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艺

一、文化神圣性的社会生成及其现代形塑

作为沟通神与人，联结此岸和彼岸，甚至对立神圣和世俗关系的神圣制度与中介机制，对神圣问题的追问，可能是讨论文化信仰内核的最为原初的问题意识，也是最易产生分歧且难以把握的抽象议题。这构成了人们对“神圣”的离散认识。“神圣”作为文化信仰的内核，“任何一种宗教的最核心处都有这种东西存在，如果没有它，宗教也就不成其为宗教了。”(1)鲁道夫·奥托：《神圣者的观念》，丁建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神圣性也由此成为文化中的“独特性和不可还原的因素”(2)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1页。。

文化神圣性不仅事关文化信仰自身，在其形塑与建构的具体机制中，更有着浓重的社会底色。无论是在涂尔干看来，“一种事物所呈现的神圣性，并不蕴含在它固有的特性之中，而是被添加上去的”(3)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2页。，还是彼得·伯格将神圣视为“从日常生活的规范习惯中‘突出来的’”(4)彼特·伯格：《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4 页。，文化的神圣性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突生”性质、贯穿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社会事实。社会也自然成为一种具有神圣特征的“道德共同体”。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神圣性主要源自文化内核中的“超自然”成分，那么在现代社会，文化神圣性则主要依赖与社会建构紧密结合的形塑机制，具有“超社会”意义的社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