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三个基本路径，分别是日本、法国和俄国。俄国渠道与中东铁路关系密切。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驿站。20世纪初，哈尔滨爆发工人运动并且发动了中国最早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十月革命的斗争亦在哈尔滨同样展开。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红色之路”到苏俄学习，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关系密切。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根本的区别。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首个场域，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之一。

[关键词]十月革命;哈尔滨;中东铁路;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4-0080-015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哈尔滨的早期传播，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比较全面性和描述性的宏观研究。然而，这些成果基本没有展开具体的微观研究，亦基本没有涉及外文特别是俄文资料和档案，并且，也很少使用和涉及地方及其他报纸，如《远东报》《国际协报》《滨江时报》《盛京时报》《申报》等。在某种意义上，这缘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等问题。此外，因受到其他资料的限制使得相关研究者难以进行深入的探究。随着近几年一些资料的发现和出版，哈尔滨俄国工人运动、俄国工人与中国工人的关系、两国工人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十月革命时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与霍尔瓦特的斗争、中国北洋政权与霍尔瓦特的关系及十月革命后红色之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进行比较微观化的研究。

一、自发与自觉：十月革命前中东铁路的建设与20世纪初哈尔滨的工人运动

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而逐渐形成的近代城市，“曾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1]26。哈尔滨城市的特质是中东铁路附属地。“《关于东清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契约》中有以下规定：第六条：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地、石块、石灰等项所需土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除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凡该公司之进项，如转运、搭客、货物所得票价，并电报进款等项，俱免纳一切税厘。”正是这一问题条款，“成为出现以铁路附属地（RailwayZone）为名的租借地的根源”。然而，“东清铁路公司的特异之处，是俄国对铁路附属地可以行使行政权”。铁路附属地是“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为铺设和运营铁路所需要的土地，可是俄国方面扩大解释了这一条款，开始收买以铁路车站为中心的广阔的土地。而且，最广义地解释和实施附属地的行政权（包括一般行政、驻军、警察、司法、课税、水上警察等行政权）。”从而，“贯穿满洲全土的T字形东清铁路附属地事实上成为了俄国的租借地”[2]。

《滨江尘嚣录》的作者辽左散人对此评价鞭辟入里，“查此条款，吾人果细细玩其味，可见当时俄人之奸狡，清廷命吏之敷衍昏愚也。夫所谓必需之地，其标准何在？恐任何人亦难确定。况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究竟其量何干？条文中均无因定之限制。东省铁路，延长数千里。年复一年，沙土石块，几时时必需，乌有止期。设俄人永远之藉口，取用砂石灰土，路线五里以内无之，则可延至十里;十里无之，可展至二十里、三十里，以至若干里。”以致，“俄人扩地之野心，绝无止息之时。是等条款，滑稽殊甚。凡有心人味之，当椎心痛恨而唏嘘不置者也”[3]8-9。笔者认为，铁路附属地与租界、租借地等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我国丧失了除领土主权之外的行政权，关于哈尔滨行政权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4]这是20世纪初哈尔滨中俄工人运动的“语境”。

在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20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首先是在俄国工人间肇始的，然后发展到俄国工人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最后是中国工人独立开展的运动。这涉及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和中东铁路总工厂的工人两部分。1905年，哈尔滨爆发了中国城市历史上最早的大罢工;1906年，哈尔滨工人发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1907年，中俄工人发动了中国最早的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1917年，中俄工人支持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

随着哈尔滨工业体系的建立，近代产业工人群体逐步形成。这“是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的。1896年6月，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哈尔滨为中心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同时，在松花江哈尔滨段的南岸修建了中东铁路附属工厂——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哈尔滨总工厂除俄国工人外，有中国工人1600多人。到十九（应为二十？——引者注）世纪二十年代初，中东铁路工人达到2.5万多人，中国工人有1.7万多人，是东北北部唯一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5]1。1900年6月，“中东铁路由直隶、山东等地招募中国筑路工人已达17万之多。中国工人‘日亟劳瘁，不得衣食，难以生存’。”[6]2012月24日，“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痛斥沙俄的侵华暴行。”[6]241903年，“中东铁路临时总工厂修建新厂房（1907年落成，正式定名为‘中东铁路哈尔滨机械总工厂’），全厂占地面积843000平方米，设有翻砂、铁工、机器、客车、货车、车轮、水箱、铆工、制材和电灯11个分厂，员工达2000余名。”[6]42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最先始于中东铁路工人。早在1905年，就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哈尔滨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7]35并且，“在哈尔滨的俄国工人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8]。1905年11月11日，“以铁路总工厂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为反对沙俄残酷统治举行了罢工，这是哈尔滨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大罢工。”[9]116这次大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哈尔滨成立，领导人Б·З（化名И·西林）。铁路机械总厂是该党活动的重要阵地。”同月，“哈尔滨俄国工人、职员召开大会，成立了由65人组成的‘特别罢工委员会’，决定参加全俄铁路大罢工。”其中，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被烧数次。是月27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引起强烈反响，中东铁路管理大楼第一次被烧。”1905年12月8日，“中东铁路‘特别罢工委员会’通电全线，宣布实行全路大罢工（罢工持续5年）。”是月11日，“那达洛夫再次下令，严禁街头集会，并公布‘禁止户外集会规则’。”[6]52中东鐵路管理局大楼第二次被烧。是月25日，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第三次被烧。

