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延凤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史的角度来看，1999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年份。这一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先后面世。这两部文学史著作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既有热切的肯定，也不乏激烈的论争。关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延续至今。这部著作所体现的建构论的史学方法和新启蒙论的著者史观，被学界不断地讨论、梳理和阐发，甚至被作为知识者把握当下时代的一个重要参照。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鲜明的启蒙立场和新颖的概念体系（诸如“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引发了众多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热度退却之后，其核心概念之一——“潜在写作”被一部分研究者作为既定的概念接受并沿用。

然而，蕴含在这一概念中曾被激烈争论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处理，也未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比如，在创作年代和发表年代不一致的情况下，能否依据创作年代讨论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再如，在“原本”（或曰“真本”）无法获取的情况下，“出版本”能在何种程度上代表“原本”?对“原本”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由这些问题引发的“文献学”问题与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和“文献学转向”有何关联？本文尝试重返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尤其是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面世后的论争现场，从传播媒介和时代语境等角度，分析争论背后的逻辑根源及其折射的史观与方法论，并梳理当下“文献学热”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