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锡东，李金闯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071002）

只要说到12世纪的宋金“海上之盟”，现代学者们普遍将其内容与性质看成是宋金联合、夹击辽国的盟约。但是，如果仔细深入地考察相关史料记载，冷静地审视双方谈判细节和性质，可能就会发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学术界一些关注过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对其细节和真相做了许多研究，已经揭示出以前论述中的许多误解。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错误的看法和表述在众多的著述中仍然随处可见。爰呈拙文，重点就宋金“海上之盟”的真相再做梳理，并从更长远的角度对其教训再予探讨。欢迎指正。

一、研究状况

据笔者目前收集到的中文资料，学术界专门或比较多的研究论述宋金“海上之盟”的论著，共有二十多种。现按大致的时间顺序，述评如下：

较早、较多探讨该问题的是陈乐素先生1933年在《辅仁学志》上发表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文，文章对宋金“海上之盟”的背景、过程、结果和评价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p46-100)较早专门论述该问题的是吴景宏1947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宋金攻辽之外交》一文，文章首先简要论述了宋金“海上之盟”与夹攻之议的缘起、谈判过程、军事形势变化对宋金谈判的影响，然后论述金军侵宋之原因。该文不乏真知灼见，但比较简略。[2](p169-184)徐玉虎于1955年发表《宋金海上联盟的概观》一文，缺乏新意，硬伤甚多。[3](p227-242)

1962年，赵铁寒发表《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记》（一）[4]（二）[5]（末）[6]，在这组论文中，作者对宋金海上之盟的动议（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泛海之路复通、正式谈判、邻国忠告及宋人反对议论、交涉停顿（1121年金使曷鲁等人由宋返金）等情况，做了精细考证，间有精辟的总结评论，在正确解读宋金海上之盟（前半段）的相关史料、厘清相关过程和事实方面卓有贡献。然据赵氏自书，此文是“上篇”。惜未见下篇，难见其整体论断。而此后的交涉与事件，更加重要。张天佑于1969年发表《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一文，对宋金海上联盟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曲折断续的交涉谈判过程与结果等，进行了空前精辟的研究阐述。特别值得肯定与关注的是，文章通过对宋金联盟的历史背景与动因的研究分析，指出宋人联金以夹攻辽、收复失地的历史必然性、正当性和可行性，驳斥古今论说者的指责、否定之见。[7](p185-246)对此，赵铁寒前揭论文已有探讨，二文互有短长，但张文考察更加深广，论述更加全面，此其一。其二，张文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在于宋兵威不立，国力太弱。兵不堪战，则进退皆无以自全”，[7](p235-236)这种看法虽非至论，但指出宋朝最大失误在于“兵威不立”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可商榷之处有三：一是宋朝在对金交涉谈判过程中明明失误连连、漏洞百出，但张文认为“其设想是非常好，本身也未见有任何毛病”；二是对宋朝内部反对派对联金攻辽的意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专门论述，对宋朝联金攻辽的害处和误处，探讨不足；三是对金朝方面的情况，未加必要而足够的研究。另外，张文对宋金联盟的破裂及其严重后果暂未论述。后来，张先生于1972年发表《论宋金盟好的破坏与北宋的覆亡》一文，从宋、金两个方面研究论述了宋金盟好破坏的内在原因，是迄今为止最为精深之论，然对宋方的失误和责任辩护有余而追究不足。[8]王明荪于1979年发表《金初的功臣集团及其对金宋关系的影响》一文，对金朝内部的相关分歧和争议做了比较精辟的论述。[9](p199-226)

对宋、金关系的性质，赵永春先生做了相当专门而全面的探讨。赵先生赞同张博泉先生提出的“中华一体论”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宋朝和金朝虽然在当时是两个敌对国家，但今天看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都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宋朝和金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宋金关系史，就应该坚持民族平等原则”。[10](前言p4)对于宋金“海上之盟”问题，赵先生做了非常细致而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1985年，他在《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于何时？》中，对马植（赵良嗣）投宋献复燕之策的史料歧异进行了仔细辨析，认为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自政和五年（1115年）。[11](p52-54，64)然未参照前揭吴景宏、赵铁寒、张天佑三先生对此问题的考辨论文。同年，赵先生在《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中，针对以下三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了考辨：金朝只归还宋朝燕京及其六州土地是否背盟违约？金朝归还燕京六州而向宋朝索取一百万贯税赋钱是否是违背原约的额外索取？金朝将燕地之民北迁是否不守信义？他正确地指出，答案都是否定的。[12](p57-61)关于金兵大举南下进攻北宋的原因，赵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金与北宋战争爆发原因初探》中总结出六条：张觉事件，宋金结怨；宋朝违约招纳叛亡；宋朝违约不借粮与金；降金辽人的怂恿；金朝统治者想进一步开拓疆土、掳掠财物；北宋的极端腐朽。[13](p67-73)同年，赵先生还发表《宋金“海上之盟”评议》一文，阐释了如下四个观点：北宋实行联金复燕策略是可行的，不能否定；宋徽宗瞎指挥，影响了议约；阿骨打愿与宋结好，坚守信誓；宋违约，国不强，致金侵扰。但赵文忽略了阿骨打对宋交往中的不足。[14](p26-30)同年，赵永春先生还发表了《北宋联金复燕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一文，首先分析了辽、女真、北宋三方势力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特点；其次论述了北宋十次遣使与金交涉谈判的过程和事实，但有可商之处；再次总结了北宋联金复燕活动的三大经验教训，颇为精辟。[15](p28-31)2005年，作为长期探索这一问题的著名专家，赵永春先生出版专著《金宋关系史》。该书第一章、第二章对宋金海上之盟作了系统论述。[10]1987年和1990年，任崇岳先生发表了《论宋金“海上之盟”》[16](p115-119)《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17](p79-87)两篇论文，对北宋联金图辽复燕活动，全盘予以否定，但硬伤较多。

