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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胸怀广厦公而无私

2021-01-13王相坤

党史文苑 2021年12期
关键词:台独蒋介石

王相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在中华民族史上、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曾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对待宿敌:既斗争又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决不图任何私利。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未考虑个人的私利。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公敌,他在1927年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一年多时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弟弟毛泽覃和毛泽民、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等亲人,都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对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罪人,毛泽东为了民族大义,没有以恶还恶。

第一次是处理西安事变时。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总”总司令的蒋介石。消息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军民拍手称快。有的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說:“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有的说:“现在还有别的什么话好说,先将那个家伙杀了再说。”冷静下来之后,毛泽东很快改变“审蒋”的想法。促成这一转变的最大因素,一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且“讨伐派”一度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坚持“审蒋”,可能为“讨伐派”发动新的内战制造口实。二是英、美、苏等大国和国际舆论多数支持和平处理事变,而支持内战的只有日本,它想利用国共内战,坐收渔翁之利。加之,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无意杀蒋,蒋介石的态度又开始向着接受和平调解的方向转变。综合各种因素,从抗日民族大义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倡导有条件“释蒋”,和平解决事变。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系统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作了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也就是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毛泽东指出:对蒋介石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中央的方针是采取“放”这个上策。在这一党的策略指导下,经过努力,以同意抗日为条件,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停止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二次是在应对美国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时。美国垂涎台湾由来已久,早在1942年,美国驻台湾领事馆海军情报官柯乔治在给美国当局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台湾战后处理计划”,建议战后托管台湾。为配合实施托管计划,美国海军部制订“铺道”计划,为日后占领台湾培训管理人员。台湾云林县人廖文毅,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军军政学院“福摩萨小组”秘密培训的近千名未来“台湾临时军政府”的预备行政官员之一,后来出现的“台独”就是在美国鼓噪下率先由廖文毅搞起来的。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不管是“托管台湾”还是“台湾独立”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都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智慧和力量,能顶住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都是要直接取代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

蒋介石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蒋介石把打击“台独”势力视作确保政局稳定的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坚决整肃“台独”思潮。查出操纵廖文毅搞“台独”的是美国幕后操纵。于是,由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谴责美国。美国方面不得不撤换有关驻台湾人员。二是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台独”活动。在颁布的有关法律中,对惩治“台独分子”规定了“涉嫌叛乱”“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颠覆政府”等罪名,蒋介石亲自领导至少4次大规模的抓捕“台独分子”的行动。三是收买分化“台独分子”。成功地策反“台独”组织的“精神教父”廖文毅,1965年5月15日,廖文毅从日本返回台湾,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

毛泽东看到了蒋介石反“台独”的不妥协立场。这种立场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在“台独”势力发展起来以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已经退居为第二位的矛盾。美国“保台”与支持蒋介石是两回事。“保台”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所作出的一种政治安排,其目的是要把台湾这块重要的战略资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它表现为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但不是支持蒋介石,曾几度要“换马”,取蒋介石而代之。1960年,蒋介石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在此之前,美国就开始鼓噪台湾政要竞选“总统”。蒋介石也同意搞竞选,却没有打算放弃权力。美国人选中陈诚,想让蒋介石放弃权力,一旦陈诚当选挟持他支持“台独”。在美国的影响下,岛内外出现了一股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强烈声音。蒋介石陷入异常政治困境。美国趁火打劫,逼蒋放弃竞选。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同意交权,由陈诚继任。

毛泽东获知此情后,作出一个出乎意料的重大决定:支持蒋介石继续当台湾“总统”。1959年5月10日,他在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说:“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

毛泽东这些话,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当然也传到了蒋介石耳中。在关键时刻来自毛泽东的帮助,使蒋介石重又振作起来,反击岛内外对他构成的政治压力。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时说:“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很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们是唯一支持蒋介石做‘总统’的了。”毛泽东的支持成为保住蒋介石“总统”职位的重要王牌。1960年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蒋介石在此次会议上以1481票(占98.14%)当选“总统”,开始了他第三个任期。