1906年1月29日，“铁路总工厂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工厂暂时关闭，解雇罢工工人200余名。”[6]54同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组织召开代表会议。会议指出：不仅扩大在俄国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而且要扩大中国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6]581907年1月22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工人为纪念1905年‘流血的星期日’，举行罢工。中国工人积极地参加了罢工。”[6]611907年春，“哈尔滨俄国印刷工人罢工。中国工人支援了俄国工人的斗争。”[6]69

“哈尔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城市”。自1907年起，哈尔滨工人曾经数次发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1907年5月14日，“俄历五月一日，哈尔滨商店、饭店闭店，工厂停工。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5000多名中俄工人在中国船夫摆渡的帮助下过江，在哈尔滨松花江十字岛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阿勃拉莫夫在集会上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并且，“哈尔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致电俄国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团：‘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节日，热烈拥护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愿与你们在为工人的事业中团结一致。坚决的战斗吧！我们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晚上，“中俄工人又在道里市立公园剧场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俄警察局派警鸣枪弹压。”[6]64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5]2。中东铁路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壮举，是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象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篇章”[10]。在《为莫斯科〈工人日报〉写的几句话》中，张太雷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中国工人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庆祝五一节，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和集会”[11]48。具体而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是在1921年，“平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同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07年哈尔滨的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只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而1921年的庆祝五一节游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张太雷的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当时哈尔滨的庆祝五一活动是有《盛京时报》等报道的。

据《哈尔滨纪劳动会演说事》介绍，“阳历五月初一日，为劳动者纪念大会，无论为商界工界，上中下等社会，凡以劳力得衣食住者，均于是日示威运动。俄历五月一日，哈尔宾埠俄国劳动者亦拟举行此会，然因俄长官不准，故未放在铁路租界内举行，而至松花江北岸聚会，共集三千余人。由午后一点钟至六点钟。演说者皆社会民权及社会革命两党。演说毕会散，颇为安谧。此后并拟在江沿公园内之戏园仍聚会，经某演说员阻止，恐与警察冲突也。晚间纪念会并未再次举行。乃晚九点钟，俄警察长带同俄边防队到花园，预备弹压，兵队甫进园，不识何人匿于鼓手楼后，向空中开放手枪（皆以此为侦探），警察长当令兵丁一并向空中开枪，于是戏园观戏者大惊，适总领事刘巴在此，大众当向要求转嘱警察长将兵丁带出，刘领事立刻转饬警察长将兵丁带回。至鼓手楼后之放枪者，亦不知何往，并无致伤一人，闻现已派裁判处某顾问官查办一切云。”（《盛京时报》1907年5月22日）《盛京时报》的这个记载与其他资料的介绍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俄国人在哈尔滨纪念“五一”节的考证》中，李忠义指出，“1907年哈尔滨举行纪念‘五一’节活动的，纯粹是在哈尔滨的俄国各界人士，没有中国人参加。”所以，1907年“不能算作是哈尔滨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但这次集会对第二年哈尔滨中俄工人联合纪念‘五一’节集会仍（乃？——引者注）至对哈尔滨日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笔者认为，《盛京时报》这个报道虽然没有报道中俄两国工人联合活动，但是，这说明5月1日是中國工人开展纪念“五一”节的活动。这样，哈尔滨中国工人独立纪念“五一”节要更早;5月14日俄历五月一日是俄国工人举办的纪念“五一”节集会。但是，实际上哈尔滨中俄工人不可能没有相互参与，可能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推理。

1908年3月，“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哈出版秘密刊物《革命思想》”。4月22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哈尔滨组织委员会创办《满洲工人》报”[6]73。同年5月14日，“哈尔滨中俄铁路工人在松花江对岸集会，第二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者万余人。”[6]741910年12月，“帝俄在哈搜捕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党员57人在哈被捕，7人被判苦役，21人被流放。”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哈尔滨商务学堂应届毕业生Л.М.加拉罕被捕，获释后回国读大学（后成为苏俄政府外交委员、驻华大使）”[6]93。

俄国二月革命是十月革命的预演，在哈尔滨的工人开展集会等支持二月革命。1917年3月16日，“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波及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铁路机械总工厂工人举行集会，并进行示威游行。”3月17日，“哈尔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社会民主党人科兹洛夫斯基、明斯基、斯特列尔科夫，社会革命党人沃伊弗维奇、列文斯基、阿列克山得罗夫，人民社会党人多勃罗夫斯基，立宪党人费阿尔科夫斯基等当选为代表，费阿尔科夫斯基当选为主席。”[6]133据《北满概观》一书介绍，“俄国革命之报达于哈尔滨，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其后自哈尔滨至沿线各地，为继续而来之革命消息所刺激”;俄国革命“在哈尔滨公表为三月十六日，各种团体，在市上示威运动，到处开会。哈尔滨市会，以乌曼司基参事会长为中心，讨论结果，仿俄国各地之例，决设哈尔滨执行委员会，十九日选出委员十二名，以律师亚历山大路夫为会长，组织委员会”[12]17-18。在这种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在欢呼俄国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也特别活跃。当他们听到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后，马上向同自己劳动和作战的俄国工人表示祝贺，并同俄国工人一起游行，参加总工厂俄国工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们把沙皇看成中俄两国工人的共同敌人，把俄国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13]51-52