近些年来，在正式论著和网络上讨论“海上之盟”者甚多，时常可以看到精辟之论，但是，真正值得参考的主要是三个人的研究成果。一是杨小敏的系列论著：《从宋金结盟过程看北宋晚期腐败政治》[18](p57-61)《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恢复燕云之国策》[19](p99-104)《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20]作者很注意梳理学术史，从北宋末期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来探讨这个问题。二是姜青青的专著《马扩研究》，论述得相当精细，但重点不在“海上之盟”。[21]三是倪洪的博士学位论文《宋金海上联盟时期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研究》，[22]作者以“海上之盟”为切入点，探讨了12 世纪上半叶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历程，对“海上之盟”的前因后果作了非常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但对宋金联盟的论述尚有可商之处。

综合来看，宋金海上之盟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后人再深入探讨这段重要历史提供了基石，但在关键的细节上存有疏失；与此相关的论述，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漏洞，相互矛盾，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对于1120年赵良嗣使金交涉谈判一事，赵永春先生在《北宋联金复燕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中一方面说“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订立了盟约”；[15](p29)一方面又在《宋金“海上之盟”评议》中说“赵良嗣没有同金人明确签订盟约。后来宋使又多次往返，亦未明确签订一份国书，造成口头许诺，毫无证据的局面”。[14](p28)倪洪在论文中说：“（1020年赵良嗣等人赴金后）宋金正式商议，订立了海上之盟……海上之盟的订立，标志着金宋联合灭辽政策的正式确立。”[22](p45)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值得再探讨。另外，对宋金“海上之盟”的深远影响及其深刻教训，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也有再探讨的余地。

二、过程、细节与历史真相

（一）真相之一：1122年金占燕京之前，宋金之间议而不决、谈而无果，没有建立正式联盟。

在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金兵占领燕京（今北京）之前，宋金之间就联合灭辽和分占疆域问题多次派使协商谈判。但谈判的结果，究竟如何？

宋政和八年、金天辅二年（1118年）闰九月，宋朝马政、呼延庆、高药师等八十多人奉命携带礼物渡过渤海抵达金朝，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完颜宗翰等大臣说明来意：“先是，贵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时，常遣使来买（卖）马。今来主上闻贵朝攻陷契丹五十余城，欲与贵朝复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吊伐，以救生灵涂炭之苦，愿与贵朝共伐大辽。虽本朝未有书来，特遣政等军前共议。若允许，后必有国使来也”。[23](p14)显而易见，马政等人出使金朝，只是宋金双方初次接触，是官方正式交往的开端。宋朝官员向金朝口头表达了如下意愿：一是宋金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二是联合夹击，共伐辽朝。

金朝对此十分重视，也非常谨慎。阿骨打君臣“共议数日”，最终决定与宋朝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留下宋朝使团成员6 人作为人质，派李善庆等3 人携带“国书”、礼物，随同马政等人到宋朝“还礼”。[23](p14-15)至于金朝给北宋的这一“国书”的详细内容，史缺有间，不得详知。《金史》卷二《太祖本纪》记载，金朝在这封国书中向宋朝提出：“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24](p30)但有学者认为，此事应在本年十月。①“使散覩如宋报聘。按《会编》卷二，宋重和元年（即天辅二年）马政回至登州，‘女真发渤海人一名李善庆，熟女真一名小散多，生女真一名渤达，共三人，赍国书同马政等俾来朝觐还礼，以十二月二日至登州，遣诣京师。’小散多当即散覩。此条应在本年十月。”见《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44页。存疑待考。

