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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变迁与文化发展下的苏州会馆价值形态演进研究

2021-01-13郭朗睿李梦柯

旅游纵览 2021年12期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会馆苏州

郭朗睿 李梦柯

摘 要:作为明清以来的商业中心,苏州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会聚集于此进行经营贸易。基于此,会馆这一商业建筑得到广泛建设,同时以其作为活动中心的同乡组织也大为活跃。山塘街便是会馆密集分布的代表地。会馆在明清时期发挥着独有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而随着城市变迁与文化发展,会馆建筑逐渐成为文物,其价值形态也随之演进,彰显着姑苏特色的文化价值。山塘历史文化街区作为苏州重要的旅游景点,其会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本文以山塘街五大会馆为对象,对苏州会馆价值形态演进展开研究,对会馆发展趋势做出预估,并对挖掘与弘扬会馆价值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会馆;历史文化街区;山塘街;苏州

中图分类号:TU247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第二十三批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一般项目“价值导向下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性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以苏州会馆价值形态演进为例”(KY20210263B)。

(一)山塘街地区会馆的历史

自明清以来,苏州凭借大运河这一连接南北的重要商路,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之地。作为丝绸、玉雕等商品的生产腹地,苏州因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独居鳌头的商品生产能力,充当着中转输送全国尤其是南北物资的重要角色,在工业制造和商业流通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1]。

全国各地的商会纷纷聚集于此,因为最初前来经商时人生地不熟,缺乏固定的聚会、工作和生活场所,会馆这一集住宿、仓储、交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商业建筑应运而生[2]。于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嘉应会馆碑记》记载道:“姑苏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四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慕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居有地”[3]。

会馆是同乡人在外地共同建造的建筑物,广义上也指以此类建筑物作为活动中心的同乡组织[4]。山塘街地区水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发达,正是设立会馆的首选之地,于是大量会馆建立于此。20世纪初,日本“满蒙映画协会”发行的《亚东映画辑》中,《新测苏州城厢明细全图》便记载了许多会馆的分布情况(见图1)。

(二)山塘街会馆的现代保存情况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单位,山塘街的保护性修复工程很早便得到重视。2001年5月,《山塘历史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被规划专家审定后给予高度评价;2002年5月,苏州市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性修复试验段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此后几年时间里,山塘街接连展开了保护性修复项目的试验段工程、二期工程、三期工程等。

根據田野调查结果,山塘街现存的历史建筑中主要有五大会馆,从靠近苏州市中心方向的东南路段起,从东南向西北依次为汀州会馆、岭南会馆、冈州会馆、陕西会馆和山东会馆,这几所会馆的遗址均被划定为控制性保护建筑,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历史的风貌,是记载苏州商会文化的重要符号,反映了明清时期苏州的富饶面貌。虽然会馆已不再发挥原有的作用,但其价值经过演变已经在现代得到重塑。

山塘街现存的几所会馆遗迹如今呈现着不同的面貌:汀州会馆始建于清代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现经过翻新改造后于2005年成为苏州商会博物馆,记录着百年来苏州会馆的文化变迁;岭南会馆最初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苏州最早的会馆,现存的3间头门为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重建,该址现为绣娘丝绸店,除贩卖丝绸制品外还有手工操作纺织机器的现场展览;冈州会馆创建于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现被改建为山塘府邸酒店,其公司苏州书香世家山塘府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成立,苏州山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35%的股份;陕西会馆创建于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曾是山塘街上规模最大的会馆,经历毁坏重修后现为苏州市山塘中心小学;山东会馆创建于清顺治年间,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战火后未能修复,仅余两道门墙篆刻着“東齊”“安瀾普慶”的字样显示着其历史背景。

行会制度标示着一个城市商业的发达程度,清人杭世骏曾言:“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明清时期,苏州记名的会馆共有60多家,会馆多为外地商人所建。最初会馆承担着“联乡语、叙乡情”的职能,凝聚着某地商人的集体力量,同时会馆也具有祭祀功能,代表着某地商人的“形象”,所以会馆的建设往往投入大量钱财,后发展出以行业交流协作为目的的“公所”,这时会馆也承担了一定的经济职能。

当前,随着城市的变迁与文化的繁荣,山塘历史街区会馆的文化职能逐渐凸显,已成为苏州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会馆及其承载的商会文化体现了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发达,再现苏州古城老店的市井风貌,对学者研究明清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会馆的功能建筑实体也因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备受关注,如山西会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点等。

