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建福州，350001)

作为英国“布莱克威尔演讲”丛书的第一部，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2000年甫一出版，就引发了热烈反响。泰里斯、阿普尔亚德、萨利赫、沙利文、麦卡琴、加尼尔等人，都纷纷撰写书评进行介绍与臧否。这些或长或短、或繁或简的评论，有的极尽贬低之能事，有的则赞颂得有些过头。对于这种两极化现象，伊格尔顿在与博蒙特的对谈中表示:“尽管要冒着听起来妄自尊大的危险，但我还是必须说，我从那些为我的书而写的评论中学到的东西少之又少。通常，要么是评论家太支持我以至于写出来的批评没有什么意思，要么是他们跟我的分歧太大以至于完全没有共同点。”[1]问题在于，产生的分歧有无学理依据，可否成立？不加辨别的推崇会否夸大作者的学术贡献，乃至仍然延续作者的错误认识？通读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及相关论著，再来与这些评论相互对照，答案自然水落石出。

一

英国哲学家、作家与文化批评家泰里斯代表了竭力挞伐伊格尔顿的一方，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著文，对伊格尔顿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炮轰。从一个引用、一句话透露出的写作态度，到一个问题的叙述方式、叙述风格，再到核心的论点，无一幸免。难怪伊格尔顿将其视为自己的“死对头之一”，并直言因他“醉心于论辩时的话中带刺”而讨厌其作品[2]。我们当然不能如伊格尔顿一样，耸耸肩表达蔑视之意就算完事，而应认真对待并分析其中的两个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