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

2021-01-11郭婉绯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郭婉绯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与实践，也有偏颇和失误。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对于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开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较强的启示意义：对于教育对象的审视，坚持整体把握与个体甄别相统一;对于教育目标的完成，坚持划定底线与包容理解相统一;对于教育方法的选择，坚持教育引导与人文关怀相统一;对于教育环境的缔造，坚持显性优化与隐性塑造相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考察;现实思考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1）04-0009-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回顾建党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总结经验教训，对党和国家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群体图景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是20世纪以后涌现的。”知识分子从字面上看是一种具有群体属性的概念，其本质却包含了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从学历和从事脑力劳动角度看，知识分子自身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从政治态度角度看，知识分子在特定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下表达着鲜明的政治立场。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结构复杂，多元并存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等使得他们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但知识分子的共性，使得他们构成了一个阶层或群体：高出一般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可以独立思考等表达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属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忧国忧民、多方寻找道路和方案，期望解决中国的民族民主问题等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属性。

（一）在强烈的民族诉求中寻求身份建构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士”的品格，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面对国家主权残缺，封建秩序消亡，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遗留，民主与自由思想兴起的历史境遇，尽管知识分子个人的阶级出身、政治态度等

各不相同，甚至表現为敌对，但是愿意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而贡献牺牲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方面，知识分子给自己身份定位为有着强烈民族诉求的爱国者。他们想要建构并去爱的这个“国”是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方式所生成的“国”，大体上是欧美等民主制度下强国的中国模样，是一个在期望中具体的、未来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他们满含羡慕与崇拜的情感用各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可惜，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不仅在中国国内享有特权，而且在国际上一直损害中国主权，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品格使得他们无法视而不见。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无法将民族的压迫与帝国主义制度相联系，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提出“反帝”口号时，他们对此观点并非全部接受，即使并不反对，也远达不到完全认同。知识分子在表达民族诉求和身份定位中表现出迟疑、彷徨甚至是矛盾。

（二）在自由和民主追求中寻求共同价值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构成的封建秩序，使得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自由一直有着热烈而执着的追求。国民革命的失败，尽管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但是也无法做到由衷赞成其宣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大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知识分子认为民族救亡与民主启蒙并不矛盾，民主建设非但不会削弱民族的力量还能够促进民族的解放。其基本立场在于反对战争主张改良，既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自卫。知识分子寻求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于站在超越阶级和党派的立场上，通过言论表达思想，对现实进行关怀和批判。由于知识分子自带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立场又各不相同，对于改造现实的各种主义总是莫衷一是，因此很难有一种主张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并不矛盾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又有着宽容和包容的品格，对于各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和主义抱着可以探讨和交流的态度，不同观点之间又有着相互补充和协商的空间。因此，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近似的情况下总是各自为战，依据内心对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蓝图或是某种抽象的社会规则如正义、公平等，来提出对社会现实的改良方案的思考或批判。

二、建党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一）革命语境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党逐渐形成了革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革命的视角出发，党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胜利。由此，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在于帮助知识分子厘清自身与革命的相对关系，即在革命系统中的方位;自身在革命中的作用，即如何为革命贡献力量，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和实现自我价值相统一。

早期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均撰文指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不成其为阶级”，无论从属于哪个阶级，都不影响他们加入革命。知识分子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此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呼吁”“发动”他们来接受党的主张并参与到民主革命中来。抗战爆发后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智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党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教育”“带领”把他们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化为革命的“一份子”。定位知识分子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党贯穿于民主革命时期始终的判断。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眼光来看，此时的知识分子存在许多缺陷：对共产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现实的艰巨复杂认识不足、自恃文化优势而看不起工农群众等。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严明了组织纪律、强调了步调一致、统一了革命目标一元化的价值观，帮助知识分子转变成为职业革命者。知识分子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力量，在革命中起到先锋和桥梁作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指出“知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级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早期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往往起到发动、宣传、组织和指导革命的作用，党教育他们必须投身到工农群众中去，“从他们中间得着革命的群众势力”才能形成巨大的“阶级战斗力”。延安时期，党更加注重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作用的发挥，1942年9月《总政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较系统地指出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党帮助知识分子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投身民族民主革命。

