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可心

内容摘要：在小说《芳华》中，严歌苓描写了七八十年代文工团成员的生活，在其中成功塑造了何小曼这个悲剧性的边缘人物。本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展开研究，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何小曼这一人物形象的行为成因和内心世界进行了透视。

关键词：严歌苓 《芳华》 何小曼 人格结构理论

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擅长运用细腻入微的笔触描写社会底层边缘人物，在小说《芳华》中，她创作了何小曼这样一个女性人物。何小曼作为一个青春故事中的“配角”，她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又是这个特殊时代中的特殊人群。集体排斥、亲情出走、出身差，无人关注，这一系列事件使她自然成为被压迫、被忽视的局外人，只能走上寻觅爱与自我的漫长人生路。本文将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何小曼的心理和行为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

一.本我——孤独压抑，渴望温暖

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把人的人格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人格的整体。其中其中本我就是“本能的我”，是人格中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结构部分，是人的活动的内驱力。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即仅仅追求自身的满足而无视其他后果。

童年时期的何小曼寡言又内向，但她也有两种主要的来自本我的欲望：充足的食物、家人的关心。何小曼的本我受到压制，是从童年时期开始的，由此造成的影响有两方面：生理方面，吃食上的短缺使她的身体发育状况欠佳，进而产生了对自己身材的不满;而心理方面，长期缺少父母的爱，使成年以后的何小曼无法与其他人建立正常、友好的平等关系，博取关心的方式十分激进。

亲生父亲去世，随母亲进入何厅长的家庭之后，何小曼的待遇急转直下，她只能被迫过缺衣少食的生活。当她不满时，她的母亲“泪汪汪地在床边坐一会儿”[1]以施压，结果就是何小曼的本我受到压制，“变得更懂事”，放弃所有明面上的反抗。但何小曼采用了曲线救国的方式来释放本我：偷厨房里的东西吃，装病以被母亲抱在怀里。这两件事满足了她的本我欲望，但她也付出了代价，她在家庭中的名声跌至谷底。

青少年时期的何小曼依然不合群，但此时她开始敢于做出弥补本我的一些行为。其一是求美。进入文工团前夕，她将母亲的旧绒线衫偷来改装染色，又将绒球塞进胸口充当乳房。其二是求爱。两性情爱在何小曼的心中一直是母亲为继父做出“牺牲”的形态，继父作为掠夺者属于本我所逃避的对象。而何小曼所爱慕的刘峰愿意触摸并托举她，且对她释放了罕有的善意，刘峰正与继父相反，是给予者和温暖的化身。作者严歌苓说：“应该说，《芳华》主人公是何小曼，何由于自身独特的身世，选择了悖逆雌性集体潜意识的情感归宿。《芳华》也是讲述了人性的迫害本能;何小曼是这种负面人性的牺牲品，只有这种牺牲品才能对于刘峰的善良产生强于一切的饥渴。”[2]何小曼对美和爱的追求都未得到完满的结局，但在小说的结尾，何小曼沉淀得越发有韵味，并和刘峰成为挚友，这既是对她的慰藉，也促使她的孤独和对温暖的渴望贯穿了她的一生。

二.自我——审时度势，隐忍退让

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处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它总是清醒地正视现实，遵循“现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从而挽救它免遭灭亡。自我的功能是在本我和现实之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趋利避害，将那些不被社会规范所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去，帮助本我躲开外部世界的威胁，为本我寻找一个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

何小曼受自我管控，從而形成了隐忍、谨小慎微、审时度势的性格。何小曼原本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新家庭中的低微地位，在弟弟和妹妹出生后，她更是只能艰难度日。除了忍受吃馊食等糟糕待遇外，她还自愿驮弟弟，因为“她爱看她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何小曼从被迫到自愿地服从家人的无理要求，甚至主动迎合家人，和“自我”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关系更大，作为家庭中的地位低下者，忍让和迎合是她让自己存活得更安全的方式。

自我仅是本我的一部分，是因接近外部世界、受其危险的威胁而产生的有利自我改变的那一部分。进入文工团后，何小曼迎合的对象从家人转向了集体，同时在认识到当时的社会风气之后，她身上自我的约束力更强了。

