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云

鲁迅没有固定的体系和概念帮扶，是以不妥协的抒情式表达来体现清醒的现实。鲁迅充满感性的诗歌式的小说和评论，与被本雅明界定为西方抒情诗人的波德莱尔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记录和对抗一样，也和他批评虚伪的“第三种人”论争的思维方式一样，都以一种否定的思维方式进行自我变革。因为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思想体系，鲁迅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先锋抵抗者，游荡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鲁迅的杂文作为“否定的媒介”(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1页。，在今天看来，是以超越“第三种人”和“浪荡者”的视角记录着深刻的个体经验和现实思考的一种杂感之文。

一、“第三种人”的斗争与“浪荡者”的抒情

1932年7月，苏汶在其文章《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提出有关“第三种人”的言论，与胡秋原的一系列文章展开论辩。苏汶认为，在自由人和有党派的人争据文坛霸权时最吃苦的是在这之外的“第三种人”，即“作者之群”。而“作者之群”指的既不是“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是“胡秋原先生那样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是以“自由人”形象进行论辩的，“在《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中几句因为屡屡成为对手批判的靶子而载入史册的名言是：‘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2)吴晓东：《从苏汶的视角观照：“文艺自由论辩”重释史论》，《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数月之后鲁迅也加入了论辩，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说： “于是另一方面，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绝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