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 杨磊鑫

新媒体时代，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实体性空间，体验功能、展陈叙事及传播路径均已发生重大转变。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弥合历史断裂感、唤醒身份认同感、强化集体记忆等功能。革命历史博物馆借古鉴今，不仅成为红色文化的建构之地，为受众提供一个重塑记忆的空间，同时成为强化受众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之地。但当前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的传播仍存在受众年龄不均衡化、传播途径单一化、传播内容陈旧化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空间视阈下新时代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的维度进行探析。

一、实体空间——红色文化的建构之地

在实体空间修建公共性纪念场所，一直是人们对文化记忆和解读的一种方式。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术的核心在于“视觉联想”，在一个结构化空间中的特定地点放入图像，这是建筑物作为记忆的象征的一步。[1]P174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建构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传播特色。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今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新找到发展方向，不断完善自己。

1.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嬗变：从收藏到教育。在20世纪以前，博物馆较为注重藏品的价值，“收藏本能说”占據主要地位。“收藏本能说”认为，博物馆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的收藏需要，博物馆是人的收藏行为发展到社会收藏阶段的必然产物;认为对物的收藏是人的天性，是人的生物本能，或者说是作为社会的人的特有属性，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的智能及生活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的收藏本能和收藏行为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博物馆即是收藏行为在社会进入现代科学、工业化生产、人们的社会联系更为广泛和紧密阶段时的表现形态。[2]P32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时期，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今，革命历史博物馆利用革命战士用过的武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来达到教育受众的目的。受众来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并非走马观花的浏览，而是通过参观这些展品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体会到其所传达的红色文化内涵及其革命精神。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一封杜修经任慈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通知书，这封通知书讲述着杜修经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党的背后故事，成为教育我们如何书写一个共产党人忠诚信仰的历史见证。当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从收藏转向教育之后，其重点也随之从物转向了人。早期博物馆将物作为主体，展览的重心也是在物，如今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渐渐增强，以物为主体已然不适应受众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最高的需求层次为自我实现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从以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如今追求精神层次的需求，受众参观博物馆的动机从被动到主动，对于博物馆的需求随之上升为自我实现需求，逐渐形成以受众为本位的理念。不同年龄及教育背景的受众的参观目的各有不同，为了适应受众结构多元化趋势，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以及展品叙事上，较之以前有了极大改变，更加注重受众的沉浸感与体验感。

2.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陈叙事：从断裂到连续。与其他艺术性博物馆片段式的展陈方式不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以时间线性的展陈方式为主，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将一段历史叙说清楚，让历史生动起来，使受众的情绪在参观时保持连续性，并期待受众参观完毕后能与这段革命历史产生共鸣，深刻体会红色文化内涵，增强爱国主义情怀。革命历史博物馆从入口到出口，通常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线性、连续的展陈设计，包括陈列的图片、照片、雕像、物品等都有其固定位置。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物品摆放、资料叙述以及图片位置甚至整个展厅内部空间和参观路径的设计都具有引导性，一方面可以让受众对自己的参观场所定位，确立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修复和唤醒受众对于过去的记忆。以西柏坡纪念馆为例，参观者走进纪念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序厅的大浮雕，上面雕刻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各位领导人以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除序厅外，西柏坡纪念馆的展厅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思想和财经方面的政策改变，为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部分是从1948年到1949年1月战略大决战的准备和战斗过程;第三部分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如今的蓝图展望。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依据时间线索布置整个展厅，受众在游览时更容易进入情节，很少出现断裂感，叙事的方式以及模糊的空间感会使受众情绪一直保持，这也是展品的时间线性叙事方式的突出特点。

