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然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法律革新与女性权益

辛亥之后，共和取代王朝,政权合法性之来源从君主转移到民众，至少在名义上,法治取代了帝制,成为民国在制度层面的基本出发点。[1][2]由是，近代中国具备了双重使命：既需完成从帝制到法治的转变，实现法律的近代化，又要以民族国家制度取代旧式王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立基前提是身份平等之公民的创生，因此，如何解决旧制度中所遗留的身份等级制度，成了新法律所亟待回应的历史问题。

就法律层面而言，彼时的立法者与司法者面临着复杂的情境，一方面，共和停留在框架层面，受制于传统，现代立法与司法的局面尚未打开；另一方面，国体变更之后，既需否认身份等级制度之合法性，又需对现实中大量遗留的身份等级制度进行司法因应。

面对愿景与实境之间的巨大矛盾，在立法层面，既需制定现代法律框架以促进社会革新，又应基于国情厘定新法，使其不致流于空泛无物。[3]如何对身份等级制度进行清理，进而构建起权利平等的公民制度，成为立法的历史使命。但在旧制度残余大量留存的现实面前，如何在不招致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渐进地实现上述目标[4]，成为立法者的主要考量。[5]73从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看，编纂新法无疑为执政者提供了以新社会规范重新规训国民的契机[6]，经由这一过程，新生国家合法性得以确立，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之建构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