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燕

内容摘要：向本贵长篇小说《两河口》书写了城郊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下的人生变革，从农民华丽变身为市民，挑战与阵痛使得农民市民化有了破茧成蝶的意义，城郊农民不仅打破了就业困境，树立了更宏大的人生目标，而且演绎出人生的新篇章。

关键词：城郊农民 市民 挑战 华丽转身

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一直以书写农村生活和关心农民命运为创作特色。他的长篇小说《两河口》（《民族文学》2020年第1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这方面特色。小说以西南大开发为背景，记录了我国西南地区城郊农村两河口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人生变革，书写了城郊农民向市民的华丽转身，表现了城郊农民在市民化中所遭遇的挑战，揭示了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展现了他们走向市民过程中的蜕变，从而显示较为厚重的主题内涵。

小说的第一个内容，是表现城郊农民在向市民化身份转型过程中受到的挑战，表现农民与市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揭示了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的艰难。小说表明，城郊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挑战了农民务农耕地的生活方式，农民不得不告别靠土地过活的方式，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两河口农民在搬迁后遭遇到的便是这一突出问题。两河口村农民以耕植为生。在老支书刘开顺的带领下，两河口农民开辟出百亩良田，解决了两河口人的温饱问题;在现支书丁有旺的领导下，两河口农民推广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办农家乐，收入更是可观。但无论是老支书刘开顺坚持的传统农业耕种，还是现支书丁有旺倡导的农业发展与时俱进，他们都始终坚持农民种植为生。这一生存方式为两河口农民带来了财富，却为农民市民化制造了困境。从经济形态来说，因为城市的经济形态更多是以非农业为主，城郊农民若固守原来的生存方式，他们选择新生活的半径就会缩小，从而增加了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的难度，所以市民化身份转型需要城郊农民告别原来的生存方式，走出土地。向本贵注意到，城郊农民的这一转型过程行进得十分艰难，但也看到这转型过程对城郊农民来说又是必然的，城郊农村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而城郊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也成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大势。同时，城郊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也挑战着传统农民思维——即以农为本的思想和安土重迁的观念，农民不得不放下他们对土地的执着，改变固执保守的生活态度。老支书刘开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刘开顺作为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里，耕种是不可丢弃的祖先传统，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因此务农是农民最正经的工作，而土地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舞台，甚至说是唯一的舞台，所以他更看重种植劳模杨广文，而不看好打自留地主意办砖场的伍福安。在刘开顺身上体现出，农民把土地视作传承民族精神文明的根，因此对土地怀有深切执念，他们坚持生命与土地的融合，反对人与土地的分离，这就形成了农民固执保守的生活态度。与刘开顺一样，大多数两河口农民深信土地是他们的根，认为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就是飘荡的浮萍，无依无靠，相对外出闯荡赚钱来说，他们更愿意守着自己的土地——难怪全村两千多口人竟只有周金柯一人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向本贵看到了农民在农耕小天地中的安乐，但也看到了农民传统思维对农民人生的束缚，更看到了城市化建设对于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积极意义。如商贸园建设不仅改变两河口农民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挑战他们的传统思维，帮助他们走出土地，打破他们安土重迁的观念，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实现人生更多的可能。

