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军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为《修改决定》），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刑诉法》）进行了自1996、2012年以来的第三次迭代修订。《修改决定》共计26项，涉及《刑诉法》36个条文，其中新增条款18个，《刑诉法》条文总数由此从原来的290条增至308条。《修改决定》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监察法》通过后我国诉讼立法领域的重要事件，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①参见卞建林：《聚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重点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31日，第6版。《修改决定》颁布后，学界已有不少成果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较为尖锐的批判与反思。②参见卞建林、谢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解读与反思》，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第78～84页。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成果主要局限于法教义学层面的文本解读，抑或立法技术的具体分析，较为例外的是左卫民的论文，其从法理合理性角度深刻揭示了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的内在悖反，相关分析进路与研究结论极富启发性。③参见左卫民：《如何打造具有法理合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审思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52～60页。本文拟在赓续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大历史观，立足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差距，从工具理性维度检视《修改决定》，以期引发对刑诉立法未来走向的进一步关注与争鸣。

一、作为分析范式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对应而存在，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实践理性思想中有关“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的区分隐含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想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