初到文工团时，她舍不得拆开母亲扎的“法国辫子”，直到解不开，只好自己剪成了奇怪的短发，被其他人嘲笑。她为了不被孤立，只能在大家笑话她的时候跟着一起笑。男兵朱克拒绝与她排练，她却“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众人对何小曼歧视升级的标志，是文工团成员发现了她衬衫下缝了黄海绵的乳罩。对形体美的渴求来自于何小曼的本我，而光明正大地展露这种渴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不被允许的。当何小曼的自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她便采取了用衬衫遮挡乳罩的方法，来躲避不必要的迫害。在被发现之后，她拒不承认，流下眼泪甚至号叫，也是因为她的自我意识到了一点：如果承认了，就会被文工团所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面对家庭冷暴力、集体欺凌，自我的约束使何小曼学会趋利避害，她的行为看似软弱，实则是保护自己免受更多伤害，一个审时度势，隐忍退让的时代边缘人跃然纸上。

三.超我——善良公正，懂得感恩

超我代表人的良心、理想和社会准则，是人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准则而形成的，要求自我按照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何小曼本质上是一个善良刚直的人，对自己所作所为善恶的评定客观公正，不受形式主义的流毒腐蚀，也绝不接受自己不应得的好处，这些特质构成她的超我。在战地医院，何小曼被授予“战地天使”的名号，但她认为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乃至因此精神失常。对于虚假报道，何小曼在心中暗自反驳;对于铺天盖地的荣誉，她“感到被伏击”。何小曼在受到过度赞誉时，超我使她意识到这不是她应得的，她心中便产生了愧疚感和沉重感，进而导致她精神崩溃。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时，主导她的也是她混乱的超我。她脸上始终带着“天使的微笑”，脸上的神情“无忧无虑，亲和善意”。[3]此时，何小曼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彻底混乱，她的超我承担的社会压力、自身压力都过大，无法规范自我，更无力压制本我。

何小曼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会记住自己的恩人，并在对方需要帮助时无私地伸出援手。曾帮助过她的刘峰离开文工团时，只有她去送他;刘峰晚年生活艰难时，她照顾了接近生命尾声的刘峰三年之久。何小曼照顾刘峰的目的，和她对刘峰的爱情脱不开关系，但更多是对老战友境遇的同情、对当年刘峰被落井下石的不忿和对刘峰的感恩，顺便替所有欠着刘峰情分的战友“还情”。刘峰作为小说中高尚人格的象征，超我主导着他的行为，何小曼在与刘峰的相处之中，超我也更多地被激发出来。刘峰不戴有色眼镜看待何小曼，在最需要她帮助的时候，也没有顺水推舟地利用她的爱意。何小曼心怀善意和感恩，也选择了与他携手同行。两人之中无形地划分了边界，但就是这边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刘峰不愿“和小曼如何”，是不愿欺负她;小曼不图刘峰的任何好处，仅仅出于爱和感激陪他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何小曼的一生当中，曾无数次被人歧视、羞辱，但却始终保持着人性里最纯粹的善良。

何小曼是一个因缺乏关爱、肯定和尊重而自卑的女性，她谨小慎微，在时代下苟延残喘，是被集体排斥在外的一个边缘人，但在命运铁蹄的蹂躏下，却仍保存着人性中的善良和感恩之心。严歌苓笔下有一批边缘女性形象，其中以文革为背景的有《天浴》中的文秀、《雌性的草地》中的牧马班成员们等。何小曼与她们不同的地方，在于她的寡言和怯弱;她不像严歌苓笔下的其他女性角色一样拥有美丽的外表，却还是在读者眼前绽放了一朵灿烂的人性之花。她缺少关爱的边缘人生，是特殊的时代和扭曲的家庭的产物，具有一定特殊性。梳理她的人格特征，理解她行为背后的意蕴，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那个时代中边缘人的隐痛。

参考文献

[1]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09.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徐胤译，精神分析引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4]舒晋瑜.严歌苓：我们被“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误导了[N].中华读书报，2017-07-26（018）.

[6]王谦.情感体验缺失下的困惑与救赎——严歌苓小说《芳华》中的人物形象“何小曼”解读[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04）：95+97.

[7]邓雨青.人性善的呼唤与回归——浅析电影《芳华》及其原著小说的人性书写[J].视听，2018（03）：72-73.

[8]王春林.个体经验与精神分析学深度——关于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J].扬子江评论，2018（01）：68-75.

注 释

[1]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69.

[2]舒晋瑜.严歌苓：我们被“平凡即偉大”的价值观误导了[N].中华读书报.2017-07-26（018）.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