小说的第二方面重要内容，是表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型过程中的阵痛，表现农民面临新环境新生活产生的心理不适、茫然无措乃至一度的迷失，从而展现农民在转型路上的坎坷。通过小说的叙述可以看出，两河口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的阵痛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失去土地之后的就业困境。最初，大多数人的谋生之道不是卖苦力，就是从事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如丁有旺、刘发生与杨广文都属于这种情形。丁有旺，曾任两河口村支书，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也被领导们给予厚望。他尽管没有沉迷于赌博，但也未能走出迷雾，一度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瞒着家人悄悄在城里给人拖板车做苦力。刘发生和杨广文，一个曾是村副主任，一个是县里有名的劳模，却沉迷赌博，无法自拔，险些输得倾家荡产。清醒之后，刘发生先是去商贸园淘沙，后来又悄悄去城里拖板车，背上常留有长长的血痕。而杨广文则是进商贸园基建队混日子，只能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一家人糊口。而两河口人的迷茫显示出农民在向市民转型过程中的手足无措。在市民化转型中，他们放下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可又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和动力，看不清未来的生活。通过两河口能人的再就业困境的书写，向本贵旨在说明主要这样一个问题：农民市民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农民的帮助不能仅是经济上的赔偿，更要在生活上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两河口农民市民化转型的阵痛同时也表现为文化心理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如他们在这一时期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难以克服自卑情绪，对新身份和新生活充满焦虑。首先是他们物质生活层面的不自信。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市民都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吃惯了珍馐美味;而农民，则与鸡鸭共屋，吃食也不过是些粗茶淡飯。这种思想深种在他们头脑中，以至于搬迁后，他们找不到身为市民的安全感，觉得自己既非地道的农民，又非标准的市民。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在工人在嘲笑他们身为市民却还保持着农村养鸡养猪的习惯之后产生的过激反应。一时间，盘龙山上掀起了杀鸡杀猪的热潮。刘发生也顾不上母猪肚里的小猪能解决父亲的医药费的现实问题，宁愿毒死待产的母猪也不愿意再养它。另一突出例子是杨广文的消极怠工。杨广文对新生活充满了愤怒与不满。自进商贸园基建队后，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没有半点儿劳模的样子，逼得老板辞人、老婆差点自杀。总之，两河口农民的自卑、焦虑、不安与愤怒都是迷茫的表现，他们深知自己早已离开农民队伍，而自己又并非“真正”的市民，因此难免产生身份的焦虑。此外，他们对前路也多有忧虑，所以急切地想要适应新身份和新生活。这种适应的过程其实也是农民在城市中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过程。只有当他们从简单的物质迎合中解脱出来，摆脱焦躁不安的情绪，找到安定的力量，才能完成农民向市民的华丽转身。

小说的第三方面重要内容，是书写了城郊农民由农民到市民的华丽转身，并通过这城郊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表现了农民变为市民后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赞颂了农民坚毅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小说告诉读者，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最突出的问题是新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出路的寻找与探索。可喜的是，两河口农民最终克服了各种心理与实际困难，成功地实现了再就业，书写了人生新篇章，完成了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更新，自信迎接未来。自两河口村被规划为商贸园之后，丁有旺离开了土地，也有短暂的迷茫，背负着领导、家人殷切的期望却只在城里拖板车卖苦力，但凭借着不服输、顽强拼搏的精神，他筹集资金，招揽人才，创立两河口广告装潢有限公司，遵循诚信经营、尽美尽善的原则，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力图将公司打造为国际化大公司。杨广文，在生活的压力下重新燃起往日的工作热情，广交朋友，跟着石匠师傅学技术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而周金柯看中了两河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市场潜力，在两河口承包土地办水上乐园兼大型农家乐，为人们生活提供野趣。更有甚者，一些人抓住时机，学互联网技术办电商，把武陵山区的东西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农民的人生从未被限定，办农家乐的小农民，也可以成为商业翘楚，他们也有追求都市繁华的自由。正如向本贵在《两河口》创作谈中指出：“农民群众喜欢和习惯小桥流水，喜欢和习惯炊烟袅袅，喜欢和习惯风雨霜雪，花开四季，同样，他们也喜欢和习惯高楼大厦，喜欢和习惯车水马龙，喜欢和习惯车间的机器轰鸣，城头的霓虹闪烁。”[1]两河口农民的转型不仅是他们个人人生的飞跃，更展现了农民的无限潜力和他们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小说同时还着力表现了两河口农民在市民化身份转型中思想观念的更新，彰显他们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型中精神层面的华丽转身，展示他们从传统的农民思维中挣脱出来之后所树立的宏大人生目标。在商贸园建设之前，两河口农民生活大多是持传统的农民思维，以土地为主，把耕种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但其视野也局限在狹小的生活空间中。丁有旺尽管曾走出两河口，与县长同桌吃过饭，但骨子里仍是传统农民思维，即使被商贸园领导几次“敲打”，仍以把两河口建设成为地区的最美示范村为他工作的最大目标。创办两河口广告公司后，丁有旺看到了更大的舞台，以两河口卓越的企业家为目标，力图把两河口广告装潢公司打造成国际化的大公司。从最美示范村到国际化大公司的目标变化，体现出丁有旺这样的农民在向市民化身份转型过程中所表现的对自我思想观念的突破与人生境界的空前提高。向本贵在作品创作谈中还说：“丰润田地变迁，更有花开烂漫。”[2]小说中的此类描写，正是这一诗性描绘的具体生动展示。

参考文献

[1]向本贵.田地肥美花有时[J].长篇小说选刊，2020（02）.

[2]向本贵.田地肥美花有时[J].长篇小说选刊，2020（02）.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