对散文文体模式的自觉探索，也来源于其对自身艺术风格的深度架构。马瑞芳的家世散文表现出富有个性气质的文体意识，其结构设计既遵循散文文体的基本思维，又以家族历史为核心，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审美进行赋新与填充，使文本的整体架构富有叙事弹性与艺术张力。语言方面的巨大表现力是马瑞芳家世散文的突出特点，其语言的多层次意蕴表达、特殊的组合排列方式、既自由灵动又有所控制的艺术平衡体现出其对散文风格与文化精神的着力探索。

马瑞芳家世散文打破了单向度的书写模式，营构出具有多重意蕴的立體化审美空间，这是其散文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家世散文的题材较为特殊，其文本书写往往需要在历史时代的演进下总结家世文化、凝聚家族情思，并完成对人、事、景、物的详尽刻画。同时，立于现实的回视性视角则要求散文在结构性的艺术秩序上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即能多向度地进行时空扩延与游走，在富有变化的时空序列中揭示生活的内在联系和人物的心理世界，而使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叠合、生活侧面与情感世界的相互交融中体察到作家精湛的叙事能力与超越性的审美高度。这种艺术构筑能够使得散文在表现各种生活画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生活容量，通过感觉化、意绪化等现代叙述方式对文本结构进行整合，时间根据叙述需要可以平行存在甚至逆向行进，空间场域跟随人物的意识状态和心理情绪发生转化并瞬时切换，在拓宽审美视野的同时又传达出人物丰富的心理感知与生命体验。如《煎饼花》中写“我”上学读书的章节，进入叙事节奏之初就以“旧中国和新中国”之类的语词确立强烈的历史，时间维度上阔大、延展，场景与空间几经变易，围绕求学所展开的追忆不时跳出连贯的时空序列。在事件层面，该部分描绘了“我”与大姐、三哥之间的上学趣事，并由此推及兄弟姊妹众人的成长成材。在追述性视角下，文本采用被定义为顽童的“我”的视角进行叙述，现时与旧时中的“我”同时获得了自我形象与生命体验的认同感。同时，作品在这一事件的叙述中建构多种声音及场景，将对街坊邻里与校园师友的亲切描摹穿插其中，又在喧闹中自然带出“娘”为儿女摊的露底煎饼、“娘”焦心“我”上学时的训导以及在“我”学成离家后“娘”对家书和儿女的渴盼等等细节。各种维度的情节展现均扎根于作者回溯性的情感追忆，作品的叙事动作游走于人物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并关涉人的生存经验及文化身份等社会属性，从而在多重视野叠合的文本图景中全方位勾勒人物形象，完成作品的审美诉求。《豆棚瓜架婆婆妈》的意绪化特征更为明显，关于旧事的追忆与重提看似散乱，实际上却是服务于内心深层感觉的书写需要，是有意为之的文本结构，能够生成极具现场感的多维度审美效应。如“苦读岁月”一章，文本以作者的主体意识作为生发点串联起清晰的社会生活原态，将历史的变化轨迹与个人生命经历的转向、个人生活的艰难求索、亲人相互关爱的生活片段等关联起来，利用冲破时空界限的意识流动将各个世相图景有效联结起来。作者主要刻画的“妈”的形象，不仅没有被纷繁画面淹没，反而在多重的现实片段包裹中变得愈加明朗可感。

值得注意的是，家世散文也具有其特殊的叙事策略与功能，两部散文常常以小事件或者小细节为发端来展开文本叙事，构建全篇骨架，如以煎饼折射出个体与时代的风雨历程，以朴素的淄川民谣串接起相关的生命情感与文化理念。作者凭借这些情节与细节生成创作灵感，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指向，形成颇具故事性的散文样貌。同时借助于极富自由度的时空构置关系展开叙述，构成作品多重审美世界的艺术呈现。

散文的语言既是作家的性情表达，又内蕴其独有的审美品质，别具匠心的语言特征构成马瑞芳家世散文特有的文学品性，表现出温婉醇厚、舒缓自如的整体风格。两部作品的语言具有朴拙、典雅的个人气质，平实中不乏诗意，灵动中不失思辨，文字扎实真挚，娓娓道来的语气与语调反映出作者对散文语言的精到把握。马瑞芳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往往体现出动人的诗性情怀和学者的人文风度，文如其人，作家的精神气质与人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其文学创作的审美风范，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诗化”与“文化”两个维度。“诗性首先是建立在人的个体存在、人的生命本真和丰饶的内心世界，是建立在事物本原之上的诗性。”两部作品中诗性语言的运用与人物本真的生命存在及文本自由灵动的审美结构相呼应，主要表现在大量来自世俗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内容。这种散文语言不仅能够起到直接表情达意、直现人物情感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功能效用，还显示出妙趣横生的幽默感和世俗情态。比如《豆棚瓜架婆婆妈》里“妈”哄孙子的淄川民谣既幽默活泼又简洁明快，民谣独特的音韵色彩和亲切程度使其产生具有直白真诚的语言魅力;又如《煎饼花》里“娘”适应身份转换时“脱去媳妇服，穿我闺女装”的心理情绪，此处对于古典诗歌语句的个性化仿拟与借用既增添了几分诗意，也真切表现出“妈”的勤劳、朴实、坚毅。作者还运用许多具有返真趣味的方言俚语，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构建出诙谐奇警的语言个性。此外，马瑞芳家世散文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式的文化感知与历史情愫，刚健洗练的语言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民族品格与雅致的精神格调。在娓娓道来之间，两部作品始终隐现着有关国家民族、历史时代、文化品貌的追问与沉思，如“一九二九年大旱灾，河南、山东土地荒芜，童山濯濯，哀鸿遍野”，又如“冯毅之毁家纾难，满门忠烈”，庄重厚朴的语言勾勒出极具深邃感与画面感的历史场景，作家通过有力量感的语言文字将其笔下所叙之人、所述之事尽数展开，既营构出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氛围，又饱含强烈的入世情愫。《豆棚瓜架婆婆妈》以幽雅舒缓的笔触记录诸多学者的珍贵音容和文化精神，语言既含蓄沉潜、与人物身份贴合，又清新质朴、多角度呈现人物特质，促成作品艺术审美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的和谐统一。

