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悦儿，李保杰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意识流小说名篇。小说中设计了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以克拉丽莎(1)达洛维夫人是其婚后身份，考虑到本文主题，本文采用其本名克拉丽莎。筹备晚宴为线索，描写了她一天的生活轨迹。小说中通过克拉丽莎的回忆、联想和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实现了三十年时空的跨越转换，深刻展现了其生存困境中的死亡、孤独意识，以及自我的迷失和来自外部的压制与束缚。另一条线索是因战争患上弹震症的塞普蒂莫斯的求医经历，塞普蒂莫斯最后因为恐惧被关进精神病院而自杀，其遭遇揭示了社会体制对人的迫害。当克拉丽莎在晚宴上听闻塞普蒂莫斯自杀的消息时，两条线索交织到了一起，克拉丽莎如同亲历死亡，两人的精神同体性得以彰显。伍尔夫在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里谈到该作时说：“我要描述生命与死亡，神志清醒与精神错乱；我要批判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运作的极端方式。”[1]248在此，伍尔夫通过神智清醒者克拉丽莎和精神错乱者塞普蒂莫斯的不同视角，揭示了人物不同层面的生存困境。以往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中，对于克拉丽莎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意义寻求，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揭示维多利亚时代男权制社会中女性既渴望自由平等又摆脱不开传统体制习俗的束缚时左右为难的处境；[2]运用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克拉丽莎的孤独、寂寥与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3]但是，对克拉丽莎的生存困境缺乏存在心理学层面的挖掘，没有揭示出人物困境所表现的超越时空和阶层的普遍意义；对塞普蒂莫斯的遭遇没有揭示出社会中的控制和压迫的实质，没有剖析权力统治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形态。因此，本文试图从存在心理学层面探究克拉丽莎的生存困境和社会学意义。克拉丽莎的生存困境主要表现为死亡意识、空虚与孤独，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痛苦与困扰，从存在心理学层面，这种困境都可归结为自我的迷失。本文由此重点探讨克拉丽莎生命中的自我迷失，从人际关系层面分析对于人的自由和独立性的压制因素；通过影子人物塞普蒂莫斯的遭遇，探讨社会中的人性罪恶与体制性压迫，追溯压制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深层因素。

一、克拉丽莎的自我迷失

克拉丽莎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养尊处优，本应感受到生活的恩赐与幸福。但在伍尔夫的笔下，她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时常因为生命中的各种困扰而陷入迷茫和绝望。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会发现这种生存困境的实质是自我的迷失，背后原因则是人际交往中形形色色的压制与束缚。

死亡意识与空虚是克拉丽莎的个体生命意识中时常萌生的感受。小说中的死亡意识与空虚是通过时间和人物的直接感受呈现的。其中钟声敲响了十几次之多，它不仅表现客观时间的流逝，还喻示着生命时光的消逝与生命的有限性，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死亡是无法摆脱的宿命。“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大本钟敲响前的悬心等待”。[4]4对于生活在其中二十多年的钟声，克拉丽莎依然保持着警醒，这种对时间的独特感受实质上是对于生命流逝的焦虑。柏格森认为，时间的本质在于绵延。所谓绵延，是指“在我自身之内正发生着一个对于意识状态加以组织并使之互相渗透的过程。”[5]绵延体现了意识之流、生命之流的本质，发自我们意识和生命的内部，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到，“每一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体验都是其纯粹自我的体验。”[6]因此，克拉丽莎对时间的担忧、焦虑，本质上是对生命的忧虑和关切，体现了她的生命空虚感和死亡意识。对于钟声和生命的这种关联，小说通过彼得的视角有过更加清晰的表述，“当圣玛格丽特的钟声逐渐变得微弱时，他心想，她生病来着，那声音反映了虚弱和痛苦。他记起来了，她有心脏病；突然变得响亮的最后一记钟声是死亡到来的丧钟，在生命的中途突然降临，克拉丽莎倒在客厅里她站立之处。”[4]45这种表述更是直接把克拉丽莎的生命体征和代表时间的钟声联系到了一起。