4月，“哈尔滨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创办《劳动之声》报（12月26日停刊）。该报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宣传‘工党万岁’、‘民主大同’。”4月12日，“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捐款，援助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5月14日，“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中、俄工人联合货栈、商场、作坊工人举行罢工，高举红旗，抬着‘工党万岁’、‘民主大同’等标语，在秦家岗（今南岗区部分区域——引者注）教堂广场集会，游行示威，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6]135

在与俄国工人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中国工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付诸行动。1917年6月，“在哈各派俄国人相继组织‘工兵苏维埃’、‘将校委员会’、‘铁路职工委员会’、‘哈尔滨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会议委员会’等，斗争十分激烈。”7月21日，“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召开大会。留金在会上强调指出，‘只有将全部权力交工兵苏维埃，才能战胜反革命’，大会决议，派代表去彼得堡，要求罢免Д.Л.霍尔瓦特局长职务，不承认执行委员会是革命组织，即日起一切革命工作应归工兵苏维埃领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通过决议。”7月27日，“哈尔滨三十六棚、地包、八站、香坊、铁路印刷厂3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增加工资，实行罢工（罢工在全线展开，持续一个月之久）。”[6]1371917年9月14日，“中东铁路公司与铁路委员团发布通告，即日起为华工增加工资，华工与俄国工人实行同工同酬（以前华人工匠仅为俄工匠工资的八分之五）。自7月27日开始的华工罢工取得胜利。”[6]139

工人运动在哈尔滨的发展历程与俄国革命的演进关系紧密，哈尔滨的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是俄国有关事件的“缩影”。从1905年至1917年，哈尔滨的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和质变。自发运动是一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状态，自觉运动是有了理论指导和组织领导的形态。“哈尔滨的工人运动有别于其他地区，它从一开始就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和先进政党领导，因为哈尔滨这座新兴的城市，是中国最早广泛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接触布尔政党的城市”，“没有之一”。（《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内部资料，2015年）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呈现，缺少成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是列宁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首个场域。

二、传播与引领：俄国十月革命与哈尔滨及其影响

哈尔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战场”。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并发展到哈尔滨时，十月革命前原有的哈尔滨工人运动得以延续，并且十月革命后的“红俄”和“白俄”之间的斗争在哈尔滨得到延展。红白俄之间的斗争，涉及俄国苏维埃政权、俄国旧势力的代理人霍尔瓦特、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及中国北洋政府之间的博弈。十月革命前后一年，哈尔滨的人口状况是，1916年，哈尔滨市总人口是89751人，中国人45481人、外国人44270人;1918年，总人口157379人，中国人94000人、外国人63379人。其中，1916年俄国人34115人，1918年60200人。[14]俄国学者在《俄国的哈尔滨》一书提到，“1920年代，有20万俄国人来到哈尔滨”[15]14。

“1917年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终于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了巩固这个政权，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出了‘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和‘剥夺剥夺者’的口号，使大批旧俄贵族、工商业主、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妄图推翻新政权的白匪军队战败后都仓惶地逃离俄国。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作为沙俄政府的海外殖民地，自然也就成了吸纳这批难民的地方。”

[1]626月22日，“以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俄国工人为主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7月，在哈尔滨成立了俄国社會民主工党。”[6]42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消息几乎没有隔夜就传到黑龙江。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工人、革命士兵为之热烈欢呼和庆祝。”[7]35十月革命期间，“在哈尔滨的俄国工人革命士兵还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与盘踞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沙俄残余分子进行了斗争。哈尔滨的中国工人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为切断支援西伯利亚白匪军的运输线，曾举行多次中东铁路全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沙俄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有力地支援了俄国十月革命。”

[16]3

据相关档案记载，1917年俄国“政变之剧烈”使“俄国避乱之人，蜂拥而来，生活益窘，穷无所告，乃出于罢工”。哈尔滨“本埠历史，当以本年之政体变更，最饶兴趣，时维三月，俄国帝制推翻，一纸电传，万众欢跃，休业庆祝，结队游行，集议善后，革命赤帜，触目皆是，越数日，则有所谓政务董事会成立，乃由本地各机关代表组织而成，同时又有一兵士与工人组合之会，此二机关实掌本埠政柄，临于其上者，则为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将军，临时政府加任为政务司，初兵工代表之过激分子，屡欲伺隙生事，大局已呈险象，及七月间，过激派在俄京彼得格勒得势，消息传来，气焰益张，两机关遂形决裂，迨十月间，二次革命事起，大势益趋险恶，自是之后，政局紊乱，不可思议，兵工会欲独握大权，惟势力尚薄，不克济事，然放恣益甚，有稍持异议者，动以拘捕相吓，幸而若辈势力未厚，或中心自馁，威吓种种，未尝实行，其同侪至有恶其软弱无能而相率脱离者，惟此自命得势之党，屡欲倡乱，且放言无忌，故祸机四伏，有触即发，事变之亟，一至于斯，于是中国政府，乃命旅长陶祥贵，率兵入境，以保人民生命财产，平民之表同情于过激党者，惟少数无意识之徒，观于十一月间国会选举，该党所举之候补人，竟归失败，于此足以证其大失民望焉，是时居民，深恐两国之兵，不免冲突，谣言甚盛，卒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冲突乃见诸事实，是日侵晨，华兵环过激党之兵营，勒令降服，彼此枪击，互有伤亡，中有俄学生二人，竟遭无妄，而过激派某部分之首领，亦当场击毙，于是谈判始开，卒愿降服，过激党之兵，缴出枪械，数日之后，由火车运之于齐都及伊尔库次克二地”[17]。“过激党”即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档案也暗示了某种利益或者倾向。