宋重和二年、金天辅三年（1119年）正月十日，金使到达宋都开封。宋朝对金朝使节热情接待，商谈多日，但不恰当地把三位金使分别补官、“给全俸”。后来，遣赵有开、马政、王瑰充使、副，“赍诏书、礼物，与善庆等渡海聘之”。[25](p2385)宋朝补金使为官并发俸、用诏书而不用国书，都暴露出妄自尊大、轻侮金朝的本质错误。一行人走到登州（今山东蓬莱），赵有开猝死。“会河北奏得谍者，言契丹已割辽东地，封金主为东怀王，且妄言金国常祈契丹修好，诈以其表闻。”宋朝不辨虚实，遂“诏马政等勿行，止差呼（延）庆持登州牒送善庆等归”。[25](p2385)

金太祖对金使失职行为和宋朝轻侮举措非常愤怒，严惩金使，并对宋使“责以中辍，且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扣留宋使半年。[10](p18)至此，宋金第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宋宣和元年，金天辅三年（1119年）十二月，金朝经过反复权衡，终于决定与宋朝通好联合，夹攻辽朝。要求宋使呼延庆等归报朝廷：“若果欲结好，同共灭辽，请早示国书，若依旧用诏，定难从也。”[23](p24)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年）三月呼延庆等归朝汇报有关情况后，宋徽宗和童贯等人商议决定：派赵良嗣、王瑰等人出使金朝，“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买马为名”，“议夹攻契丹、求燕云地、岁币等事。”[23](p25)宋朝使团仍然未带国书，“唯付以御笔”。[23](p25)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焘认为：“夹攻之约，盖始乎此。”[25](p2387)至于宋徽宗“御笔”的详细内容，难以全面确知，但从赵良嗣《燕云奉使录》记录的宋使与金朝谈判内容、随后的七月金朝回复的国书中，可见大概（详下）。

四月，赵良嗣等人到达金朝后，根据宋徽宗御笔指示，与完颜阿骨打和金朝高级官员反复商谈。七月，金朝派使节（随同宋使一起）出使宋朝。九月，金朝使节到达宋朝首都开封，带来了金朝的“国书”。金朝的国书，就是对宋朝的正式答复。

从现存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和金朝回复的正式国书来看，宋金双方这次谈判的内容以及达成的共识、存在的分歧如下：

第一，联合灭辽问题。南北夹击，联合灭辽，决不与辽讲和，这是宋金双方都一致同意、毫无异议的。问题在于，双方何时出兵，各自负责攻占哪些地方，怎样相互协调联动，都没有具体确定下来。金朝给宋朝的国书中特别申明：“若是将来举军，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为定。”[23](p27)金朝是预先告诉宋朝，金军发起攻击后，如果宋军不为夹攻，那么，原先的许诺就自动作废。

第二，“燕京并所管州城”和岁币问题。据金朝给宋朝的国书中讲，赵良嗣、王瑰等言：“奉御笔：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23](p27)接下来，金朝国书答复说：“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在许数。”[23](p27)金朝的意思是说：大宋皇帝亲笔信主动要求与我们大金皇帝商议，如果允许宋朝收复汉人原有的“燕京并所管州城”，那么，宋朝就把原先每年交给辽朝的50 万两匹银绢转而交给金朝，对此，我们金朝答应了，但是，其他地方和因战争而逃散到宋境的其他人户不给宋朝。从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和金朝的国书来看，宋徽宗极可能是轻率写出“御笔”，视国事如儿戏，自己主动要求把原先每年给辽朝的50 万两匹的银绢转交金朝，以换取金朝友好并支持配合宋朝收复汉人失地。更糊涂的是，宋徽宗没有具体指明要收复的汉人失地究竟是哪里，所谓“燕京并所管州城”究竟是指“幽云十六州”，还是指辽朝建制下的燕京路。而金朝的态度却很明确：只许宋朝占领辽的燕京路；决不允许占领平州路；至于西京路在谈判时还模棱两可，到正式国书中却不许宋占了。毫无疑问，在转交旧岁币的前提下由宋朝收复辽燕京路，这是双方都同意的。至于其他地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

第三，设榷场通商问题。榷场都是设置于双方国界线上。宋金双方都同意设榷场通商，但榷场设在何处宋金之间并无共识。

可见，宋金第二次交涉和谈判，双方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但在更加重要的未来疆界问题上分歧巨大。

由于宋金双方没有确定出兵夹攻的具体日期，也没有就极为关键的疆界问题达成共识，宋朝决定派马政、马扩父子等官员组成新的使团，于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年）九月，随金使到金朝继续交涉谈判。当年十一月底，马政等人到达完颜阿骨打驻地。

