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飞

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通过对布里洛包装盒、“红方块系列”等案例的分析，提出“艺术的边界在于所有的艺术都是有所关于的，艺术品的‘关于结构’(aboutness)使得艺术品和它难以分辨的物质副本有了区别”(1)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V页，第2页。。这种判断的确切中肯綮，但我们认为丹托对这些案例的挖掘并不充分，由此使得某些重要艺术问题被遮蔽。例如，在布里洛包装盒的案例中，画廊里几乎一模一样的仿制品确实比超市库房里的包装盒多了某种“有所关于”，因此前者被接受为艺术，而后者则是寻常之物。但问题是，这里的“关于”并不直接可见，真正在场的唯一区别乃是空间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艺术空间权力有可能并未彻底地退出现代艺术机制？而在“红方块系列”案例中，同一空间内的九幅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红色画布，分别被视为“历史画、心理肖像画、风景画、几何抽象画、宗教画、静物画”、文物和“纯然之物”(2)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V页，第2页。。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标题及其互文性背景的介入，这些画布还能被理解为不同的艺术作品吗？此外，是否“红方块”本身也能言说某种意义，从而使得画作能与外在于画作的标题或背景展开对话？正是对这些隐藏在丹托案例背后的关键问题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成品艺术的根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