本文从城市变迁及文化发展的角度,探究山塘历史街区会馆价值形态演进与城市空间形态及城市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旨在进一步加深对山塘街会馆的认识与了解,发掘作为“文化植被”的会馆的独特情感价值;切实挖掘几百年来会馆沉淀的丰厚文化遗迹和史实;并以会馆为载体,寻找现代人与先民的情感连接纽带,让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今人与古人隔空对话的功能,让延续几百年的“文化植被”得到居民和游客的灌溉,顺着自然生长的藤蔓继续延伸生命的长度;并为现代化城市改造中如何根据会馆价值形态的变化合理保护和开发会馆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

苏州位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的核心地区,太湖的东北部,吴淞江与大运河的江南河段在这里汇合。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下,苏州的手工业和丝织业发达,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更是便利了苏州与全国的交流[5]。在运河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奔走他乡的商人们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水运网络的枢纽城市纷纷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同乡会馆[6]。

明清时期,苏州的工商业最为发达,在频繁商业贸易活动之下,其商会文化格外兴盛,会馆林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广泛分布于苏州地区的会馆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在历史的进程中,无论是城市制度与环境还是商业贸易模式都有了变化,会馆的价值形态也相应地发生更变。会馆存在的意义从最初的功能性、实用性转向文化层面的历史记录作用。从苏州会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变化的视角出发,可以感知城市变迁中文化发展下的苏州会馆价值形态演进。

(一)经济价值

明清时期,政府持不干预市场的态度,经济活动有充分的自由,但同时人民也享受不到政府调节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是“自负盈亏”的经济体。为了分散市场风险,中国社会往往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发展出非正式的商人组织,而会馆正是此类商人组织的代表[7]。明清时期的会馆经济价值来源于其本身的基础功能,以会馆为载体,各地的商人可以仓储货物、洽谈生意;有会馆支持,商贸交易活动得以顺利举行。商业发展催生了会馆的形成,会馆的存在又继续促进商业的繁荣,也就形成了正反馈调节的良性循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进入现代之后,商业贸易的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会等事物的概念也与历史上明显不同。在商业现代化的今天,会馆原有的功能已经消失,不再作为商业建筑存在。但是基于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会馆在现代正以全新的方式发挥着其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发展。以山塘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作为苏州的重要旅游场所之一,“历史文化”正是其与各类景点相比的核心竞争力。而会馆所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正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二)社會价值

会馆的社会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会馆作为建筑实体具有诸多现实作用,二是同乡组织以会馆建筑作为活动中心在内部产生了密切的社会交往。首先,从建筑的实体角度而言,会馆作为漂泊他乡的商人提供了展开诸多活动的场所。从最基本的住宿与休憩,到同乡商人举行集会,都可以在会馆进行。其次,抽象意义上的会馆也泛指会馆中主要活动人员形成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是汇集在外地进行商业活动的同乡商人。会馆像一条虚拟的纽带,将成员连接在一起,为同乡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形成了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而现代的会馆实体已经由商业建筑转化为文物保护单位,原本在会馆进行的住宿、商贸、集会等社会交往行为随历史发展发散式地向外转移,至今会馆已经不再被商会作为以上活动的主要场所,于是会馆的实用功能逐渐下降。同样,因会馆不再是商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而是保护建筑,其原本的同乡组织活动中心的这一地位也自然随之消失。人际间的社会活动逐渐与会馆分离开来,社会交往不再依靠会馆展开,所以会馆对社会关系的关联作用自然也就日渐式微。

(三)文化价值

与社会价值相反,会馆的文化价值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呈现上升趋势,两者存在一定的共轭关系。在明清时期会馆形成之初,其作为功能性的建筑,商业作用明显地占据其核心地位,而在文化方面所显现的价值则较为薄弱。会馆往往是基于地缘关系所建立,因此开展集会活动时会显示出一定的个性化、地域性特征,不同的会馆携带有不同的地区文化。但因其并非会馆的主要功能,在文化上并无过大的影响力。相反地,会馆的修建往往因地制宜,在苏州本地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一批极具苏州特色的会馆。

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些留存下来的会馆遗址,便成为明清时期苏州商会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城市变迁中文化发展的标本。会馆的遗址实体,与记录其相关信息的碑刻史料,相辅相成地提供了探究明清工商业的素材,是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而在保留城市记忆、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过程中,会馆也是苏州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着山塘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底蕴。