宋朝对于这次出使交涉，空前重视，提前准备了正式的“国书”和补充性质的“事目”，主要向金朝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宋朝十分愿意与金朝交好联合，共同夹击辽朝，已派最高军事长官童贯领兵相应，请金朝回示举兵进攻的确定日期；夹攻的日期指金军到达辽西京（今山西大同）的月日，“若将来大金兵马不到西京，便是失约，即不能依得今来议定文字也”。[23](p29)第二，五代时期陷没于辽的旧汉地（幽、蓟、涿、易、檀、顺、营、平、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等州）汉民，都必须归于宋朝，否则宋朝不会向金朝转交50万两匹银绢。[23](p29)

金朝君臣对宋朝提出的占有全部旧汉地汉民的要求非常恼怒，多数想与宋朝断绝友好交往，甚至准备将来挥兵相向。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和研究，金朝决定派使臣携带“国书”（伴随宋使）到宋朝。从这一举措来看，金朝此时还不想与宋朝决裂。但是，对于宋朝“国书”和“事目”中的两项关键要求，金朝实际上予以委婉拒绝。一是宋朝要求金朝确定并预告金兵到达西京月日，金朝国书没有答复。二是宋朝要求归还、占有所有旧汉地汉民，金朝国书只字不提平州路地区，实已拒绝。“今若更要西京，只请就便计度收取”，[23](p31)让宋军自己攻取西京，金军不再夹攻了。

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1121年）二月十七日，金使渡过渤海到达宋境登州。此时，宋朝由于内乱和外压，对金态度发生逆转。内乱，即此前三个多月，宋朝发生“方腊起义”，江浙告急，朝野震惊。宋朝从西北向东调动的精锐部队，本拟用于北上夹击辽朝，这时被迫掉头南下镇压起义。外压，即宋金绕道海上秘密联合、图谋夹攻辽朝的消息，已经外泄，辽朝极可能为此加强了防备并向宋朝施以巨大压力。①据《会编》卷五引《北征纪实》：“是岁冬末，边探报：天祚以兵十万屯燕京，声言游猎，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为骇惧。及明年春谍报再至，始知其意，谓中国有谋也，欲大举讨女真，而惧袭其后，是以耀武尔。”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页。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宋朝退缩了。金使到登州后，宋朝扣留不发长达七八十天。金使“狷忿，屡出馆，欲徒步至京师。”宋徽宗无奈，“诏马政、王瑰引之诣阙”。[23](p32)五月十三日，金使到达宋都开封，但宋徽宗“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竟然传旨说：“大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还，难以复如前议，谕遣（金使）曷鲁等归。”[23](p32)有官员认为这样对金使无礼失欢，极不妥当，劝宋徽宗改变旨意。宋徽宗才又下令，等候童贯南征方腊回来再商议。

金朝使节在开封滞留三个多月，宋朝君臣才决定：“复国书，止付曷鲁等还，不遣使。”[23](p32)宋朝给金朝的“辞句多是模棱两可”的国书，[3](p236)首先是笼统地重复以前的要求，“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这是金朝已经大部分拒绝过的要求）。[23](p33)其次，再次要求金朝确定并通知金军到辽西京的日期，“以凭夹攻”。[23](p33)完颜阿骨打根据上述情况，“意朝廷绝之”，[23](p33)认为宋朝已经绝交，便单独向辽展开战略进攻。至此，宋金谈判陷入僵局、交往中断，开始对辽各自为战。

（二）真相之二：大出意料的战果与金占燕京后的疆域买卖盟约。

金朝从建国前后开始，对辽战争几乎从未停止过。到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1121年），金朝已占领辽东部疆域的大部，并加紧准备向西大规模进军，消灭辽国。金朝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联络宋朝，南北夹击。据《金史·太祖本纪》记载，当年四月，“宗翰请伐辽。诏诸路预戒军事”。[24](p35)七月，金太祖下诏：“自（耶律）余覩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24](p35)到十一月，出使宋朝的金使曷鲁等人归来。金太祖虽然没有得到宋朝出兵夹攻之盟约，但很快就下令大军出发，单独向辽展开全面进攻。②金太祖下令大举攻辽之事，杨仲良《皇宋通鉴纪事本末》卷一四二《金盟上》和《金史·太祖本纪》（原文）均作“十一月”。但也有学者认为，应为“十二月”，参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和《金史》卷二《太祖本纪》校勘记。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顺利攻占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辽天祚帝连夜从中京逃往燕京，后又从燕京仓皇向西逃往鸳鸯泊。金兵追来，天祚帝又逃亡西京，后逃入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大青山）。三月十七日，辽南京留守耶律淳称帝，史称北辽。分别向金朝和宋朝各派使节称臣求和，企求保全。金太祖在金军进展神速、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战局复杂的情况下，一方面决定亲自率领数万援军奔赴前线，一方面于五月向宋朝主动派出使节。从金朝给宋朝的国书内容和金朝使节的言行来看，派出使节至宋朝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说明金宋双方各自出兵伐辽，都没有提前约定并通知对方出兵日期，金朝仍然愿意与宋交好、夹击辽朝残部；二是向宋朝通报，展示金军的战果；三是询问宋朝的打算，“意或如何，冀示端的”，[23](p48)要求宋朝就夹攻辽朝和汉地归属等问题明确表态、明确答复。[23](p63-64)这是要害！