关于十月革命在哈尔滨的具体发展情况是：“哈埠俄人原分新旧两党，地面大权全操之于旧党之手，该党以中东铁路霍总办为首领，新党中人均不服，拟趁俄京扰乱之际，将大权收归新党，然霍总办素孚众望，新党之计划难望美满效果，将有武力解决之消息。”（《盛京时报》1917年11月18日）11月7日，在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在权力归苏维埃还是相信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布尔什维克以50：82票不抵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会场，以示对妥协派的抗议。据《远东报》报道，“近日俄京电传社会多数党鼓吹反对政府谋夺政权，未必能达其目的，盖该党向与人民背道而驰，虽提倡反对政府，亦难得人民之同意也。况临时政府大权在握，以平定意外之变动，故该党终不能成功也。”（《远东报》1917年11月9日）据《北满概观》一书记载：“十一月七日，劳兵会开会，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以执委会为始，从各团体选出委员。于是自执委以及其他稳健派均为过激派所压倒。”[12]1811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铁路总工厂工人和俄国士兵集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集会通过了援助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等四项决议。”同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哈尔滨城防委员会成立，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副主席Ф.А.扬切诺克、书记Г.М.斯卡其克夫、布尔什维克党委会主席М.Н.留金、书记Б.А.斯拉文4人为委员。”11月11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组织2000名士兵和工人参加大规模示威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哈尔滨委员会发表《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俄国公民支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6]14220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工人和革命士兵召开大会，成立由15人组成的地区委员会，通过了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6]143

12月4日，“苏俄工农政府苏维埃主席列宁打电报给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和满洲采购管理局，指示‘夺取政权在自己手中，并在满洲里、绥芬河和哈巴罗夫斯克海关设置委员’，‘准许采购管理局对食品输出实行专营’。”[6]143-144列宁政府颁发命令逮捕东省铁路长官霍尔瓦特将军，于是哈尔滨温和派和过激派大起冲突。（《盛京时报》1917年12月7日）12月12日，“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解散在哈的所有反革命组织，宣布在中东铁路附属地自己是惟一合法的政权代表。对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宣布退出苏维埃，以示抗议。”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国权正式代表，所有彼国公共机关，均受该会监督”[18]。12月13日，“俄国苏维埃外交委员会复电哈尔滨工兵苏维埃主席留金，命令撤销Д.Л.霍尔瓦特铁路局局长职务，撤销特拉乌绍利特总领事职务，以苏维埃委员取而代之。”[6]14414日，“哈尔滨俄工兵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撤销Д.Л.霍尔瓦特及其助手在铁路管理局的职务，任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工人鲍里斯·斯拉文为‘主持中东铁路管理局政治与外交事宜委员’。”[6]144据《陶镇使亦将赴哈》报道，第三混成旅旅长陶祥贵镇守使“已于午前由吉来长，闻系哈埠需兵太多，已将部下统属各团签拨发，是日该镇使亦将赴哈，以便指挥保卫”（《盛京时报》1917年12月15日）。

12月16日，“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公民书：‘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政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委员会管辖，凡本委员会发布的政见即为正式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接管东清铁路及哈埠并所有俄国公立机关，总领事署亦在其内”[19]。12月17日，“哈尔滨俄工兵苏维埃发布布告，派普拉诺夫为驻哈领事，原帝俄驻哈副领事波波夫逃入吉林交涉局。”据《远东报》记载，即日“吉林陆军第三陶旅长奉孟督军之命来哈常川驻扎”，“此次共带来军队计：步炮及机关枪队混合四营”（《远东报》1917年12月18日）。12月18日，“何宗莲、张宗昌、陶祥贵、张南钧等到中东铁路管理局与Д.Л.霍尔瓦特等协商遣散在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军队事宜。”并且，“铁路联合会仍承认霍中将为铁路总办，自然不能卸责，其余办事权不能让出。”（《盛京时报》1917年12月19日）据《过激派发布命令》记载，哈尔滨陆军革命委员会（即过激派）于19日发布命令：“（一）革命委员会将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并拉齐诺夫及卡杂耶维齐两技师免职;（二）劳动会副会长斯拉温任命为中东铁道厅外交及政部长;（三）中东铁路总办及两技师之继任者附托铁道从业员同盟会选定;（四）任命布杂诺夫为哈尔滨总领事;（五）哈尔滨日报之记载，有害于俄国在极东之利益，并有鼓吹反革命之举动，应将编缉改委利由侵及知里伯鲁古二氏;（六）中东路迄总办及技师未选定间，暂委路次其大尉、乌握儿必诺夫少尉、补夫里散夫沃夫三人，补佐斯拉温鞅掌铁道厅事务;（七）以上之任免登诸新聞，俾众周知。”是日，吉军第三旅长及道尹对哈埠市民及中东铁路沿线居民宣布命令，“以华军保护内外人之生命财产及维持秩序，同时以埠头区域为中心迄车站，全市一律分布华兵，严重警备，各商店悉闭户，以防万一。”“观现势毫无主义之过激派军队，见此优势之华军，或不敢妄动，其结局，过激派之势力或将失败。”其中，“俄领事惧过激派之暴动，移至中国道尹公署，领事馆派华兵六十九名严重护卫，以故过激派犹未能抱其乐观，哈市空气依然险恶云。”（《盛京时报》1917年12月22日）