结语

除了优秀的文学品性，《煎饼花》和《豆棚瓜架婆婆妈》还饱含温暖的人性力量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温热的情感能量蕴含在家族历史的为国奉献、家族成员的爱国立场之中，也渗透在散文作者的主体情怀与叙述语调之中。以各个家族成员的爱国情怀为线索，将日常性的生活细节与爱国大义紧密融合，将历史发展、命运变迁的历时性过程与始终不变的民族立场相结合，两部散文凝练和塑造了优秀的家风、家训，在家族历史的娓娓道来之中顺畅地完成了这一主题建构。《煎饼花》的最后，作者认为，几代家族成员们“给我留下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对长辈，对伴侣，对子女，对亲族，对民族，对国家，全心全意的爱。大爱无疆，无怨无悔！”正是对家族精神的自觉接受与主动凝练，使得马瑞芳的家世散文具有始终如一的精神主线，贯穿于其中的历史认同与精神认同既包含了对长辈、伴侣、子女的日常之爱，也包含了对亲族、民族、国家的崇高之爱，两者相互生发，协同共振，产生出了文本中激越动人的恢宏情怀。这种“最宝贵的”“全心全意的爱”是过往时代留给当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也是家世散文的精神骨架。《豆棚瓜架婆婆妈》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种伟大情怀进行了总结：“跟我妈相处几十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仁、义、礼、智、信，不仅仅写在书本里，而且根植于广袤无垠的民间文化土壤，言传身教，代代相继，生生不息。”的确，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家庭）负有将文化精神中的优良部分不断传承下去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民间文化土壤”的优良传统同样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对于社会的有序发展、文化的有序传承、个体的有序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家世散文在揭示各种文化因素在家族传承中的教育功能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對这种功能的描述是家世散文的应有之义，而马瑞芳两部散文集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和典范的叙述实践，取得的艺术经验值得重视。两部散文集中，来自“娘”的传统正典精神与来自“妈”的民间生活智慧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诗书与口传两种传统，辅之以身教，家族（家庭）的传统承继功能才能顺利完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才能够“代代相继，生生不息”。这种过程关乎个人，关乎家族，更关乎文化、关乎国家。马瑞芳家世散文在幽微细致的人物刻画、精巧多变的结构之外能够产生阔大深沉的美学品性，也正源于此。可以说，五代人的家族历史充满了传统美德的正气与力量，五代人的个体精神充满了善良与正直，以此建构起来的家世散文也就能够言之有物、动人以情，结构坚实而内蕴丰澹。作为著名学者与作家，能够将来自民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智慧放置到如此重要位置，这种现象固然与其生活经历有关，但也能够折射出马瑞芳家世散文写作中鲜活的博爱感恩精神和自觉的文化承担意识。诗书继世与耕读传家本就是两条既并行不悖又相互补充的文化传承之路，只是以往散文创作中更重视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挖掘尚不够充分。马瑞芳两部家世散文将两者结合起来，既取得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又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美德及其有序传承提供了新颖视角和巨大空间。

总之，两部家世散文将理性与感性、宏阔与具微、诗意与风骨统一起来，在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架里，人物的性格与人格特征蕴含在家族历史的群体意识当中，显现于日常生活图景之下，自由灵动的时空序列赋予人物多向多维的立体化生命体验，丰盈而又醇厚的语言形态则表达出对人物内心情感与生存方式的体察和观照。这些都使马瑞芳散文包含多种艺术价值，既建构出具有扎实内容的审美形式，又涵括了具有内在审美秩序的时代内容，其将自身审美理想与对世态人生的观照熔铸为一体，构建起丰厚而具张力的散文世界。作为大规模的家世散文创作实践，《煎饼花》《豆棚瓜架婆婆妈》产生出重要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家世散文这一文体类型的有效的观念创新、深入的结构探索、独特的叙事营构、广泛的审美开拓。两部散文集不但温润可喜、俏皮灵透，而且极具历史沧桑与人文精神，既具有重新认识历史的思想价值，也具有感染润化世人的教育意义，很好地总结了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⑥⑦马瑞芳：《豆棚瓜架婆婆妈》，青岛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第240页，第110页，第28页，第65页，第240页。

④⑤⑧⑨⑩马瑞芳：《煎饼花》，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第158页，第224页，第39页，第115页，第187页，第69页，第107页，第116页，第340页。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4页。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刘永春，扬州大学文学院;秦琳，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