回头再看宋朝方面。

北宋初期的宋太祖、宋太宗两朝，都有从辽手中收回五代失陷的幽云十六州的打算。特别是宋太宗，恢复旧疆的愿望更为强烈，不惮劳苦，率军亲征。但两次北伐，都遭惨败，并招致辽的连年报复。宋太宗气沮胆丧，心灰意冷。1004年，在辽军兵临黄河、胜负难分的情况下，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宋朝以岁输契丹银10 万两、绢20 万匹的代价，买来一个和平局面。“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实是不平等的屈辱的城下之盟。对此，宋辽双方心知肚明，只不过多数人不愿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尽管如此，辽仍然在宋仁宗时期趁西夏扰宋之机，对宋进行军事恫吓，宋朝又被迫每年向辽增输银10万两、绢10万匹。

志向远大、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即位，变法改革，励精图治，就是想富国强兵，复疆雪耻，但因举措失当，不仅没有收复故土，反而被迫向辽割让土地。损宋利辽、屈辱叠加的和平，终究是靠不住的。当宋朝听说辽国衰落、在金国攻击下节节败退时，不少宋人发现良机到了，应该收复故土、洗雪国耻了。①参见张天佑：《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第185—207页；原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69年第1期。另须注意，不少宋人表示反对。所以，宋朝主动向金朝提出花钱买帮手、买朋友的建议，一心要收复全部失地。但是，金朝始终不答应营、滦、平州之地，双方在1122年之前始终不能达成正式的协议和盟誓。当宋朝看到辽中京被金军攻克、辽天祚帝弃国西逃后，决定出兵伐辽，收复故疆。然而，这时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是北宋历史上最腐败最昏庸的统治集团，内政严重失序，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动员和军事准备。②第一，主要高级将领意见不统一，有些身临前线、奉命伐辽的将领竟然反对开战。第二，大军开拔出征，竟有执旗兵逃跑。第三，十万以上大军快到前线，而粮草和装备竟然没有准备好。宋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十日，宋朝命童贯率十五万大军（号称百万）从京师开封大张旗鼓地出发北伐。四月二十三日童贯到高阳关。五月，童贯到达前线军事重镇雄州（今河北雄县）。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宋军在兰沟甸、白沟、范村与辽军交战，均遭失败。六月三日，宋军在退回雄州时，被追击的辽军打得大败，损失惨重。六月二十四日，辽国在燕京地区的最高统帅、擅自即位皇帝的耶律淳病死，“契丹无主”。[23](p61)辽将拥戴萧氏为皇太后，主持大计。宋朝见有机可乘，七月二十六日再次决定调集二十万大军北伐。八月，任命刘延庆取代被处罚撤职的种师道为都统制，指挥宋军再次进攻。九月，辽易州、涿州先后降宋，萧后遣使到宋朝和金朝奉表称臣，均遭拒绝。十月上旬，宋徽宗下达“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为燕京地区的八州改赐名称。十月下旬，刘延庆等率领宋军进至燕山府西南泸沟河南与辽军对峙。二十四日，郭药师率六千精锐宋军偷袭攻入燕山府城中，旋即败回。二十九日，刘延庆不战自溃，辽军追击，宋军损失相当惨重：

烧营而奔，五军杂还，扰攘散走，自相践蹂，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捐弃一切军须之计，相继百余里。……自熙丰以来所畜军实尽失。燕人作歌及赋，以诮延庆，传笑燕中。[23](p77)

宋宣和四年（1122年）十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貌似庞大的宋帝国大败于残辽手下，宋军的极端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暂时丧失了独立攻取燕京地区的能力，只能转而乞求于金朝了。

伺探宋朝意向的金使，于宣和四年九月到达宋都开封。此时，宋徽宗等人已经决定调集大军第二次进攻辽燕京地区，但并无十足把握。所以，宋徽宗在传旨和亲笔撰写的国书中，一方面仍然坚持要求占据所有旧汉地，另一方面又说如果宋军不能单独“尽收燕地”就要求金军“依元约夹攻”。[23](p64)十月二十六日，宋使与金使一起到奉圣州（今河北涿鹿）见金主完颜阿骨打。从金朝君臣的言谈和回复宋朝的国书来看，金对宋不积极夹攻辽十分不满，并准备自行进军燕京；不过不论是宋金合作夹攻而攻下燕京或是金军单独攻下燕京，金朝都打算把燕京及其所属六州归宋，但条件是宋朝必须向金朝转输五十万两匹银绢；至于西京地区，没有明确表态；对平、滦、营三州，依然坚决表示不给宋朝，即使宋军攻占也不给。[23](p80)