同月20日，“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照会俄公使，中国决定‘以势力赞助Д.Л.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22日，“哈尔滨市街华兵之步哨颇形，增加警戒极严”，“俨同宣布戒严。”（《盛京时报》1917年12月26日）并且，“江省鲍督军以哈埠起有风潮，已调遣步炮十营驻扎江北，以备防守。”（《远东报》1917年12月23日）23日，“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陶祥贵、滨江道尹兼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施昭常发布声明，中国军队驻哈尔滨。”[6]14526日，“中国警备司令部分派军队到南岗西八杂市和西大桥，解除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军559队和618队武装。西大桥一带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伤亡。”[6]146

据《远东报》记载，“华兵自调入租界以来，俄国多数党深知势力不敌，极为惶恐，惟该党首领留勤始终不稍退让，并鼓动俄军与华兵相抗，闻上星期六日留勤运动俄军作示威运动，幸俄军坚不认可，故未能成事。至星期一日，霍中将令附和多数党两民团解除军械遣送回国。次日各军一律认可，无如留勤又在晚间开会，劝诱各军不交军械，于是星期三日早，华兵分赴江沿秦家岗兵营，要求俄军交械，否则将用武力，该党兵队见势不佳，首先开枪，因之混战二十分钟，俄军悬挂白旗，并抬出子弹枪械，始底于无事。是日午后，道尹、总司令齐至铁路公司交涉。闻霍总办以俄军先开枪向总司令、道尹等道歉，各国领事亦极满意。并闻中政府曾向铁路公司总办声明，中政府绝无野心，此次派兵纯以卫护地方治安为主，华俄两方面死伤兵士不过一二十人，平民学生死于无辜者亦仅数名，现在俄军交出之枪炮，一律运往华界，拟不日遣送多数党军队出境，从此哈埠安宁不至有危险也。”（《远东报》1917年12月28日）《总司令之布告》显示，“中东铁路警备总司令陶为布告事照得本司令督率军队驻扎哈埠……保护中外人民。近因广义派设立机关，扰乱秩序，经谕令该派军队从速解散，缴械出境，业于本月二十六日派队前往，将各该营枪枝子弹点收讫，所有该派军队亦已遣令回国，现在秩序回复，地方静谧，一切善后保安事宜均由本总司令分饬办理，次第施行。”（《远东报》1917年12月30日）这反映了俄国旧势力代理人霍尔瓦特、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与中国北洋政府的复杂关系。

对此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哈尔滨和中东铁路路区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一部分，苏俄无权在中国境内组织武装进行夺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路区内建立武装组织并进行夺权，同样也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违背了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基本准则。”[20]70第二，“俄国无产阶级无权把苏维埃政权简单地照搬到属于中国领土的中东铁路路区，并宣布苏维埃是‘国家政权的正式代表’。这里所说的‘国家政权’显然是说的俄国国家政权，而不是中国的国家政权。因此，1917年12月4日由列宁签署的苏俄政府的电报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路区进行夺权，显然是不正确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20]70第三，“北京政府在1917年12月采取的收复中东铁路路权的行动则是正义的，是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当行动”。北京政府派兵驱散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为了借此机会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20]71。

笔者认为，首先哈尔滨是中东铁路附属地，“沙皇政府攫取了在中东铁路路区内设警、駐军、司法等权利”，这表明侵犯的不仅仅是中国领土主权。“路区”掩盖了“铁路附属地”的实质，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我国仅仅保留了“形同虚设”的领土主权。然而，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一部分，哈尔滨丧失了行政权、司法权与警察权等重要主权，“中国军警不能径入路界”[21]229，哈尔滨俨然成了俄国的一块“飞地”。这是因为“中东铁路界内治理权，一误于合同条文解释不明，再误于议事大纲未能实践。而公司先于庚子拳乱之倾，自由占地，设警置防，权势伸张，匪伊朝夕。嗣经续订购地合同，量予限制，则已狂澜莫挽，覆水难收，又为权不我属之主因”[21]231。

其次，哈尔滨是俄国旧势力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是俄国旧势力在中国的代表。十月革命在哈尔滨的开展，就是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向俄国旧势力即霍尔瓦特及其控制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夺权，获得城市管理权。后来列宁亦表示放弃沙皇政府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权。这两点实际暗含同一观点，十月革命前沙俄政权与十月革命后俄苏政权都是对哈尔滨及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主权侵犯，但是后者是苏维埃政权。

