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静

（1.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在经历以“美国优先”为首要原则、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时期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备受瞩目。一方面，多方期待因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而变得混乱不堪的全球秩序能够早日回归正轨。另一方面，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强大的政策遗留效应使得本届政府的执政空间在客观上受到多重制约。在此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对外经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特朗普时期，又会如何区别于奥巴马—拜登时期，成为拜登执政以来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接下来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仍部分取决于对特朗普时期政策的评估结果，但从拜登团队的政策理念、执政后所推进的措施来看，其对外经济政策已有迹可循。鉴于拜登政府延续了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并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国被置于其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本文将从目标、路径和制约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一、拜登政府对外经济政策主要目标

自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规定美国总统应当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该报告作为体现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重点文件，对政府制定政策有重要指引作用。尽管提法不同，但总体目标是维护美国全球地位，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然而，因不同时期优先事项不同，且政府对核心利益的理解未必一致，在设计目标时仍会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