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

探究《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的思想性，如果纯粹从“吾与点也”出发，容易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应当兼顾孔子对三位弟子的批评意见，关注“为国以礼”，使之与曾皙之志相互参照，方能明确其思想性。《侍坐》体现了儒家“为国以礼”的为政思想。

一、《侍坐》思想问疑

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侍坐》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名篇。几十年来，老师们或从中探究孔子的教育艺术，或从中分析人物刻画的精妙之处，或辨识文中的春秋笔法，或品味语言的抒情性，足见其在文学性上的经典性。

还有很多老师关注对其思想性的探究，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而足。人们通常认为，本文的思想性体现在“吾与点也”之上，因此，解读曾皙之志则是关键。可是关于曾皙之志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统计过，关于曾皙之志，至少存在六种解读：祈雨祭祀说、礼乐教化说、天下大治说、诗意栖居说、清静无为说[1]以及无道则隐说[2]。学者们围绕各自的解读，从《论语》内外找出相关证据，成一家之言。六种解读可以归为两类：一，曾皙有入世的思想，主张积极从政，发挥礼乐的教化作用，构建理想社会（将祈雨祭祀说、礼乐教化说、天下大治说和诗意栖居说合并）。二，曾皙有出世的思想，主张清静无为，退隐不仕，这与孔子困顿的一生和孔子对世道的不满暗合（将无道则隐说、清静无为说合并）。两种解读相互矛盾，难以确认孔子“吾与点也”到底指哪一点。

孔子的思想固然会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长而变化，但在一个相对小的时间段和相对封闭的对话情境中，他的思想总应当是保持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