再者，北京政府实际上是与霍尔瓦特合作或者协作，而不是支持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北京政府收回路权是正当的，然而采取的方式或者方法是有所企图的或者有预谋的，对俄国革命的发展没有预见性，持一种观望态度。“现在俄国党派水火，争揽权位，霍总办为新党所反对，实权尽失，但拥空名。默料将来关于路界交涉问题，缘彼中职权不明”[22]。中国地方政权及官员与中东铁路管理局及霍尔瓦特的“媾和”，“绍常往晤霍中将，告以我国路权所在，只有认定合同办事，其他无论何人或何机关，未经政府承认者，倘有干涉路事，一概视为无效。霍无实权，但言铁路一方面现拟集一大会，以抗彼党，拟将彼党渐渐驱之出境。”[23]这使北京政府自身丧失了收回路权和主权的时机。这也说明“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这亦造成了后来我国收回中东铁路附属地及哈尔滨主权的“复杂化”。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是，当时我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即使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但是没有建立政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苏联是与国民政府签订条约，实施“中苏共管”。

当时有的中国地方官员也看到了一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中东铁路督办的缺位。“由政府速派督办，克日赴哈，以资应付。其利有二：一、俄、德媾和未公布前，协约国对俄方针犹未确定，我若收回路权，尚嫌过早。督办统辖全局，则路权无异收回，一也。二、该广义派奉令接管，势将一切不顾，我据合同派一督办，名正言顺，足以夺该局之气，二也”[24]。但是，“查中东路约，事出中俄合办，中国应派督办一员总揽路权，用人行政统由督办主持。历来放弃，未审始于何时？兹欲挽回特权，救纷止沸，非履行合同，由中国特派督办不可。”并且，“派大宗军队前往弹压，并向彼派宣言，不按合同办理不能承认。”[21]246-247事实是“东省铁路督办一缺，在许文肃故后，迄未接派”，许文肃即中东铁路第一任督办许景澄。[21]2481900年7月28日，因极力反对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派出官兵攻打外国使馆并对外宣战，他惹怒慈禧太后被处死。但这时再设立督办“为时已晚”和“积重难返”，霍尔瓦特已经在哈尔滨“统治”十余年。并且，北京政府1918年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力图阻止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中国的传播”[25]31。

1918年，哈尔滨延续了十月革命引发的斗争，包括白俄与哈尔滨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国争取城市主权的斗争与中俄工人运动。1918年1月5日，“Д.Л.霍尔瓦特以‘护路’为借口，令萨摩依洛夫招募蒙兵3000余人，企图恢复其势力。”“哈尔滨铁路机械厂爆发了以中国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工人们以要求增加工资为理由，展开了斗争（1月23日复工）。”[6]138据《远东报》报道的《三十六棚罢工风潮》介紹：“三十六棚华工自昨日起罢工，因之铁路公司困难万分，本埠商业、粮价亦受极大影响，铁路火车之不足已觉束手无策，更有华人罢工风潮，铁路公司尤觉危险万状。现在停止修理火车，铁路公司不得已停装粮石货品。本埠之粮商亦受一大打击，然而华工此举未必不有害于哈埠商务，也闻铁路公司极愿设法通融，华工亦不可固执己见，如与公司议商，自有效果。”（《远东报》1918年1月6日）另据《华工罢工风潮》详呈：“本埠三十六棚华工罢工已有数日，要求除加薪及工党加津贴外再加增原得之薪水，因之铁路公司无以应付，现在运货之减少不及往日万一。粮石出口者更无希望，而华工更继之以罢工，哈埠之前途不堪过问矣。汽车厂不发汽机，装运货品亦因之停止。虽云罢工有复元之日，而商务上之损失，万难回复，岂工人一方面必欲铁路停止，专发给工人之薪津乎。若商家商务萧条，各执事人一味要求加薪，亦断无是理。本报以为，长此罢工，各工人亦无利益可言，况俄国工人纷纷代替华人作工，并发出汽车数辆，且近日内因罢工风潮，本埠积压火车七十辆，一律拨至八站卸货，改装粮石。如此罢工之华人未必有能要挟之能力，徒以数人之鼓惑，多人皆受其累。”（《远东报》1918年1月13日）据《罢工风潮平静》显示，“本埠三十六棚华工匠人罢工之事，刻已圆满解决。”（《远东报》1918年1月23日）

3月，“俄国西伯利亚白匪自治临时政府，从托木斯克逃迁哈尔滨，寻求列强支援（后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6]1513月5日，“Д.Л.霍尔瓦特拟借远东反革命势力组织白匪政府，招募华兵3000余名，被警备司令部遣散。Д.Л.霍尔瓦特匆匆进京与俄国驻华公使密谋办法。”[6]1504月24日，“在哈白俄组织‘远东护国卫法团’（即‘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会议委员会’）得到驻哈领事团的支持，公布该团‘政策’，共分5条，其中包括‘组织一部分强有力之军队’，‘竭力协助组织西伯利亚及远东特别政府’等。”[6]153关于哈尔滨的白俄和白匪军问题，首先霍尔瓦特是俄国旧势力在哈尔滨的代理人，白俄和白匪军基本上是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来到哈尔滨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很多俄国童子军和白匪军，离开俄国来到中国”，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班鸠诺夫就在“中东铁路各大站组建童子军”，也参与童子军活动。[15]230