克拉丽莎生命中时时萌生的这种死亡意识与空虚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而孤独感又体现了克拉丽莎对自我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怀疑。对于死亡意识与孤独的密切关联，小说中通过大海和海浪的意象给予了生动的体现。大海深处让人产生的莫名的神秘与恐惧，海浪那永不停息的涌起和碎裂，代表着克拉丽莎对生命存在模式的感悟和理解，也体现了她的死亡意识，而这种意识又与孤独感密不可分。小说中写到，克拉丽莎不愿意对世界说长道短，感觉自己是个局外的旁观者，“在她看着出租车的时候，总有一种自己是远远地、远远地独自在海上的感觉；她始终感到活在世上，即使是一天，也充满了许多危险。”[4]8可以看出，生命的这种危险和不确定性，恰恰是由于心中的孤独感。另外一处对此关联给予体现的描写，是当克拉丽莎得知布鲁顿夫人只请理查德吃午饭而不邀请她时，小说中随后写到，“当她站在自己的客厅门外犹豫的那一刻，她会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犹如会使跳水员在跃入大海前产生犹豫的那种不安；他看到下面的大海时暗时亮，汹涌而来似乎有着巨大冲击力的波浪却只轻柔地划破水面，滚动着翻起海藻，旋即以珍珠般的细浪将海藻淹没。”[4]27此刻通过大海和波浪所表现的克拉丽莎对死亡的恐惧意识正是源于她的孤独感。未被邀请参加宴会，她感到震动，并不是由于她对宴会多么有兴趣，而是因为她需要从中找到自我的存在感，消除内心孤独。克拉丽莎在社会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理查德，布鲁顿夫人没有同时邀请她，无疑是对她存在的变相否定，因此小说中对于克拉丽莎的失望与痛苦有大段的描述。从存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对孤独的恐惧大部分是源于害怕失去我们自己的自我觉知的焦虑。”[7]人们孤独的心理根源是由于缺乏对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因此急需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被他人接受的程度来定位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克拉丽莎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宴会的内心震动，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克拉丽莎的死亡、空虚意识与孤独感都可以归结为自我的迷失，而自我的迷失也是克拉丽莎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的突出感受与困扰。所谓自我的迷失，是指由于自己的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不能从中感受到本真的自我，因而怀疑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这种感受在晚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晚宴是克拉丽莎表现她的社会角色、体验存在感的最重要场所，然而宴会上的克拉丽莎却成为矛盾的聚合体。她表面上沉醉其中，尤其是首相的光临让她倍感激动；内心里却深感空虚，觉得“在一定的距离以外这些是成就，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却不是”。[4]155因为此时她感受不到本真的自我的存在，而是沦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海德格尔这样揭示“常人”的存在，“每一个他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8]可以看出，这里的“常人”揭示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等规范对人的压抑和禁锢。一旦沦为“常人”，人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也就体验不到独立、本真自我的存在。生活中人们往往沦为“常人”却不自知，如同克拉丽莎沉湎于宴会的应酬时，不自觉地囿于传统习俗的桎梏，为宴会符合成功宴会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是，与“常人”略微的区别是，一旦有片刻的闲暇，生性敏锐易感的克拉丽莎又会对这样的沉沦状态发出隐隐的质问，进行自我反思。“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这样东西被闲谈包围，被毁损，黯然失色；每天在腐败、谎言、闲扯中逐渐失去它”。[4]164克拉丽莎在朦朦胧胧中感受到重要的东西就是本真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遗憾的是，克拉丽莎沦落在“常人”的生活方式中，每天在闲谈、谎言中失去了它。

