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星纯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路翎初入文坛，其语言就被胡风指认过于欧化[1]，之后不久，李健吾[2]、唐湜[3]、胡绳[4]等人也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路翎欧化的特征。这时由左翼文学阵营展开的有关“文艺大众化”“大众语”的争论刚刚落幕，“欧化”无疑是批评当中极为激烈的贬义词。这种声音持续到新时期，杨义继续指出：“他(路翎)……主张欧化，多用复杂的长句式”[5]，在路翎创作语言的欧化风格这一问题上，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也基本达成共识[6]。再加上路翎本人有大量西方文学的阅读储备，其作品的晦涩之感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更使得众多研究者对他的语言“欧化”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

学者们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其文本的复杂面貌时，免不了追溯作品中词法和句法的欧化现象，如文贵良对路翎小说中助词“的”“地”“得”以及丰富的形容词和名词含义的广泛化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归类[7]；中央民族大学张梦瑶的硕士学位论文在分析小说中的复杂长句时，直接采用了王力对中国现代汉语语法总结出的欧化表征[8]。常言道“说有易，说无难”，上述研究将路翎创作的语言视为欧化典型的时候，使用的方法论往往是先验的、机械的，既没有全面地去分析文本的句法结构，集中处理那些看似复杂的长难句，也没有历时地去看待语言的发展过程，所以无法真正回答路翎创作语言的总体特征，阻碍了人们进一步思考他的语言景观与土语(方言)、大众语之间的纠葛，呈现他的创作与中国左翼革命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寻找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等一系列更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