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讨论前沿生物技术领域安全风险治理，首先应当研究前沿生物技术领域创新可能产生或已产生的诸多安全风险问题或治理挑战，进而针对这些安全风险问题或治理挑战提出建设性的治理框架和应对策略。问题在于，如果对以往生物技术领域风险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反思，我们可能很难对今天生物技术前沿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治理挑战及其复杂性作出客观而理性的判断，更不要说构建出普遍适用且行之有效的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或治理框架。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旨在总结分析重组DNA技术实验、转基因农业技术创新和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安全风险治理的历史经验和基本教训，以期为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生物技术领域安全风险治理的规制体系提供经验参照。

一、重组DNA技术安全风险治理的历史经验

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Paul Berg)和他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因拼接实验，首次实现了不同生物体之间的遗传材料组合。他从感染猴子的病毒SV40中分离出一种基因，并采用化学方法将其组装在拉姆达噬菌体的基因组中。他原本计划将这种组合的杂合体基因组插入大肠杆菌，以观察其是否能正常工作，但却遭到纽约长岛冷泉港基因实验室遗传学家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的警告，理由是病毒SV40能让小白鼠和仓鼠罹患癌症，将这种病毒基因插入能存活在人体内的细菌中，可能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