克拉丽莎在社会中的自我迷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以往和当下人际关系的投射。这种投射首先表现为爱情与婚姻关系的投射，背后的实质则是男权社会的压迫。克拉丽莎和彼得曾经有过热烈真挚的感情，但最终她没有选择浪漫多情、思维敏锐的彼得作为终身伴侣，而是嫁给了只具有二流头脑、循规蹈矩的理查德。这种选择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克拉丽莎要保持自由而独立的自我。彼得以爱的名义侵害克拉丽莎的自由与独立，给她带来持久的伤害。彼得永远关注的是她灵魂中的缺点，他能看穿她，讽刺她具有成为世俗上流社会的完美女主人的一切内在素质。彼得给克拉丽莎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以至于“每当她想到他时，总是想起他们的争吵——也许是因为她太希望得到他的好评了”。[4]33彼得是社会的叛逆者，因其价值观、行为方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被边缘化，爱情成为他生命中的主要追求，女性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被完美化，因而被赋予了诸多美好的价值，甚至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他沿小径前行，仰望着天空和树枝，迅速地赋予它们以女性的特点；他惊异地看到她们变得多么地庄重；当微风吹动她们的时候，随着树叶隐隐地颤动，她们播舍出博爱、理解和宽恕”。[4]51作为精神寄托，女性在他的心目中代表着庄重、博爱、理解、宽恕等一切美好的品质。这个虚构的形象成为了他的标尺，他以此来衡量、评判和要求他所爱的女人，克拉丽莎正是由于不符合这种标准被他屡屡批评。彼得以爱的名义对克拉丽莎的挑剔与束缚，构成了压迫性的力量，也是克拉丽莎不能承受之重。另外，彼得对于女性所寄予的这种“厚望”，是男权社会把女性客体化的表现，“男人面对自身作为本质的他者确立的理想，他使之女性化，因为女人是他性的可感知的形象。”[9]246所谓仁慈、温柔、宽厚等品质，是男人把女人当作“有巨大诗意的实体，因为男人在她身上投射了他决定不愿成为的一切。”[9]249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彼得，却不知不觉地成为男权社会规范、约束女性的工具，令人叹息。克拉丽莎最终选择了理查德作为生活伴侣，然而在和理查德的婚姻中，“她具有他两倍的智力，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4]68因此，克拉丽莎婚后是否得到了她所要求的自由与独立？她所谓的自由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这恐怕是克拉丽莎没有深思的问题。

克拉丽莎自我迷失还来自于与基尔曼紧张关系的投射。在克拉丽莎的世界里，基尔曼的敌视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压迫感，这是来自不同价值观、信仰和阶层的压力。克拉丽莎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被基尔曼全面否定。基尔曼因为自己拥有知识、事业和信仰，鄙视克拉丽莎不作任何贡献，没有任何信仰，认为她来自最无价值的一个阶级——有钱阶级。基尔曼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与伊丽莎白朝夕相处，并引导伊丽莎白信仰基督教。最让克拉丽莎难以忍受的是，基尔曼和伊丽莎白在房间里关着门一起祈祷。基尔曼对她的敌视使她感到极大的压力，“克拉丽莎真的感到震惊了。这居然是个基督徒——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女儿抢走了！她能与冥冥中的神灵相通！她笨重、丑陋、平庸，既不亲切和蔼，又不宽厚仁慈，却了解生活的意义！”[4]112克拉丽莎认为基尔曼利用狂热的宗教信仰“抢走了”女儿的爱，感到非常痛苦。对于基尔曼征服欲极强的信仰和思想，克拉丽莎将其痛斥为吸取生命之血的幽灵和暴君。但是，克拉丽莎也承认，双方的思想本身或许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是由于上天的造化，双方处于不同的阶层导致的，假如双方互换身份，或许自己也会具有那种思想。基尔曼对克拉丽莎造成的压迫感说明，社会微观权力无处不在，尽管基尔曼身处社会底层，但是她的信仰和所掌握的知识照样可以对克拉丽莎构成一种压力。