5月1日，“哈尔滨中、俄工人分别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游行的中国工人举着红旗和标语牌，部分中国士兵参加了游行。中、俄两支游行队伍在尼古拉教堂广场汇合集会。俄国工人、布尔什维克党员丘马克和伊留申在会上演讲。”[6]1546月16日，“‘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委员会’（‘卫国护法团’）、‘民国自由党远东会议’等白俄团体在南岗尼古拉教堂广场为协约国军举行祈祷大会”。6月18日，“‘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委员会’、‘西伯利亚自治会’、俄国国民会议旅哈议员、俄下议员等帝俄残余及临时政府代表在哈尔滨商务学堂集会，呼吁协约国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6月20日，“在哈帝俄残余势力代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官员以及孟什维克在劳动俱乐部第二次集会，通过七条所谓‘决议’，吁请协约国出兵干涉苏维埃”[6]156。

9月2日，“哈尔滨联合罢工委员会宣布举行罢工，阻止协约国运兵干涉苏维埃，援助后贝加尔苏俄工人。哈尔滨铁路总工厂首先罢工。”三十六棚中俄工人开始罢工后，“在三日早晨就迅速地扩展到中东铁路全线。火车司机、车站职工、车长、电报员、电话员、机车库全体工人、线路处市区工人、八区货栈工人、哈尔滨运转处下级职工、材料厂煤厂工人、铁路印刷厂工人等都加入了罢工。当天，八列客车、三十二列货车全部停运。铁路机关报《满洲通讯报》也因之停刊。”[13]653日，“哈尔滨铁路机务段、香坊铁路印刷厂、哈尔滨车站、香坊车站、电信电话局、材料厂、八区粮库、铁路运行系统等工人纷纷罢工。”[6]1615日，“中东铁路检路和信号工人、铁路医院医务人员、发电厂工人罢工。铁路运输完全陷于瘫痪”。6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等处罢工工人召开大会，提出恢复民族自由，不得强迫工人为谢米诺夫修理装甲车等5条政治要求，并决议继续罢工。”[6]16212日，“为期10天的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基本胜利;铁路当局损失150万卢布之多，严重地打击了协约国干涉军，延缓了运兵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俄红军。”[6]1631918年10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建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三十六棚维持会，与俄国职工联合会一起领导工人的工人运动。”[5]2

俄国十月革命与哈尔滨的关系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十月革命是中国逐渐收回主权的滥觞。据《要求放逐过激派说》介绍，“中国政府曾向霍尔瓦特将军要求将过激派之巢窟，俄兵第六百十八大队及五百五十九大队全行祛出北满，并将中东路完全夺归中国”。另据《准备收回中东线》记载，“中国为镇压过激派出兵哈埠，今闻又拟出兵于中东路沿线，以充守备”，“乘此机收回中东线以恢复以国权”（《盛京时报》1917年12月26日）。据《中东路政治督办》表明，“自哈尔滨及中东路附近警权收回以后，国内舆论即主张撤回路权，在土地名义上及条约权力上均为当然之事，且不收回路权，日后关于警备政策，亦难贯彻终始”（《盛京时报》1917年12月30日）。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东省当局递次收回了被中东铁路攫取的司法、军警、邮政和地亩等利权。1921年初，奉大总统令成立东省特别区，设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1923年又成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收回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然而，哈尔滨市公议会并未能根本改革，市政权仍操诸俄人之手。”[26]据《北满与东省铁路》介绍，“东省向无特别区，有之则自民国九年九月，凡东省铁路沿线一带之地，划归管辖。”[27]据《滨江尘嚣录》一书记载，“特别区者，东省特别区也”。哈尔滨“虽为斯地之总名称，但其行政区域，则可分为特别区，与滨江县两部。以哈埠全面积论，滨江县治域，不过占其七分之一耳;其他七分之六，均为特别区境域”[3]8。

三、奠基与创建：十月革命后“红色之路”、哈尔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学界基本有三种说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理论开始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大概就在20世纪初，这个理论也传到了古老的华夏大地，而且它的理论力量就体现在，它是多渠道传入。从今天回头来看，大概至少有三个渠道。最早的是我们称作日本渠道，20世纪初，一大批留日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陆续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一些思想片段，包括《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一些片段传入中国。同时大概在五四前后我们有一批留法的学生、知识分子，其中大家也都知道，非常有名的，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朱德等等，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二个渠道。接着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渠道，我们一般称作苏维埃俄国，这个渠道也同样重要，不仅传来了理论，而且开始给我们党培养了很多人才。”[28]毛泽东主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9]，具有深刻内涵和指导意义。

关于俄国渠道，由于“中东铁路的枢纽在哈尔滨，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亦称红色丝绸之路）。这条‘红色之路’不仅拓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渠道，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十月革命后，中国一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探索中国未来，纷纷来到哈尔滨，经中东铁路赴苏联学习经验，哈尔滨成为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9]192。哈尔滨既是俄苏到中国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到俄苏的一座驛站，“走出去、引进来”，呈现一种双向互动的格局。同时，哈尔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场所。需要说明的是，这条渠道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应该直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苏联归国途中曾视察哈尔滨。50年代后期，156个苏联援华项目中有十来个落地哈尔滨，大批苏联专家来到哈尔滨。