3.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传播方式：从线下到线上。近年来，革命历史博物馆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广泛创新展览手段，建立起一批线上博物馆。线上博物馆被称为“云展览”，指围绕数字藏品的收集、保存、传播和展示，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对实体博物馆的服务时间和空间进行延伸和拓展，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特定信息服务的目的。[3]线上博物馆不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提高了藏品资源开放与共享程度，而且将展品的所有细节全方位地展示出来，实现展品与受众的高度互动。例如，2016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对原版网站进行改版，将网站分为首页、馆情纵览、陈列展览等12个板块，每个板块下各有分区，致力于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内部展品、展馆详情以及学术研究尽数展示给受众，改版后的线上博物馆更符合九一八革命历史的思想和文化内涵，逐渐成为一种游览常态。此外，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吸引更多受众，尝试利用抖音、快手、B站等短视频平台，制作相关短视频，以年轻化的话语模式宣传革命历史博物馆。例如，201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抖音上成为全国博物馆获赞TOP8。视频的风格多种多样，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庄严的画面加上壮烈的音乐，延续了肃穆庄重的形象，或一改平时的形象营造出较轻松的氛围。此外，还有革命历史博物馆与短视频平台深度合作，主动发起相关话题，吸引民众参与，不仅宣传革命历史博物馆本身，更点燃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身份认同感。

二、回忆空间——红色文化的回溯之地

博物馆在空间上相邻和相连的排列使受众产生了一种漫步历史的感觉，他们能够全景式地俯瞰各个历史时期，并把它们当作统一的历史。在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记忆被彰显、被习得。[1]P44回忆空间，本质上是革命历史博物馆通过叙事方式的创新与发展，为受众营造一个红色文化的回溯之地。

1.物叙事拓展历史记忆的叙事维度。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革命文物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明确做好革命文物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4]。全国多所革命历史博物馆积极响应号召，表示讲好文物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让文物“活”起来，需要聚集文物本身，将文物作为叙事主体，让文物“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2017年，《国家宝藏》第一季播出，其以文物为主角，通过真人演绎的形式展现文物背后的故事，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到博物馆内文物的价值，同时，受众观看完节目后对文物产生浓烈兴趣，驱使他们到博物馆内近距离欣赏文物。2021年10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起关于“镇馆之宝”的评选活动，经过两周的评选，最终选定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使用的油灯为“镇馆之宝”，受众纷纷慕名前来。當年毛泽东在八角楼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油灯不仅在黑夜中为毛泽东提供光亮，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评选活动将文物作为主角，从文物本身出发，受众通过油灯这一切实的“见证者”更为深刻地体会到油灯所蕴含的情感。长期以来，物的使用性功能备受人们关注，却忽略了其文化隐喻功能。在博物馆实践的视角上，它们的特性并不仅仅指向物质本质自身，而是同时包含有科学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兴趣。[5]P10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工委当前三项任务的指示》的手稿。手稿已经泛黄，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还有多次修改的痕迹。手稿不仅是作为文字的载体被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其隐喻着毛泽东对当时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细心态度，受众从中收获感动与启迪。文物在这样的接受情境下得到了更富有生命力的传承与彰显，也拓展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叙事维度。

2.多媒体组合叙事重组历史记忆。传统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由于技术的限制，常常以“实物+文字”的形式进行叙事，单一的符号叙事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营造严肃性氛围，但也消解了受众一部分的体验感，其静态的叙事形式无法使受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导致受众在参观传统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后印象并不深刻。记忆的多元化与媒介的跨越式发展有关。[1]P47进入全媒体时代，记忆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回忆空间由于技术的支持也更加现代化，记忆以声、光、电等多媒体组合式效果呈现出来，为受众带来沉浸式全新体验。多媒体组合叙事，“确定叙事主题”是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意即根据主题内容将文字、图片、音乐以及视频组合起来，共同讲述一个完整深刻的故事。在这个叙事主题中，每一个要素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文字符号是对图像符号的说明;背景音乐的叙事风格与图像符号表达的内容相互一致;雕塑、展品包括视频资料都是图文符号的有机补充。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为例，序厅的叙事方式是以雕塑、实体物等还原出场景，并使用可移动的两块LED屏幕播放视频资料让观众直观感受红色历史。演示开始时，人物形象由远及近，两支队伍人潮涌动，向广场中央跑去。在“朱毛会师”的展厅中，使用声、光、电技术展示出朱德、毛泽东两位伟人握手的瞬间，简短凝练的演示视频让受众感到新奇震撼。环绕立体声配合画面营造逼真的现场气氛，通过音像、灯光的演示把气氛推向高潮，将“朱毛会师”的历史瞬间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此外，在三湾改编的讲述方式上，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选择使用互动式触屏，让观众自主控制屏幕，点击播放自己感兴趣的影像片段。这些多媒体组合方式最重要的功能，是让观众沉浸在历史事件中，仿佛身临其境，更为真切立体地了解革命历史文化。此外，革命历史博物馆还将受众的视觉、听觉、嗅觉以及触觉同时调动起来，恰如钱钟书所说，“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视觉和触觉向听觉的挪移”[6]P71。在展厅中播放歌谣的同时，利用光线效果呈现特定场景;将红军战士使用过的武器或工具放在搭建的场景中，甚而还原出硝烟和泥土的味道，这种组合式叙事方式使受众将注意力全身心地集中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上，并沉浸于再现的历史记忆中。

