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儒学警悟》被誉为我国丛书之祖。但由于该书自成书以后一直流传甚稀，几欲不为世人所知。直至1922年，江苏武进陶湘在缪荃孙的授意下将其刊刻成书，该书才逐渐地进入世人视野，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建国后，天津古籍书店、中国书店、中华书局曾先后据陶湘刻本影印此书，为此书的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学界对此书的研究却非常不足，与该书的学术价值、学术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现结合相关史料，从该书的编纂、版本流传、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对相关问题予以辨正与厘清。

1 编纂情况

1.1 编者

《儒学警悟》一书的编者，史书记载多不一致。关于该书最早记载见于《宋史·艺文志》，其著录为“俞鼎、俞经《儒学警悟》四十卷”。明嘉靖年间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沿袭了《宋史·艺文志》的说法，亦著录为“俞鼎、俞经《儒学警悟》四十卷”。而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却著为“俞鼎孙《儒学警悟》一部三册”，将《宋史》等书中的“俞鼎”改为“俞鼎孙”，略去了“俞经”。清傅维鳞《明书·经籍志》沿袭了杨士奇的说法，亦著为“俞鼎孙《儒学警悟》”。按说史书的记载应该一致才是，至于该书的编者也应该依据《宋史》才是，毕竟《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纂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1]2。然而，“《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1]3，故历来受贬斥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