由于中东铁路的建成，红色之路“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相通，成为连接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条道路与古代丝绸之路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加‘红色’二字。这是因为这条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色之路虽然比丝绸之路形成较晚，但所起到的作用确实很重要。如果说，有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同亚、欧、非各国人民建立了历史悠久的友谊的话;那么通过这条红色之路，拓宽了马列主义的传播渠道，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迎来最早的社会主义曙光”[16]1。并且，“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经常派人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当时来中国的路线，主要是通过中东铁路经过哈尔滨去关内，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不断从四面八方来到哈尔滨，然后通过中东铁路奔赴苏俄。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一条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作为中东铁路重要枢纽的哈尔滨，成为这条红色之路的必经之地。实际上这条红色之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形成，但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16]2这说明，“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根本的区别”[30]。在这个意义上，哈尔滨是中国最早传播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些苏俄革命者或者应邀，或者奉派，陆续来到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甚至进行国民革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维经斯基、加拉罕、越飞、布尔特曼、马林、鲍罗廷。”同时，“中国的革命者沿着红色之路，来往于苏俄和中国，或学习，或考察，向俄国寻求中国的理论和方法。”[31]19

俄国青年革命者布尔特曼“1917年在哈尔滨从事反对沙俄统治者的斗争，参与组建了哈尔滨俄国青年学生联盟，发动在哈尔滨的青年学生反对沙俄统治者的罢课斗争”。李大钊称赞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委派为驻中国代表，通过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入境，经哈尔滨到北京，其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25]430。1923年，曾经担任苏俄政府副外交委员的加拉罕，途经哈尔滨到上海，“哈尔滨人民忘不了他的两次对华宣言”明确表示“放弃沙皇政府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权”。[31]19-20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更有大批俄共（布）党员干部被派到中东铁路工作。哈尔滨和中东铁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领导下，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7]36。海参崴亦是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驿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苏兆征随船到海参崴等地，亲眼目睹了革命后的苏联，深受鼓舞，开始阅读有关新文化的书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32]1920年10月16日晚，张太雷“在天津与将赴苏俄访问的北京《晨报》记者、原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同学瞿秋白亲切长谈”[11]328。1921年春，张太雷“赴伊尔库茨克，三月到达，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党对远东的革命运动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支援。”[11]329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张太雷强调，“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工人也开始觉醒。”[11]2

1920年，瞿秋白远赴莫斯科，去时在哈尔滨滞留50余天。这也给他一个全面了解哈尔滨的机会。“在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33]43。在《饿乡纪程》里，瞿秋白写道：“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堡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人拥挤得不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33]43-44据《远东报》的《俄工又开会议》报道，“本月七日上午十点，铁路俄工在三十六棚大白楼开全体会议，到会者数百人，第一分所所长带同警士及翻译前往监视至午后会散，该所长始行收队归去。会中所议容访明再志。”（《远东报》1920年11月9日）1920年11月16日《远东报》宣称，“中东铁路界内多数党近日运动甚力，除利用报纸鼓吹外，并到处演说多数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1918年7月至11月，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宣扬十月革命的价值和意义”[34]。根据四卷本的《李大钊全集》，笔者查找到李大钊与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章：第二卷中包括《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1917年3月19日—21日）、《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1917年3月27日）、《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年3月29日）;第三卷含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俄国革命与文学家》（1918年7月1日）、《俄国某诗人对于青年之训语》（1918年7月1日）、《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年）、《庶民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1日）;第四卷涉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在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讲演》（1922年11月7日）、《列宁不死》（1924年3月30日）、《苏俄民众对中国革命的同情》（1924年11月10日）、《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1926年1月21日）。

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李大钊指出：“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義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35]125-126在《在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讲演》中，他总结道：“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的影响：有四种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35]127在《庶民的胜利》里，李大钊赞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36]256;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强调，“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36]2631924年5月，李大钊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路过哈尔滨，并住在道外的“宏昌茂”杂货店。期间，白天考察工人运动，晚上与人交谈，了解哈尔滨革命情况和宣传革命思想。回国经过哈尔滨时，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经济建设情况，并断言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1918年具有革命色彩的“东华学校”建立。邓洁民与周恩来、李大钊和张西曼等是同学、老乡或挚友。邓洁民与周恩来的关系密切。周恩来多次来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或者途经哈尔滨，都住在邓洁民家或者东华学校，向学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是哈尔滨党组织在1923年创建。这是“东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标志着哈尔滨及东北地区的斗争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新阶段”[5]5。第三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哈尔滨成立“秘密接待站”，成功协助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导人顺利出境到达莫斯科。[37]在哈尔滨红色遗迹金剑啸烈士曾经创办的“天马广告社”，中共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已对这些红色记忆进行了展览。

总之，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而逐渐形成的近代新兴城市。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俄国渠道的一个“中转站”。十月革命前，哈尔滨的中俄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展反对俄国或者其代理人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哈尔滨是俄国十月革命在国外的“再现”，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内地的“中转站”;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成为苏俄革命者到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者到苏俄学习经验的“中转站”。因此，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和实践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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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娟〕