(一)对会馆发展趋势的预估

会馆作为时代的产物随着城市的变迁,不断调整着自身内部结构,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功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纵观会馆的发展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以会馆建筑为中心的地域性社会组织,经过清初的发展,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又引起较大的变动。而会馆的演进在不同地方也有很大差异,并且各地会馆改制的过程对地方影响也有所不同[8]。总体来讲,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会馆除了发挥传统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4项功用外,逐渐增加了经济合作、政治参与、兴办教育、文化交流等功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项或多项功用价值凸显。如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会馆的经济价值凸显,对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贡献巨大,但同时期,会馆还起着发扬慈善、开化教育、交流不同地域文化等作用。在未来,现存会馆的发展方向是贴合政策,通过合作竞争的方式,担任特定功能的角色,扬长避短共谋发展。

(二)挖掘与弘扬会馆价值的建议

1.挖掘历史资源,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2021年,苏州市“十四五”规划出台,明确指出苏州将打响“一城百馆·博物苏州”品牌,加快建设苏州博物馆西馆、苏州考古博物馆、桃花坞木版年画博物馆、昆山博物馆、苏州商会博物馆等项目。苏州商会博物馆由原泉州会馆修缮改建,它是传承商会文化的载体,是展现珍贵商会史料的窗口,是弘扬新时代苏商精神的基地。苏州商会博物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因势利导,趁政策“东风”,做好谋篇布局。作为苏州会馆对外展示的“主窗口”,苏州商会博物馆应积极整合苏州现存会馆的史料,对史料进行再梳理、再挖掘,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加入“云观博”等新媒介,更加生动地讲述苏州会馆、会所、商会诞生以来的风雨历程,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2.结合地域特色,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当前,苏州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鼓励开发文博欣赏、特色演艺、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夜游、水上游览等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2021年,苏州商会博物馆入选苏州市首批12条红色旅游推荐线路。苏州会馆作为苏州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商会文化,其建筑元素也清晰地记忆着地域文化的细节。苏州会馆要积极依托“一城百馆·博物苏州”战略的实施,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区,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街区并发展乡村旅游。苏州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众多历史遗迹,会馆也是其标志性历史遗迹之一。以会馆承载的文化为素材建设旅游景点、策划旅游线路、宣传旅游意义,对文旅融合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3.精准定位职能,发挥会馆价值作用

随着时代的演进,苏州山塘历史街区上现存的几所会馆正发挥着不同的职能。泉州会馆改建为苏州商会博物馆,具有文化交流展示的功能;岭南会馆原址上现为丝绸店,有丝绸制品展示和手工操作纺织机器的现场展览,既进行商业经营又展现苏州丝绸文化;冈州会馆改建为山塘府邸酒店,提供住宿及餐饮服务;陕西会馆的建筑实体,现为苏州市山塘中心小学;山东会馆仅余两道门墙,保留着历史变迁的印记。在新的历史时期,会馆的未来发展需要各会馆保留自己的特色,精准自己在新时代的职能定位,抓住重点谋发展,充分发挥价值作用。

4.打造统一平台,实施专业指导管控

在历史遗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苏州科学塑造“古城-新城”城市整体天际线,保护“一面望山、七面环湖、多水入城,四角山水、古城居中”的人与自然交融的城市特色。要不断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实施项目,加快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建设(见表1);不断加强各类古建筑与街区保护,保护平江、阊门、山塘等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开展各级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延续传统民居及其院落肌理和空间布局模式,擦亮“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名片。

据悉,苏州现存会馆共8所列入苏州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会馆的管理按照苏州各区的行政规划划分,尚未有统一的管控平台。为确保苏州会馆管理的规范性,应打造统一平台,为业务下面的各会馆提供业务指导,创新监督管理方式,适时提供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宣讲文化遗产历史遗迹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政策。同时,积极组织开展会馆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开展会馆发展进程的记錄和会馆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

[1] 范金民,罗晓翔.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J].史学集刊,2021(3):48-59.

[2] 周骏.苏州岭南会馆建筑初探[J].山西建筑,2015(32):25-26.

[3] 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50.

[4] 陈相胜.晚清商会制度论略[D].开封:河南大学,2011:6.

[5] 左巧媛.明清时期的苏州会馆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10.

[6] 王明德.明清时期的运河商人会馆[J].江苏商论,2010(11):32-33.

[7] 杨海滨.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市场整合研究(1550-1911)[D].昆明:云南大学,2012:43.

[8] 王兴文,王红.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基于近百年学界研究的分析[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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