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星宇 包 平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南京 210095）

1 引言

方志，在中国古代的学术观念中往往依附于地理学体系。宋代以后的地理学存在着这一明显的趋势，即外观特征为王朝疆域的地理书逐渐成为了地理学下大宗，乃至独成类例，而先世的诸如“十洲记”等逐渐被排挤出了地理学的概念范畴[1]。这也就说明，王朝政治成为了史类区别于其他类别的重要特征，而政治属性也由此与方志概念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清以降，这种对于疆域地理书的认知更趋于明确化，且由此形成了具象化的方志知识体系。

过往探讨方志这一课题的各项研究当中，有关方志的编纂体例、内容及形式等各方面，多有专论述之，比如有许卫平的《中国近代方志学》、陈光贻的《中国方志学史》、巴兆祥的《方志学》等。及至近代论述方志学术时，学界除了进一步完善上述之研究外，也在不断寻求突破点，区域地理学之概念应运而生。但今人在复原近代这一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仍有较多的方法与途径，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考察。跳出区域地理学类型分析的研究框架，笔者认为，近代之中国，因西方之入侵，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闭关局面，社会变革之剧烈，促使不同领域之联结关系日益紧密，仅以近代知识界言之，士人不再桎梏于自己的学术象牙塔之中，学术的致用功能开始受到重视，时人尝试构建围绕致用的诸种学术。围绕方志的知识构成已经不再显得孤立，社会实际需求的变化，对近代方志知识内在体系影响显著，甚至决定了方志知识图景的外延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