二、社会中的人性罪恶与体制性压迫

患上弹震症的塞普蒂莫斯是克拉丽莎的影子人物，小说中这个角色的塑造别有深意，是克拉丽莎的自我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关于塞普蒂莫斯，在小说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这个角色。伍尔夫最初打算写达洛维夫人在聚餐会后自杀，后来她决定另外引进一个发疯的男人，给他安排自杀的结局。在1922年10月14日的日记里，她解释了新的构思：“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错乱和自杀的研究，通过神志清醒者和精神错乱者的眼睛同时看世界。[1]207这个所谓“发疯的男人”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的年轻人塞普蒂莫斯，他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自愿从军参加战争，战后却患上弹震症而陷入精神错乱。小说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的生活轨迹开始似乎一直是两条互不关联的平行情节线，但是临近结局时，两条线索交织到了一起。在晚宴上，当塞普蒂莫斯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并未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克拉丽莎，却如同亲历了塞普蒂莫斯的死亡。克拉丽莎因为直面死亡而看清了潜伏在内心的“生之恐怖”，她觉得赛普蒂莫斯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她的耻辱,深陷忏悔与自责之中。克拉丽莎由此“向死而生”，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实现了涅槃重生，塞普蒂莫斯死亡了的生命得以在克拉丽莎的生命中继续存在。克拉丽莎与塞普蒂莫斯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彼此的生活世界差异悬殊，两人从不同的视角透视着社会，却又体悟着同样的“真理”。具有敏锐易感的天性和反躬自省的良知的克拉丽莎，是以内部视角对社会体制和主流生活方式进行内省性的审视；塞普蒂莫斯则是以所谓疯子的视角从外部对人性罪恶与体制性压迫进行批判性的揭示。但是他们各自的关照和体悟却有着鲜明的对照与主题上的内在联系，彼此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以至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被吸引着去猜想‘那个社会化的贵妇人和那个微贱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人’”。[10]

伍尔夫在此精心刻画了一个疯子的形象，这种刻画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契诃夫《第六病室》和鲁迅《狂人日记》等均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杰作。这不禁使我们去思考所谓“疯癫”的文化意义，大凡先知先觉者，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往往都难免被世人视为“疯癫”，然而在他们的妄想性宣谕中，又总是包含着某种真理。正如福柯所揭示的，疯癫是以戏谑的态度揭示世界的真理，以梦幻的方式使人们得以自我映照，“它通过自己的幻想说出自身的隐秘真理；它的呼喊表达了它的良心。”[11]小说中围绕塞普蒂莫斯所产生的问题无一不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深刻的人性问题。

塞普蒂莫斯的焦虑与痛苦喻示的是社会中的人性罪恶。在塞普蒂莫斯的幻觉中，最让他难以忍受并激动地大叫的是埃文斯的出现，因为他无法面对死者。作为亲密战友的埃文斯在停战前夕牺牲时，塞普蒂莫斯当时“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反而为自己的无动于衷和理智态度感到庆幸”。[4]77因而塞普蒂莫斯在幻觉中的表现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忘却战友、忘却战争的内疚，他的思维表现了强烈的因果逻辑，是在疯癫的外衣下对自身的反思和人性的探询。不仅如此，这个人物映射的更是社会的病态和健忘症。当时尽管一战刚刚结束，但是战争似乎已经被人们忘却，除了儿子牺牲了的贝克斯伯罗夫人等人还沉浸在悲伤之中，其他人已经开始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了。“旋转着的小伙子，穿着透明薄纱衫的欢笑的姑娘，她们即使现在，在通宵跳舞之后，还在牵着可笑的毛茸茸的小狗出来跑上一会儿；就在现在这样早的时候，谨慎的上了年纪的有钱的贵妇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干她们神秘的事情”。[4]5这表现了社会对战争的遗忘、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和对造成战争之人性深处的罪恶的忏悔。社会中人类没有察觉的自身罪恶，在塞普蒂莫斯疯癫的世界里却是一清二楚，他对雷齐娅解释说人是多么邪恶；当他们在马路上走过时，他是怎样能够看出他们在编造谎言。他了解他们的一切思想和了解世界的意义。塞普蒂莫斯是一个洞察世间罪恶的哲人，众人皆醉他独醒，因而他必然感到孤独，为世界所不容。“如此说来他被抛弃了……这是充满了庄严崇高的孤独；一种有羁绊的人永远无法享有的自由”。[4]83塞普蒂莫斯疯癫下的痛苦、孤独乃至自杀由此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犹如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了承负人的罪所作的自我牺牲，[12]“他，塞普蒂莫斯，人类中最伟大的一员，最近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是来此复兴社会的上帝……是替罪的羔羊，是永恒的受难者”。[4]23这喻示着塞普蒂莫斯焦虑、痛苦的根源并不在于自身，他承负的是社会的罪恶。

