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亦称制义或制艺。“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1]《选举志三》，3147则制义包括四书文和五经文。清代科举作为影响一代文坛风貌与走向的制度因素，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关于闱中衡文风气的动态考量，现有的研究多聚焦或采样于首场四书文，而对科举考试体系中的五经文实际地位及其人才激励的效能如何，认识颇为模糊与欠缺。从场域还原及文化生态观的视野与方法来看，一方面，科举生态作为朝廷政教导向与人才环境的适应性互动，在选拔标准与程序上存在一定的变量，四书文往往崇尚清真雅正与为文的“义理”化，五经文却适时表现出炫博竞丽的不同趣味，与清代学术及文学的时代发展亦构成重要关联；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作为文学社会环境中的要素，固然可以作为文学的外部关系或背景条件来处置，但本文基于科举生态中如何直接引动文学竞争的机制，重在揭示五经文在科举体系中达成的文学属性，由此观察清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试图打通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一、制度设计与文风导向

清代科举考试政策最初沿袭明制，其后康、乾时期屡有变化，最终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形成首场试四书文与律诗、二场试五经文、三场试策的定规。在这一过程中，五经文的调整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场次的调整，二是从各试本经逐渐过渡到五经并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