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院林

（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

关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阐释，从其去世不久后就开始了。颜延之的《靖节徵士诔》对陶渊明生平与气节作了全面的介绍，拉开了论陶的序幕。此后一千余年间，随着陶渊明认可度的提高，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与日俱增。在朱熹之前，陶渊明是一个“高蹈独善”的“隐逸者”。颜延之追述陶渊明生平，称赞其“廉深简絜，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1]。此后钟嵘、萧统虽对陶赞誉程度不同，但总脱不了隐者的帽子。唐代文化价值多元化，一方面赞誉陶渊明淡泊自然的生活态度、洒脱恣意的诗酒人生，另一方面建功立业的想法成为时代的主题，他们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做法不能完全肯定，有时甚至颇有微词。①总的来说，唐代的陶渊明研究多从为人处世等外在方面来讨论陶的品性，但未能进一步追究陶渊明行为的根本原因，即内在思想与动力。

宋代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时代，因而论陶能够更加理性和成熟。钱钟书先生曾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2]陶渊明研究出现高峰，开始触及陶诗内核、奠定陶诗地位。宋朝文人们对陶的推崇达于极致，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文学家都大力推许。梅尧臣在《送永叔归乾德》一诗中说：“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斗酒从故人，篮舆傲华绂。”[3]23体现出他对陶渊明气节的认同，发掘出了陶渊明性格中的慷慨豪情。这些对朱熹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朱熹曾探寻陶渊明遗迹，赞其诗文，誉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