对待人民: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从国民党的有关档案发现,早在1928年国民党的“毕业证书”上,就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但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只有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1940年至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一方面,那时延安是万众瞩目的红色大本营,代表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引起许多中外人士的关注。“到延安去”成了千万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空袭,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阻挠,像潮水般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这在客观上给延安的粮食和物资供给增添很大压力。另一方面,1938年武汉失守后,伴随军事摩擦、蚕食和封锁,经济封锁也加紧了,边区与国统区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1940年9月,国民党又曾一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彻底停发,同时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汇兑了。面对日益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开始考虑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问题。1938年12月12日,他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他们那时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刮起大风,下起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触电身亡。几天后,安塞县一位农民到延安赶集,把毛驴拴在一个木桩上,自己去置办东西。又是因为突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一个炸雷击中拴在木桩上的毛驴。老乡看到自己的毛驴被雷电击死,又心疼又抱怨,口头数落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縣长,今天又打死我的宝贝驴子……”保卫部门闻讯,立即逮捕了这个农民,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不久,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也被雷电打死。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6口人,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10岁,小的还不到3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5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毛泽东为什么对骂了他的群众三番五次地宽厚为怀呢?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作了解答。他说:“一九四一年辖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毛泽东没有因为这个农民希望雷击他、那个农民骂了他,就默认有关部门给判刑、给枪毙,而是从中反省自身,找到了人民不满的真正原因,调整政策,减轻人民负担。这就是人民领袖的公仆情怀。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边区农民所交公粮,从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到1943年降至不足9%,同年年底,部队的衣食住行实现六成自给,中直机关实现五成自给,边区农民家中储粮平均翻了两倍半。

对待腐败分子:严惩不贷

早在1926年8月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就严肃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延安时期,我们党严肃处理了曾任红军团政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杀人的案件。黄克功曾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身经百战,长征中立过大功。他曾给毛泽东写信,希望法院念其对党的贡献,留他一条出路。在最后陈述时,黄克功说:“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与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毛泽东复信刑庭审判长雷经天,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从严从快处理黄克功案件,表明党中央严肃党纪国法的决心。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延安发生了肖玉壁贪污案。肖玉壁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曾是红军中的英雄人物。1940年秋,毛泽东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看见肖玉壁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壁,使肖玉壁很快恢复了健康。病愈后肖玉壁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某税务分局局长。他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救命之恩,以功臣自居,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并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后来竟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引起极大民愤。事发后,肖玉璧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并不看信,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305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此后,肖玉璧被执行枪决。根据毛泽东提议,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对待自己:近乎严苛

作为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年,据他回忆,哪怕在公务活动中喝杯茶,毛泽东也得私人付钱。吴连登说:“喝茶是肯定要交茶钱的,到外地,都是我们自己带茶。而在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我们就忘了带茶,如果用人家的一杯茶,我一般不定期的或者定期,最长不超过一个月,我就要到这些地方去结一次账。”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到29日上午9点多离开前后7天。下山时,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吴连登向当地结账,并要求开了两张发票。一张记载的是毛泽东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另一张是毛泽东交粮票23斤。由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开具的这两张发票足以证明毛泽东那几近严苛的公私分明。吴连登还说:毛主席的开支还有一项,就是吃饭,这是个大头,吃饭一般都在100块钱左右。包括请他的私人朋友、老师、故友吃饭。只要主席说:“我今天要请客。”这个费用就是从主席的工资里出。毛主席每天晚上开会,如果开会开到12点,也要给开会的人做顿夜餐,夜餐费用也得从主席账户里出钱。还有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得到毛主席的资助。比如194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之间,短短四个月里,毛泽东就用自己的钱,支付身边工作人员医药费72.8元、出差补助280.35元,平均每月将近90元。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是要出房租的,甚至水电、煤气、取暖、家具样样要交钱,总额占到工资收入的1/4。这也许出乎一般人的想象。对此,工作人员有些不理解,毛泽东说:“如果说我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毛泽东给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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