（二）建设语境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國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语境中，党要团结知识分子，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中，党对知识分子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关系辨析不明，导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团结与批判并重的逻辑矛盾，造成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摇摆不定，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不仅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体可以用“团结、改造、使用”来概括。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汲取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又根据新形势作出调整。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判断仍被延用，随着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与之相适应则偏重于改造。党通过政治大学、革命大学、政治班等对知识分子实施理论教育，同时通过社会改革改造运动帮助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帮助知识分子认清帝国主义本质，摒弃看不起工农群众的观念，抛弃小资产阶级的作风，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劳动观念，牢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把他们教育成为新政权的建设者。显见，知识分子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下，努力抛弃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后是可以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作用的。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新中国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了知识分子基本队伍成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此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偏重改造的基础上突出了团结，或者说是两者并重。主要包括：其一，教育知识分子认识到学术、文艺、教育等的阶级性，以及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其二，教育知识分子检查自身脱离实际的倾向，努力把教育、科研、艺术创作等同现实的工农业生产密切联系，成果反映或解决国家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工作要面向国家建设，服从组织需要，走与实际、与生产结合的道路。其三，树立唯物史观，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其四，摒弃西方学术崇拜思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吸收苏联学术思想，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改造和重塑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但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发动后，知识分子的身份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被错误地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饱受痛苦。

（三）改革语境中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

改革语境中，党摆脱了“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中心任务发生改变，对知识分子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益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明确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语境中，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侧重点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包含了以往语境中没有或少有的人文关怀。第一阶段，在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中开展教育，主要包括：其一，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认定。这既是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也是内容之一。197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指出，知识分子九成以上都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经受多年的锻炼考验，世界观已有很大进步，“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这种认定既彰显了历史的继承性，又书写了现实的发展性：认可了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主体，是现代化建设中绝对必需的智力因素，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能忽视的群体。自此，党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再也没有动摇过。其二，对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着手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信任并放手使用。其三，

正视知识分子的特征，尊重知识分子善于独立思考、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强调自我个性的现实，理解他们多元化的思想，依然肯定他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建设者的身份。但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放弃对诸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的批判。第二阶段，在高度评价和尊重重用中开展教育。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党对于知识分子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趋于成熟，表达更为系统、全面和客观。其一，坚定不移的角色定位。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不断地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继承和传播先进文化知识，培养“四有”新人，努力推动全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其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党制定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心态、感受和社会作用的发挥起到正向的影响;党在“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精神引领下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党建立、健全一系列保证和激励机制，确保知识分子能够人尽其才。胡锦涛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特别是要同那些学术造诣高、社会影响大的知识分子加强联系，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认同和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投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党努力营造宽松、宽容的政治环境，不再要求知识分子整齐划一的世界观，鼓励和倡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三、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中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

（一）各阶段知识分子身份建构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时期，党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和理论贡献，认识到可以呼吁和发动他们参与到民主革命中来。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清，加之“左”倾思想的影响，把知识分子的参与当作革命失败的原因成为了主流看法。延安时期，党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用阶级分析法得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结论，分析了他们的优势和弱势，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他们教育成革命的依靠力量和新中国建设的储备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估计不足、信任不够”的情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现了摇摆不定、莫衷一是的情况。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因为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存在着“思想认识与新中国建设存在的种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被实践证明确实正确有效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自己思想认识上的改造，他们“愿意在这个伟大的、划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献给党，贡献给人民”。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教育对象的发展而调整教育目的和任务，可惜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依然是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而开展教育。“文革”时期，“理论上”知识分子被看成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异己，其拥有的知识价值是遭到贬损的原罪，在这种“理论”中知识分子丧失了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可能。“实践上”由于知识分子不被理解和信任，加上阶级斗争形势被错误估计，知识分子政策也无法保护他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逃脱打击。在对教育对象错误的认识中产生的所谓的“理论和政策”完全背离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绝不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党完整、准确、全面的认识知识分子群体，帮助他们确立自身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作用等，制定落实正确的政策，给予他们精神和物质上相应的待遇，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二）各阶段知识分子价值塑造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及大革命时期，由于在打倒军阀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等目标上的一致性，尽管知识分子自身的缺点一直引起党的关注和警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是被党视为革命的力量，至少也是有助于革命目标实现的力量。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遭到歧视和排斥，蔡和森等党内较早意识到此问题的领导人都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知识分子发动的改良运动行不通但是仍然对于革命有着积极的意义。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于争取他们转向革命。抗战爆发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倾向

革命的表现，促使党吸收他们参加革命。思想政治教育涉及以下方面：其一，肯定知识分子在党领导的事业中的作用是有益于革命的，对他们态度上是宽容的，政策上是保护的。其二，肯定知识分子的专业文化知识对于根据地以及未来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发挥优势，与革命的语境相适应。其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党员和培养干部，传达党对他们的认同，加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拥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创造精神等特性估计不足，尤其是未能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未能处理好政治思想的一元性和学术研究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知识分子“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有：把学术研究中的争鸣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把善意的对于执政的意见和建议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反智主义”盛行，打击压迫知识分子，轻视知识分子对社会建设创造性的精神产物;认为知识分子群体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等。一方面，知识分子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阻碍了知识分子的真正进步与成长，严重影响了他们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无法发挥，阻碍了干部队伍知识水平的提高，妨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降速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以后，党真诚对待知识分子群体，平等与之交流并充分信任、重用他们，坚持与他们交朋友，尊重他们的个性，肯定他们的专业特长，给予他们发表意见看法的权利，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在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不断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使他们对党的相信力也不断增强”。