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使携国书到达宋都开封谈判。徽宗在童贯、刘延庆大军第二次伐辽攻燕已经惨败的情况下，仍然索要全部旧汉地，但金使恪守朝命，只允许有条件的归还燕京及所属六州，坚决不给平州路和西京地区。宋徽宗对辞行的金使说：“四军萧干，两朝无礼，如捉得执缚送来，以见通欢之意。”[23](p81)即希望金军捉拿燕京辽将萧干送给宋军，说明宋徽宗已暂无进军取燕的信心，主动要求金军攻占燕京。十二月三日，宋使（与金使一起）持国书北上去寻晤完颜阿骨打，除为宋朝的失当和军事惨败强辩遮掩外，主要是在燕京之外还要求占领平州路和西京全部旧汉地。但是，宋使未出发，金朝已经决定于十二月一日进军燕京。六日，金军占领燕京。至此，宋金南北夹攻灭辽问题已基本消失，金军确是灭辽主力。宋朝再要燕京，就不再是靠夹攻所得，完全是靠钱财购买了。十五日，宋使赵良嗣等人携国书到达燕京，再次索要所有旧汉地。这一次接待宋使和回复国书，金朝态度空前强硬，“轻我兵弱，已肆侮慢”，[23](p90)指责宋朝“兵马从无一人一骑一鼓一旗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战退”，[23](p88)但还是决定割让燕地与宋以交好；然而，让地条件除五十万两匹岁币外，又提高了要价，要求宋朝把燕京及其属州的税赋收入交给金朝。[23](p87)

宋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1123年）正月初四，金使李靖携国书到达宋都。宋徽宗原则上答应了金使的要求，但燕京及其所属州县的税赋数量需要另外派使再议。金使李靖告辞时，又突然跪地再三要求宋朝增输“去年岁币”（指去年宋输送给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宋徽宗竟也答应下来。[23](p91)正月二十五日，宋使赵良嗣等到燕京与金朝谈判。在金朝的武力恐吓下，宋使答应除去年岁币五十万两匹、今后每年五十万两匹外，宋朝每年再向金朝输送燕京及其六州税赋共一百万贯（折当货物）。同时，双方也准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3](p92)宋使报告宋徽宗后，宋徽宗全部答应，并派宋使赵良嗣等再去燕京回复并讨要西京地区。二月九日，宋使到燕京谈判，金朝答应归还西京地区，但宋朝必须赠输“赏设”以犒劳艰苦征伐西京地区的金军，宋朝全部答应。[23](p98，103)在宋金双方交换誓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四月，金军退出燕京，宋军占领燕京。而西京还没有来得及交割，双方关系就开始破裂，“靖康之难”的大幕拉开了。

三、真假是非

（一）真相假象。

综观细察宋金1118年至1123年这六年的交涉谈判史实，可以看出，1122年金兵占领燕京是关键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宋金双方谈判的主要内容有五项：一是宋金交好，不与辽议和；二是夹攻辽；三是分占辽地；四是岁币转交；五是设榷场通商。其中要害在第二、三、四项。在金兵占领燕京之后，夹攻问题基本上不复存在，宋金双方谈判的主要内容实为疆域买卖，即宋朝出钱，换取金朝占领的以燕京为中心的旧汉地。

更重要的是，在1122年金占燕京之前，宋金谈判实际上是议而不决，无果而终，双方对辽作战是各自行事，单独进行。在此之后，宋金双方实际上就疆域买卖等问题按照金朝的意愿谈判成功，正式建立盟约，并以宋军进占燕京为标志，双方开始践行盟约。

总之，所谓的宋金联合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实为似有实无之事，真有的是疆域买卖盟约，这才是宋金“海上之盟”的历史真相。其他的一切说法，统属误判误解。

（二）谁先败盟。

众所周知的是，金朝于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撕毁盟约，大举南下，最终攻陷北宋首都开封，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大批宋人北去，造成“靖康之祸”。

实际上，金朝举兵南下，灭掉北宋，主要责任在宋朝，是“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26](p160)首先败盟的并不是金朝，而是宋朝。宋朝败盟的动作，第一是招纳归金的平州知州（南京留守）张觉。第二是招纳其他属金官军民众。第三是招降辽天祚帝。第四是赖账不借粮。第五是不及时向金转交岁币和代税赋。第六是转交给金的币帛等质次量小。[10](p41-51)第七，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宋朝给张觉的宋徽宗御笔手诏（被金人获取）中说：“吾当与汝灭（一作图）女真！”[23](p176)总之，宋朝是首先败盟、很快败盟、主动败盟、故意败盟、连续败盟。此为真相之三。

