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玲（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中国藏书事业的起源是官府藏书。汉武帝入藏书之所，看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1］，喟然而叹。武帝之叹开启了统治阶层对国家藏书的重视，官方藏书事业从需求时代进入自觉时代。

自汉至唐千余年间，孕育着书史的多个关键点，知识生产者由贵族精英阶层向平民士子阶层延展，阅读行为向普罗大众渗透，图书的大众传播媒介意义趋于明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藏书事业的变或不变成为历史选择。图书生产和传播的模式随着载体、装帧、印刷术等因素发生转变，“文献形式的每一次根本变化，都会导致文献管理技术与方法的重大改变”［2］，如文献分类依据从学术分类到学科分类再到“以义归类”［3］，分类法从六分到七分再到四分。当分类思想逐渐向“为治之具”之教化功能目标演进时，官方藏书的目的也渐渐功利化，成为政治的附庸。与藏书操作层面的改变相对应的，则是官方藏书事业命运的相似性，汉唐千余年来官藏事业繁荣之后的崩塌似的衰败，其发展历史呈现相似的往复的闭环轨迹，“大抵新朝之兴，……其时为粉饰升平计，乃广开献书之路，盛置中秘之藏。然一至王朝颠覆，乱者四起，兵戈水火之余，中秘所藏，民间所庋，必又大受损害。必至继此而起之新朝，始为收罗，以为缀点升平之计”［4］，民间之书被汇集到天子宫中，然后“藏之秘府……无人得见”［5］994，政治、军事等因素造成藏书的顷刻毁灭，然后帝王再次锐意建设，如此往复，形成了汉唐千余年官方藏书的发展悖论，名为藏书，实为“秘”书，限制图书的传播范围，增加图书散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