四、新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分子是“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具体的行业、研究领域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能够凝聚起最大共识、形成共同价值观;直接关系着在“两个大局”的世情国情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一）对于教育对象的审视，坚持整体把握与个体甄别相统一

建党百年来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表明，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完整、准确、全面的审视决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稳定和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财富”，从三个维度，系统指明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历史使命。其一，社会进步的引领者。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中流砥柱，证明知识分子群体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引领社会进步的精英。知识分子努力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用创造力引领创新，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解决科研中“卡脖子”问题。其二，国家富强的撑持者。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知识分子身负支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命，勇于担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自己特有的优势支撑支持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其三，人民幸福的推动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昭示着人民群众需求的层次和结构不断提高，对物质文化需求不仅包含单一型的量的增长，而且包含复合型的质的提升。这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分子主动去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适应社会现实，创造出更多的丰富多彩的产品，做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的推动者。当然，整体上对知识分子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不存在极个别知识分子在思想状况上违反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生活工作上存在错误言行的情况。因此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既要注重整体审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也要注重个别甄别某些个体的实际情况。

（二）对于教育目标的完成，坚持划定底线与包容理解相统一

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精神生产者，是先进生产力的拓荒者，知识分子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任何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区别、相对立的情况都是不对的，任何功利地认为知识分子只能是利用对象也是不对的。基于此，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的完成也应当注意：其一，知识分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立场，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不因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而改变，是丝毫不能妥协退让、放松任性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对危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其二，坚持包容态度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对知识分子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中的批判性思维方式给予真诚的理解，对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接受，对偏颇性看法给予包容和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始终做到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来，鼓励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相互商榷，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三）对于教育方法的选择，坚持教育引导与人文关怀相统一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语境中，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贯穿始终的方法包括：理论教育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法、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法等，这些方法在各个阶段运用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都对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素质起到了促进作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相当激烈，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顺应时代、符合潮流、契合知识分子个性特征，体现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沟通、协商、谈心等方式做好知识分子思想工作”。选用的方法应该能够体现出党的高超执政水平和超凡的领导艺术，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合乎知识分子的内心所向。除了传统方法外，应该善于利用新兴技术和载体，更敏锐地发现细微问题，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注重对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物质上给予知识分子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待遇，精神上帮助知识分子释放工作生活的压力，情感上提供知识分子解决自身困惑的参考方案。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对自身有着较高的要求，并不止步于考虑生存问题，更多的是考虑发展问题。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其一，满足知识分子对物质生活保证的要求，让知识分子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真诚的关怀。其二，支持知识分子对高尚精神层次的追求，巩固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联系。其三，听取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意见和建议，促使知识分子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衷地认同并坚定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党对知识分子的全面而细致的人文关怀，帮助知识分子身心愉快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

（四）对于教育环境的缔造，坚持显性优化与隐性塑造相统一

建党以来，党通过制定政策、形成体制机制、大力发展经济等方式为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缔造正向影响的教育环境。新时代，党通过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脱贫攻坚、弘扬优良家风、树立时代楷模、表彰道德模范等，优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显性环境。由于移动网络技术发展的一日千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隐性塑造也必须得到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使得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不再受限于时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得到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对隐性教育环境的塑造带来了多重挑战。为了更多地展示内心想法、表达意见思想，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运用新兴技术、渠道和平台，也成为个性化的自媒体中的一员。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二分体，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统一。党要引领知识分子正向发声，能动地塑造隐性环境。第一，帮助知识分子提升信息判断能力。移动终端的普及导致社交媒体信息几何级传播，单一信息由一而多的速度之快超乎以往任何时候。许多自媒体往往为了流量，在尚未知事件全貌时已予以置评，媒体的整体权威性被消解。知识分子应当认真甄别，谨慎转载，传播时做到完整准确，成为谣言的“过滤器”。第二，协助知识分子提升信息整合能力。知识分子在对网络信息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可以将碎片化的、价值低的信息整合，形成正能量资源，进行有价值地传播，而不仅仅是引流，满足广大群众对于“公知”的期待。第三，引导知识分子提升网络责任意识。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发布的所有信息负责，因此要主动地对自己传播信息的社会影响客观有效地进行評估，在正向舆论引导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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