（三）败盟深因。

盟约的破裂，以至刀兵相见，责任首先在宋朝，其次才是金朝，宋金双方都有责任。然而，双方盟约的破裂，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前述赵永春先生的系列论著和张天佑先生的论文值得认真参阅。在此，笔者拟从综合国力的视角，再作一些补论探讨。

先看北宋。到12世纪初，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和教科文发展水平，北宋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翘楚。这时，北宋最大问题和软肋，在于政治腐败，具体一点说是最高决策集团腐败昏庸。

对于北宋末期综合国力的强大，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等最高决策集团，还是颇为自负的。因此，他们在1125年金兵打到开封之前的宋金交往中，一直看不起金朝：初则视金朝为藩属小邦，打算花钱买金兵做帮手以便攻辽复地雪耻；后则花大价钱买地，但并不把买卖契约放在眼里，很快就连续违约，甚至要灭掉金朝。对于自身的最大问题和软肋，他们恰恰没有自知之明。金兵攻辽初期，往往以少胜多；攻辽后期，更加势如破竹，进军神速。但进攻北宋时，对河北、河东的几个战略重镇和要地，却迟迟攻不下来，说明宋军的综合实力和战斗力并不太弱，不可低估。对此，也许有人会反驳，宋军两次伐辽，都大败而归；金兵攻下宋都开封，灭掉北宋，不是足以证明宋军太弱、不堪一击吗？这种说法，冤枉了宋军，开脱了宋徽宗等人的罪责。两次伐辽失败，种师道和刘延庆等前线主将固有很大的直接责任，但罪魁祸首为宋徽宗：战前，轻敌、玩敌，未加充分动员与准备，仓促出兵；战中预设禁锢、乱干涉、瞎指挥。金兵直趋开封，是因为宋徽宗轻敌、玩敌，自己不认真设防所致。（金兵第二次直趋开封并攻破开封，也是宋钦宗轻敌、玩敌，自己不认真设防所致。）以宋朝当时的综合国力，最高决策者如果能够整顿好中枢领导机构，广泛动员、重用智勇之士，善加部署，灭辽除金固然未必，守住北方门户还是绰绰有余的。但宋徽宗其人，居危思安，不识时务，根本就没有想到金军这么快就敢大举南下，长驱直入、径取汴京。他吃喝玩乐、附庸风雅确属一流；但对外交往、经国治军却属末流；是北宋王朝最大的罪人。

再看金朝。金朝建国初期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教科文发展水平与宋朝相比相差甚远。但其战争能力，确属一流。全面衡量宋金的综合国力，毫无疑问是金弱宋强。金军攻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如打持久战，金军必败。实际情况是，金朝最高决策集团把本国的综合实力和优势发挥到极致；而宋徽宗等宋朝最高决策集团并没有充分发挥本国的综合实力，却把劣势发挥到了极致。

从双方史料和史实来看，正是由于宋朝综合国力明显高于金朝，宋徽宗等最高决策集团才极端错误地从骨子里轻视金朝，才不认真对待宋金盟约，才首先故意败盟，这是败盟的深因。金朝早已知道宋朝轻视自己、轻视盟约、首先败盟，但在初期尽量隐忍不发。后来自以为准备充分，便瞅准时机，不计后果地挥兵南下了。

（四）一错再错。

在宋徽宗之前，北宋的内政和外交就时常出错，但尚无致命错误。在兹篇幅所限，恕不详叙。最致命的错误出现于徽宗朝。在“海上之盟”前夕，北宋的人口、经济、教科文各项发展指标已达建国以来之颠峰，但是，朝政决策机制建设却跌入低谷，宋徽宗等最高决策集团中无一人堪称高明，君不似君，相不似相，将不似将，大多数劣迹斑斑，自私腐败昏庸。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天赐良机：辽天祚帝腐败昏庸，国力大衰，亡国之象迭现；金朝频频攻辽，并愿意与宋交好，结成同盟，夹攻灭辽。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最高决策集团，确实看到了这一难得良机，也很想借此收复燕云十六州，洗雪国耻，建立盖世奇功。然而，他们对内外情势信息，都缺乏足够的了解、认真的研究和准确的判断，没有清醒地看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没有清醒地看到辽朝的顽强抵抗力，没有清醒地看到金朝的国情。联金夹攻得地这一大政方针，确为上策，但是，具体做法却一错再错：用地方官牒和御笔手诏而不用“国书”与金，错；擅自任命金使为官且发全俸，错；主动要求把输辽“岁币”转交金朝，错；误听谍报、不辨虚实、动辄断交，错；视战争如儿戏，不认真广泛动员、周密部署，错；金占燕云后，花费无底洞般的经费去买取燕云，错；既订约买地，得地后却不想履约，错；既订约划分疆域，却马上违约，去金境招纳张觉及其所辖地域，错；既答应借粮，后又粗暴否认、拒借，错；既知金军在追捕辽帝，却招纳天祚帝，错；既订友好盟约，后来却说要灭（图）对方，错；既要灭（图）新锐盟友，却不全面切实准备，错。宋方之一错再错，显而易见。