3.在场式的互动传播建构记忆空间的临在感。为了追求更加真实的记忆回溯，革命历史博物馆使用AR、VR技术建造一个超现实的空间。AR技术即增强现实技术。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最常见的AR技术是展品的动态诠释，利用AR技术对二维的物品进行三维的诠释，观众可以全方位地观赏所展示物品的细节，对其有更详细的认知。另外，AR导览技术也使受众在手机上对实景进行匹配与跟踪，定制自己的专属游览路线，革命历史博物馆通常参观的时间在1～3个小时，分展厅展示，受众可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通过AR技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展厅进行参观。VR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的三维空间，营造出虚拟世界的一种新媒体技术，使用者佩戴特制的头盔在虚拟场景中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获得如同身临其境的感受。[7]观众进入虚拟场景后，通过多种传感器与多维化信息的环境发生交互，从而做出与在真实时空中近乎一致的自然反应，观众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也与现实世界中无异。在这两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革命历史博物馆实现了不用亲临现场，只需坐在特定的座位上即可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全貌。这不仅对于年龄较大或者行动不便的受众来说极其便利，而且对于更有兴趣接触先进技术的青少年来说，会更容易接受VR带来的可互动历史。例如，井冈山黄洋界的VR体验，受众带上头盔之后可360°观看黄洋界的地理位置，逐渐进入剧情后，战争在黄洋界的山上打响，画面中红军在山上与敌军对抗，受众以亲历者的视角见证著名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经典场面以及战争胜利后红旗漫山遍野、迎风招展的喜庆场景，仿佛亲临现场参与了这次黄洋界保卫战，在体验时真实地感受到前期战斗不占优势的紧张以及最终战斗胜利后的欣喜与自豪感，从而使受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三、纪念空间——红色文化的认同之地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有实体空间的构建和回忆空间的回溯是远远不够的，红色文化更需要的是获得认同。纪念空间是传统记忆之场的虚拟延伸。受众在纪念空间完成红色文化的参与实践，大大提升对于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完成从个人化到社会化的转变。

1.身体实践：表演式认同。身体实践在社会记忆积累沉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记录信息行为的手稿和文件以及通过身体举动来传递信息的行为，比如口口相传的红色歌谣、红色标语等，都是获得记忆的方式。随后在特定的场景中，受众换上红军服装，通过亲身表演，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以龙江书院为例，其在现场举办的实践活动吸引不少受众参与。龙江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院校的摇篮，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受众穿着红军服进入龙江书院，按照当年“朱毛会师”时的场景，说着具有年代感的台词，演绎着当时的动作与行为。受众以表演的形式参与进来，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激发文化认同感。