塞普蒂莫斯求医的遭遇，揭示了社会中权力统治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形态，是披着理性、科学和知识等外衣，裹挟着利益和意识形态，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对人进行着控制和压迫。塞普蒂莫斯的心理创伤反映的是社会问题，对于他的心理平复，按照存在心理学的理论，需要一个有助于他建设性地面对焦虑和内疚的意义世界。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时期社会的内部堡垒本身处于一种混乱和创伤性改变的状态之中，那么个体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可以依据以应对它所面对的具体威胁。”[13]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塞普蒂莫斯眼中所看到的荒唐与罪恶的世界，恰恰是威廉爵士从中受益并要极力维护的“均衡”世界，“威廉爵士是这一切的坚定卫士。如果这一切使他失望，他就不得不支持警察和社会的善心……这些力量会负责将主要因出身低贱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压制住……他猛扑上去；他贪婪吞噬。他把人关起来”。[4]91这个所谓的“均衡”世界，具有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威廉是其中的巨大受益者，也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有力维护者。洞悉世界、揭穿真相的塞普蒂莫斯在威廉眼中属于异类，必然遭到压制。实际上，威廉眼中的均衡，不过是在知识、科学和理性的光环下，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等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复合体。威廉具有这种均衡感并擅长均衡术，他会精确地算计给一个病人多少诊疗时间，会建议病人到他开的疗养院去恢复均衡感；他因此事业兴旺，年收入有一万两千英镑。可以看出，威廉利用医生的权力和专业知识的外衣，为自己谋取了巨大的利益。按照世俗的标准，作为职业医生的威廉无疑是科学、理性或知识的代言人，但是，一旦知识和利益勾结起来，知识也就失去了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小说中不无鄙夷地指出，“他们每年赚一万英镑却大谈什么均衡；他们作出的判断不同(因为霍姆斯这么说，而布拉德肖那么说)，可他们都是法官”。[4]132-133因为他们的利益不同，他们的判断也就不同，这正是知识被利益绑架的结果。这时，所谓的科学与理性也已经沦落为赤裸裸的谋取利益的工具理性。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识的这种沦落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失去了独立性的科学、理性与知识，附属于利益、权力、意识形态等，沦落为统治者控制、迫害异己的工具，威廉对塞普蒂莫斯的控制和迫害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

小说中还表达了对隐形专制与压迫的警惕。小说中尖锐地指出，均衡还有一个姐妹，名字叫皈依，也是威廉的女神。“专爱引人注目、强加于人、欣赏铭刻在公众脸上的自己的面容。在海德公园角她站在桶上说教；她把自己裹在白衣中，假扮成同胞之爱的使者，带着忏悔的神情走过工厂和议会；她表示愿意助人，但渴望得到的是权力；粗暴地打击排除持异议者或不满分子……掩盖在某种貌似可信的伪装之下；如某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爱情、责任、自我牺牲”。[4]90

皈依代表着更加隐蔽的控制与压迫，权力的伪装可能更为巧妙，或者以“爱情”的美好形象出现，或者将自身藏匿于“责任、自我牺牲”的伟大外衣之下，还有可能是生活中其他各种大众喜欢的事物。但是，任何貌似美好的事物，一旦被架上神坛，就会在人的权力欲望下，以一种温和的、不知不觉的方式编织着牢狱，控制人的意志，改变人的信仰，扼杀人的自由，成为压迫人和束缚人的东西。

三、结语

克拉丽莎的生命体验、自我感的丧失与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禁锢、压制，揭示了人生命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克拉丽莎萦绕在心的美好初恋折射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塑造与压迫，富裕、稳定婚姻生活的背后，却是难以察觉的自由思想的丧失。尽管克拉丽莎养尊处优、身处社会上层，经济困窘中的家庭教师基尔曼也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狂热的宗教信仰给她以压力，使其陷入强烈的精神困扰。克拉丽莎的精神共同体塞普蒂莫斯的遭遇，揭示出难以察觉的人性罪恶和隐蔽的权力压迫。更加可怕的是，这些压迫却往往身着美丽的外衣。通过存在心理学层面上的挖掘和普遍存在的微观权力形态解析，作者伍尔夫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揭示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管是貌似得意的上流社会贵妇人，还是意志消沉的退伍兵，都难以避免恐惧、孤独与沉沦于“常人”中的自我迷失，都难以逃脱人际关系的压力，都难以避免社会权力在微观层面的压制。社会各种形态的微观权力无所不在，人人都难以避免权力的压制与塑造，这恐怕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人活着就难以避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