那金方呢，是否像有些论著所论的那样美好而高明？诚然，在1125年金朝决定撕毁盟约、大举攻宋之前，金朝的对宋外交，总的说来比较成功，获得了巨大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但是，也有少量错误。这些错误，虽隐伏不显，金人和后世的专家多未洞察，但却危害巨大，遗患深远。一错：金朝最高决策集团（包括完颜阿骨打本人），在对宋外交谈判中，动辄以武力对宋进行公开的恐吓，强迫对方妥协，宋人内心深处肯定对此愤愤不平、屈辱而反感，伺机发泄，待时反击。二错：让出燕京等给宋，适当要一些补偿，未尝不可，但要价过高，难免让宋方感到过分而不愿兑现，心生悔意，甚至想动武决战。三错：不顾尊严地一要再要，难免让宋人心生轻蔑。金方所作所为，表面一时得利，实则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宋方的一再违约败盟，外因在此，绝非偶然。

细究史料与史实，还可发现，宋方虽然多次违约败盟，但是，多数情况下并未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而是偷偷摸摸，遇谴即改。大不幸的是，金朝最高决策集团得理不饶人，穷追猛打，彻底撕毁盟约，举兵大攻，陷汴京，虏宋帝，烧杀奸淫，无辜百姓也蒙受莫大的劫难，在有正义感的宋人内心深留复仇雪恨洗耻之火种。金朝的军阀贵族集团自以为得计，实则再次铸成历史大错。

再看辽国。五代时轻易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又迫使宋签订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许多宋朝人心存怨恨、伺机反扑。辽国虽然得利，但并不能长久，早晚会受到宋朝的报复。辽国对女真族长期进行欺压剥削，终于遭到致命反击。辽的亡国，与奉行的错误的不平等外交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有直接关系。

辽宋金三方都一错再错，此为真相之四。

从长远战略来看，辽宋金最高决策集团的一错再错，对谁都没有好处。而广大的无辜群众，受尽人祸灾难。中国的社会发展，遭受巨大破坏。广大地区再次陷入长期的战乱动荡，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令人十分痛心！

四、几点总结

总之，宋金双方并没有就南北夹击、联合灭辽达成正式盟约，而是议而未定、各自为战；达成的正式盟约，是金兵攻占燕京后，燕京等地的疆域买卖协议；对这个不平等的买卖协议，宋朝并不想真正长期遵守，很快就开始破坏，甚至想攻灭金朝，导致金军大举南下进攻，战火蔓延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立足21 世纪，我们用更加科学、更加长远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段痛苦的历史，自然会从中总结出不少经验教训。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注意发展综合国力，不能有任何短板。宋金之间这场以悲剧告终的交往与博弈，从表面看，是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的竞争，金朝主要靠军事力，宋朝主要靠经济力和文化力。但从深处看，实是决策力的竞争，双方都有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最终都是失败者。综合国力真正强大的国家，绝不会被弱小国家彻底打败，除非他自己不求发展创新，自己腐朽掉。北宋王朝的综合国力，明显高于辽、金，但在最高决策集团和军事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教训极为惨痛。金朝军力虽然优良而突出，但综合国力的劣势，使其根本无力吞并地广人多的宋朝，连辽也不能彻底消灭，况且蒙古族这时已在金朝右侧翼蓄势待发。因此，金朝虽攻势凌厉，但并无足够的人力和知识去管理好广袤的疆域，内乱频仍，得而复失，徒植怨恨。

第二，国与国之间、各民族之间虽有大小强弱之分，但交往相处，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平等法则，否则，必留仇恨与怨怒，终成大患。辽欺压金宋，终遭金宋报复。金欺压宋蒙，终遭宋蒙报复。此一铁律，恒存而不变。

第三，必须真正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孔孟程朱等学者一再要求人们求道明理、循道而行，现代哲学也普遍要求人们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智者的告诫，岂可忘却？当时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宋朝文化，实居东亚最高峰，影响深广。但宋朝人自己对客观规律多不真学、深知、实行。金朝很多人被汉文化折服，非常仰慕，但所学多为诗辞文章之类皮毛，未学到精髓真经。

第四，对于历史上的恩怨，后人应该做的是，认真而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防止重蹈覆辙、一错再错，共同开创安全、平等、和谐、稳健的未来。同类相残的悲剧，应该尽力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