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花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凌叔华及其小说一直备受关注，除却作品本身的确别具一格，大众对民国闺秀的恋物则是激发窥视欲的源泉。学界此前谓之以“闺秀写作”，不免有将潘多拉送回魔盒之嫌，而作品及其评价间蕴含的意识形态张力，则带来重估凌叔华小说的批判性空间。与冯沅君、白薇、丁玲等着力于走出家庭的“五四之女”不同，凌叔华更善于书写介乎新旧之间、中产阶层以上的小姐与太太角色。但这些传统文化谱系内的闺秀们，在晚清民初后的国族文化生产中却成为“新女性”的本土他者。而凌叔华写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她虽“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1]，却又能以反讽、戏仿等叙事策略揭示新旧闺秀们游戏、抵抗传统性别规范的越轨激情。凌叔华“新闺秀派”之“新”，不在于“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2]，而在于其以闺秀之外壳内藏反闺秀之精神。

一、“闺秀”的甲壳

闺秀写作的主体“闺秀”，可上溯至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中的“闺房之秀”一词，即“妇人中之秀出者”[3]，多用来指涉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女子。闺秀中多能吟诗弄文的才女，与沦落风尘的才女共同构成古代妇女写作的主体。从题材来看，闺秀写作的内容一般以家庭、婚恋和两性关系为主，语言风格多婉约、清丽，情感表达讲求含蓄蕴藉，真正落实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国诗评标准，但传统诗评对闺秀写作的评价并不高，常以“脂粉气”“闺阁习气”等指斥其格调不高，视野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