2.媒介仪式：参与式认同。保罗·康纳顿认为，纪念仪式是建立在身体实践基础上的，受到彻底规则化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可编码的固定仪式。[9]P48-49互联网发展之后，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时空的桎梏，纪念仪式不再囿于固定地点，逐渐开辟出新的空间——媒介空间。媒介空间是构建社会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媒介空间的接触者和参与者通过共享媒介行为获得共同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想象，人们在参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既有的世界观被不断重复和强化[10]。随着社会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获取信息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也转移到媒介空间。例如，2019年国庆期间，短视频平台掀起一阵《我和我的祖国》快闪之风，短短几天播放量高达数千万，大量用户纷纷参与进来，拍摄自己与祖国的故事。媒介空间的纪念仪式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此外，线上博物馆也有独特的纪念仪式。例如，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进入线上博物馆的首页，映入眼帘的就是写有“铭记九一八，勿忘血泪，勿忘国耻”的海报，海报下方可选择祭奠先烈，有敲钟、点烛、献花和植树等四种方式，点击图标就会出现相应的动画，这种纪念方式即使是在线上也会让受众体验到红色文化教育中浓烈的爱国情怀。保罗·康纳顿认为，仪式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程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其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9]P49-50例如，在2020年清明节期间，《人民日报》的版面率先换成黑色，微博当天热度第一的话题是清明祭，发布缅怀烈士的信息，网友们纷纷参与话题，将自己的头像换成统一的黑色并在评论区留言“蜡烛”表情。头像和蜡烛实则均为一种特定的象征符号。当人们处于同一意义空间的时候，对于符号的解码是共通的，且在微博这种具有高度互动性和参与度的媒介空间，符号的表述更具传播影响力。尽管纪念仪式是虚拟的，却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悼念氛围，不仅最大范围地聚集网络参与人群，而且令亲身参与其中的受众记忆深刻。

3.集体记忆：社群式认同。埃里克森认为，身份的建立首先源于对自我的认识和承认，认同也根本地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同。从历时性层面来看，身份认同的过程其实是个体历史建立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共同作用于这一过程;从共时性层面来看，身份认同又是社会建构的过程。[11]P20-21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受众在此过程中会不自觉地维护广场庄严肃穆的氛围，在升国旗过程中脱帽、唱国歌，经由声音和动作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建构自我形象，也形成集体记忆，延续着身份和文化认同。受众通过回忆空间回溯历史、实体空间思考现在、媒介空间展望未来，完成自己对革命先烈后人的身份认同。同时，革命历史博物馆也是建构和传承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在这个特定空间建构集体记忆，初步完成从个人化到社会化的阶段性转变，实现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传播功能。

隔着历史长河回望，许多历史事件已被蒙上一层面纱。现代人想要了解历史、感知历史，最为直观生动的方式即为亲身实地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我国博物馆中的一个重要分类，记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承载着中国独有的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将我们带入那个战火纷飞又充满家国情怀的年代。正因如此，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新时代不断完善自身，将一切元素组合起来，充分调动受众的感官，运用先进技术给受众更好的参观体验。尽管对于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已然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地发展进步，但仍然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例如，实体空间革命历史博物馆内AR和VR互动体验的可行性、如何提升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受众黏性、回忆空间符码的选择以及纪念空间仪式的秩序如何维护等，均为未来亟待思考的重要命题。站在空间视阈下，思考如何深入挖掘其背后深邃的文化意涵、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被受众理解、记忆并认同，是未来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叙事传播研究的思考重点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陈刚.数字博物馆概念、特征及其发展模式探析[J].中国博物馆，2007（3）.

[4]李群.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J].旗帜，2021（7）.

[5]刘宏宇.呈现的真相和传达的策略：博物馆历史展览中的符号传播和媒介应用[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6]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沈冠东.数字图像叙事设计模式研究[J].包装工程，2016（4）.

[8]周敏，闫佳琦.从“观看”到“参与”：新媒体视域下体化实践对城市形象建构的意义研究[J].视听，2017（9）.

[9]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李昕昕，曾一果.媒介空間的影像建构与文化想象——以王小帅“三线三部曲”系列作品为例[J].电影评介，2020（2）.

[11]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多重空间视阈下井冈山红色文化叙事传播路径研究”（编号：20XW01）;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基于‘三大文化’整体协同育人的高校影视类通识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编号：JXJG-19-2-29）;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记忆重塑与认同建构：媒介地理学视阈下中国红土地电影研究”（编号：YG2018097）。

[作者简介]王琦（1982—），女，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传播、跨媒介叙事学;杨磊鑫（1998—），女，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红色文化传播。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